欣见我的朋友张先生（下称作者）的学术访谈录再度结集出版，并以《远见》为书名，是《见解》的续作。作者虽年轻，却已是中国大陆杰出的资深记者。我们结交多年，承其雅意，嘱我在出版以前写些读后感，我觉得义不容辞，便不假思索答应了。事到临头却迟迟不知如何落笔，因为他的访谈涉及纵横广深，往往不是我的学力范围所能置喙的。但我感觉《远见》的书名取得甚为贴切——如果必须找出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远见"，因为访谈的内容除了趣味盎然，尤深具启发，为当今学科孤岛化和碎片化带来清新的横向联系，它透露的真知灼见与生命历程对有志青年更是思考的典范。（按，姑隐作者本名。《远见》数年前已由出版社完成编辑、校对与排版，唯该社高层突然出事，以致许多书未能付梓，本书只是其中之一。）
（甲）其人
作者是知识型记者。他在报馆编辑文化评论版以外，另辟蹊径，与学术人和文化人从事深度访谈。这类知识性访谈目前在中国开始受到瞩目，作者是其中的佼佼者。为此，容我先从传播研究的专业角度，约略述评我对记者、新闻和媒介理解的脉络，接着我将为作者独特的角色与风格提出观察，不妨视为小型的个案研究。
记者的天职是采访新闻。从前有人说"新闻"（news）是东（E）西（W）南（S）北（N）的组合，也就是记载社会的众生相，以致民国初年出现"有闻必录"的说法。"有闻必录"是对新闻本质的一种浪漫、粗糙而不实的想像。其实，清末民初时期记者的地位低落，被视为仕途失意落魄文人的归宿。林语堂（2008）批评上海的大报"《申报》编得很滥，《新闻报》根本没编"，因循守旧，只以一些无聊的消遣性文章充篇幅。根据他的统计，直到1922年《申报》新闻占不到报纸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国际新闻只是新闻的百分之四（页146—147）。别的不说，以如此微不足道的篇幅，怎么可能"有闻必录"？迨至1930年以后，记者连同律师、医生、教师开始建立职业团体意识，继而引进美式新闻教育，新闻才逐渐成为中产白领阶级的行业。其后数十年各种风起云涌的变化，则自然无法在此详谈了。
无论世界和科技如何变化，记者和新闻媒介的注意力必然是挂一漏万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有闻必录"。纵然今天网路和新媒体这么发达，提供几乎"无限的"篇幅，也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何况媒介要报导的只是"重要的"新闻。至于何谓"重要"，五十年来统称"媒介社会学"的各种研究细致地显示，记者、新闻和媒介的文化生产都具有或显或隐的选择性，若以镜面为喻，它们不是被动的"平面镜"，而是一面主客交融所建构的"棱形镜"：从微观的层次说，记者的出身、周遭环境和思想背景不同；从中观的层次说，记者必须接受媒介组织、专业伦理和新闻规范的约束，其力量往往淩驾个人的差异；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媒介和权力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说，不是虚无地否定新闻为全不可信。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新闻我们也不妨抱着"合理怀疑"（healthy skepticism）的态度，永远戒慎恐惧，以求尽量接近"真相"。这个"真相"有历史性，内容和价值并非一成不变，而且"横看成岭侧成峰"，但在特定的时空内应该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蕴涵社会价值和共识基础；不同的诠释社群即使观点不一，经过彼此善意的沟通，也能求同存异。
这个基础上，媒介不啻是民主公共生活的核心：它是社会沟通和折冲樽俎的场域，被动地反映社会利益和意见的竞争与整合；它也主动界定社会局势，建构社会意义，成为连接社会整体与部分的黏合剂。但因为人类社会不完美，记者和媒介所报导的新闻当然也不完美。近年来，西方媒介专业主义的性质在中国引起学界诸多辩论，可惜双方往往自说自话，有的根本聚焦失准。西方媒介专业主义在历史格局内发展出一套实践性的理念和技术规范，力求新闻的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究其背后则是深植于社会的恒久价值之上。我在接受《经济观察报》（2020年6月30日）的专访中指出："媒介专业主义是'体制内改革'，不是体制革命，更不是乌托邦，而是用务实方法来处理不完美的人类社会。"对媒介专业主义当然可以有正反的判断，但若漠视这个本质，整个讨论必属浮游无根。
一百年前，李普曼的《公共舆论》（Lippmann, 1922）允称美国第一部重要的传播著作。他信奉当时当道的进步运动，以科学和进步为圭臬，认为媒介必须完整反映或呈现外在世界，并转化为人们脑中的图像。但因现代生活复杂万端，媒介内在缺陷使之依赖刻板印象进行报导，而有组织的公关机构又复盛行，致使一般民众受到蒙蔽。他提倡由特殊、独立的专家精英阶层（例如国家统计局的专家）为媒介和民众阐释并解惑公共事务。（他生前，杜威与之针锋相对，主张透过社区民主沟通建构现实，而不是由专家经由媒介指导舆论方向。他死后，萨伊德撰文批评李普曼是权力圈内的"使节"，也是"美国世纪"的鼓吹者，兹不具论。）后来，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et al., 1944）原以为媒介如魔弹，可以直接影响受众的态度或行为，不料他做的美国第一部经典性传播效果经验研究《人们的选择》发现，在总统大选期间，媒介的资讯主要透过中间的"意见领袖"加以吸收过滤，再传播给一般民众，此即著名的"两级传播论"。此说已被大幅修正，我回顾这段历史旨在指出：拉扎斯菲尔德建立传播效果的主流范式，在思想上原来与李普曼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是为一般人所忽略的。
接着，我想在这个脉络下，谈谈在我心目中本书作者（和同类记者）扮演什么角色。作者是记者，而且是知识型文化记者，顾名思义就是"外行中的内行，内行中的外行"。他在学者、知识人和文化人之间穿针引线，犹如飞舞于文化花丛间采蜜的蜂蝶，再把酿成的蜂蜜以文字分享给知识群体的同好。这里我不禁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六七十年前《纽约时报》最负盛名的时评专栏作家雷斯顿（James Reston），他说他的评论是"写给中西部的大学教授看的"。雷斯顿是周旋于华盛顿权力圈的"意见领袖"，企图以其评论影响知识阶层的意见走向。作者诉求的读者也是知识人，但他没有这般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意见领袖"气势，而是以一介记者的身份虚心求教于专家学者。
我想到的另一人，则是作者在本书中访问的杨照。杨照在哈佛大学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一旦决定不追求拘谨而狭隘的学苑生涯，心理上顿获解放，自由蜕变为"百科全书"式的公共知识人，以其惊人的阅读范围和深刻理解，全面走向社会，成为"通俗而不庸俗，准确而不卖弄"（艾略特语）的知识诠释者。杨照称他的对象只是社会上百分之五特定的"中间读者"，而不像"百家讲坛"着意于取悦广大观众群。作者的雄图似乎也在促进知识阶层内部跨界对话，他与各行学有专精文化人的访谈录，多数发表于《经济观察报》，该报书评版提出的口号是："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每天成长一点点"，正好印证了这个高尚品味和文化意涵。
余英时先生（1994）盛誉他的老师杨联升先生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唯有杨氏学贯中西的大学问，才能"译唐为梵，通布五天"，达到玄奘所谓"法化之缘，东西互举"的效果（页187）。这是何等崇高的礼赞。我在此形容作者为媒介人物，则另有两层比较普通的表面意义。其一，在英文里直到1950年代才出现"mass media"一词，泛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介。作者是职业记者，传统媒介机构的从业者，他以报纸为媒介发表文章，登载以后却往往在新兴的社交媒体广为流通，以扩大其效应。其二，media一字源自mediate，作者便是这样的中间性人物（mediator），好比识多见广的权威食评家，凭着开阔的眼界、长期的经验和过人的味蕾，为老饕们提供稳定可靠的推介参考。作者也具备灵敏的文化天线，不断接收学术动态资讯，从而居中联系、呼应与纠合，成为"翻译"知识的传输人，有助于在这些鸿儒及其潜在受众之间凝成有机的社群，毋宁颇合李普曼所描绘关于公共舆论的旨趣。尤其有趣的，钱锁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竟是作者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策划的书籍之一，作者还陪著作者到处开座谈会，"中间"角色更是鲜明。
除了是媒介人物，作者更是积极主动参与学术和文化的讨论者，即是英文里面说的interlocutor。他的访谈不亢不卑，有来有往，平等对话。每一篇访谈录前面作者先做扼要的综述，后面接续一问一答的部分，前后互相衬托，俱见功夫和功力。他关心的不是孤立的一本书或一件事，往往涉及受访者漫长的生涯和思考的亮点，这就必须旁敲侧击，对其生平背景、学术渊源、观点流派与成就有比较全面的掌握，一方面藉以引出动人的细节而不流于琐碎，一方面联系到更大的学术或文化图景和脉络。
兹举数例以明之。一、哈佛大学的明星教授桑德尔，以苏格拉底问答式教《正义论》的本科通识课程而驰名于世，作者"胆敢"理出各界对这位权威的理论正反评价，使读者在学术脉络中获得更宽广的理解。二、作者铺陈了国内外李白研究的图谱，读者得以体会以英文创作的华裔作家哈金如何取舍浩瀚的材料以描写李白大起大落的一生，说到最后他还是从文学（不是理念）的角度，跟着李白留下的伟大诗篇走。三、作者为了听取王泛森在北京的几场演讲，花了不少工夫做功课，以便对讲者广泛的历史兴趣和视野有所瞭解。四，我注意到作者问及某些细节，令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太平天国时期官太太打麻将的意义）和英国建筑师格雷（1975年即"以人为本"提出环保、永续发展和资源使用的建筑哲学）印象深刻，颇有知音的亲切感。由于作者准备充分，态度温和有礼，问题却直指要害而又绵延不断，谈笑间受访者畅所欲言，但偶尔不经意带出一些有趣的掌故，有的话题甚至未必是他们自己愿意主动触及的。
（乙）其书
《远见》呈现的文化大观，分内外两编："内编"有十一篇，以华裔学者和作家为主；"外编"有十篇，遍及美英德法日等国人士；另有"编外"三篇。
"内编"是两类文史交叉的华裔人文学者：一类是专业历史学家，包括杨照（公共历史）、王泛森（思想史）、白谦慎（艺术史）、刘士永（医学病疫史）；第二类包括以文学为业的作家（白先勇、哈金、张翎）和学者（小思、黄子平、钱锁桥），然而他们在本书谈的还是以历史书写为主，例如白先勇写家族史，哈金写李白，钱锁桥写林语堂，而小思则是写香港文学史的一鳞半爪（包括迁徙南下的作家）。再以生长背景和养成教育来说，他们涵盖了文化中国的大陆（白谦慎、哈金、张翎、黄子平、钱锁桥）、台湾（杨照、王泛森、白先勇、刘士永）和香港（小思）地区。他们几乎都有留学美国的背景（小思留日），多人曾经在美国大学任教，所以都有丰富的跨文化经验。
"外编"是趁外籍人士因公访华之便所做的访谈，范围比较多样，主题自难统一，但大体上仍以历史为主轴：专研中国历史的周锡瑞(美)、魏定熙（美）和巴斯蒂（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研究义大利文艺复兴的纳尔逊（美），以及研究埃及学和文化记忆的阿利曼夫妇（德）。此外，作者还访问日本舞蹈艺术家铃木忠志、两位建筑师格雷（英）和盖里（美），以及一位美国大学校长施莱赛尔。
这些精彩的访谈，我无法在这篇读后感详介，一则避免喧宾夺主，二则力有未逮。我打算环绕三个比较有普遍意义的相关问题略陈管见，包括：（一）中心与边缘；（二）跨文化；（三）跨界。
（一）中心与边缘
香港之于中原，在地理上是边缘对中心，历来中原文士过港（例如1927年鲁迅三次过港），总轻蔑地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除了地理因素，这也是人类学家所谓以"大传统"看待"小传统"的普遍态度，以今日的语言来说，这种反应不无"文化霸权"的意味。这可能是小思致力编写香港文学史的原因之一。黄子平从北京到香港任教十七年，反观北京文化界的今昔，角度自然不同。中心与边缘牵涉话语权力的支配。白先勇以个人的力量为他的父亲立传，在某个意义上何尝不是面对官方话语，为白崇禧将军洗冤辩诬？
然而，中心与边缘的文化权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地理学家柯廷（Curtin, 2015）提出"媒介首都"（media capital）的概念，说它们多半集中在闹哄哄的港口，嘈杂无序，但面向国际，文化多元，往来混杂，吸引了有创造力的移民，而且资源充分，有利于制作和分配影视节目。政治首都往往受到检查制度和侍从关系的掣肘，反而很少变成"媒介首都"。例如印度的"媒介首都"在孟买，不在德里，政治中心可能是大众通俗文化的边缘。（后现代主义者说"边缘颠覆中心"，故而引出"中心即边缘，边缘即中心"的命题。此说也许有几分道理，但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沦为空洞而响亮的口号。首先要界定何为中心，何为边缘；其次要厘清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然后才能看在什么"条件"下边缘有颠覆中心的"可能性"，既然是"可能性"就不是"必然性"了。）
我更关心的毋宁是文化人"心理上"的边缘位置和边缘想像。白谦慎说："文科学者的工作基本上是靠时间堆出来的。"难怪他自美国回归浙江大学任教多时，却未暇游览西湖；他做文化艺术史需要常和鉴藏家交往，数十年自信守得住"清流"的专业尊严，这些都必须有自甘边缘、耐住寂寞的定力。书中的学者们各自安顿在一个世界的角落，坐冷板凳数十年，甚至一辈子，默默从知识探索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与乐趣，几乎与世俗的名与利绝缘。
如前所述，"内编"华裔学者几乎都有留美的背景，他们都是自愿追求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因为战争或灾难而乱离，也不是因为局势所逼而流放。纵然如此，这种"夹在多文化之间"（in-between cultures）挣扎的实存经验，我相信会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文化边缘"的想像。两种文化的冲击终将互相丰富，但个人在不断抉择和不断解困的过程中必然面临不断的矛盾，有时不免怀疑自己是否两头不到岸，这种焦虑与煎熬是许多人共有的切身体验。文科学者无法也不愿牺牲其所来自的文化或社会关怀而全面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边缘想像自然更加浓烈。以我长期在美任教的经验，曾经慨乎言之：
他们的问题也许"不完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几乎"完全不是"他们的问题。我们局促在全球学术市场的边缘，既不愿随着他们的音乐指挥棒翩翩起舞，又渴望跟他们平等对话，如何是好？（李金铨，2019，页164）
这份边缘感是文科学者的"共业"，唯社会科学学者尤甚。人文学科资格老，分工细，中国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设若有人愿意研究唐诗的道家思想或明清江南经济史，其合理性没有人会挑战，尽管这个学术社群在美国的强势文化版图中是很小的。然而，社会科学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不是中国固有知识传统的一部分；新兴的美国社会科学大致以实证主义为主流范式，经常以理论共同性抹煞文化特殊性，无论选题、预设、方法和世界观，西方都有淩驾海外的力量。
在边缘位置倾听内在清澈的声音，不必附会或参与中心世界所流行的喧嚣，也许正是创意的开始。王泛森师从余英时先生，他是早慧而成熟的历史学者，他提倡多听边缘的"执拗的低音"（王泛森，2014）。钱锁桥开始入行时，被福柯的欧洲宏大的理论殿堂所迷住，后来在加州大学图书馆遍览之际竟邂逅了林语堂，认为终于找到了"中国的声音"，从此与林语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以之为视窗，探讨中国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重生、与西方文化融合与接轨，投射出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哈金在静谧的美国大学校园潜心教学写作之余，故国神游，回到盛唐与李白相会，仿如李白"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哈金说，李白的诗"明月直入"，明静清澈，刺透人心，"丰富了汉语，我们的语言中仍能听到他的语声"。
我比较熟悉而心仪的两位文化批评大师，也谈到他们因侨居（expatriate）而产生的"文化边缘"经验。一位是英国文化研究巨擘霍尔（Stuart Hall），他的原生地为英属牙买加，年轻负笈英国牛津大学以后长居未归，他乡终于变故乡，一个黑人漂泊在白人的殖民帝国成为"移民的知识人"。他晚年以人类学家的"熟悉的陌生人"自况。他说：
我接受殖民教育，从内部瞭解英格兰，但我不是也不会是"英格兰人"。我熟知两个地方，却不全属于其中一个。这正是：离散的（diasporic）经验，远得可以体会放逐和失落的感觉，又近得瞭解那种一直推迟的"到了"（always-postponed "arrival"）的困境。（Chen, 1996, p. 490）
其实，英国文化研究靠汤普森（E. P. Thompson）、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霍尔等几代激进知识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边缘位置，在战后数十年向英国主流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争锋，甚至和有血缘之亲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派论辩，逐渐蔚然成荫。威廉斯出身威尔斯寒微的铁路工人家庭，回想二战结束后他在剑桥大学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文学作品，为学界建制主流所排斥，只能窝在成人教育的课程开班。数十年后，英国文化研究不敢说已经从边缘进到中心，至少在学府内部的地位相当稳固，不必再受到质疑。但英国文化研究内部毕竟复杂、多元而开放，风格各异，且仍不断在发展中，不是一个完成或固定的成品。
另一位是巴勒斯坦裔的美籍文化批评大家萨伊德（Edward Said）。他以《东方学》（1978）、《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闻名于世，改变了许多文学与文化批评、历史、后殖民分析和社会科学的径道。他的自传居然以《乡关何处》（Out of Place，1999）为名。萨伊德在《知识人论》(Said, 1994)特辟第三章，颂扬"知识的流放：侨居者与边缘者"。他这样形容"流放"（exile）：
这个状态就是永远不能全面适应，一直置身在当地人熟悉的谈话圈之外，往往避免甚至厌恶那些象征顺应（新环境）和（在新）国家取得安乐的东西。从形而上说，知识人就是不安，动，一直觉得烦躁，也使人烦躁。（页53）
他说这种流放的边缘感是"正面的痛苦"(positive anguish)。他以法兰克福学派大师阿多诺为例，一生坚决不妥协，把流放的痛苦化为批判法西斯主义、列宁专制主义和美国消费主义的动力。我二十多年前初读萨伊德在BBC演讲的这部薄书，即深受鼓舞，如今为了写这篇短文重温一遍，其感动不减当年。我特别提出霍尔和萨伊德，是因为在作者的访谈中，学者们隐隐约约都有那种"边缘"想像——不论在异国或回到华人文化圈——的骚动，于其心必有戚戚焉。倘不设法唤醒灵魂深处的心理因素，这种隐藏的悸动恐怕真的说不清楚，所以在未来的访谈中可以展开系统的讨论，连点成线，可望挖出精彩的智慧。
（二）跨文化
萨伊德的"正面的痛苦"何所指？他主要指三点（Said, 1994）：其一，流放、侨居、跨文化的边缘人不会把任何事情视为当然，不会孤立看待问题，而是如古典音乐的"对位"思考，把不同的文化观点并排，形成"双重视野"。其二，边缘人知道事情不是命定的，不是固定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历史经验和脉络中逐渐形成或发展的，所以边缘知识人的态度总带着"反讽的，怀疑的，甚至开玩笑的，但并非不相信一切"。其三，从中央的权威体系解放出来，走出常规、惯例、舒适圈和固定的范式，迈向创新之途。
这里，恕我贪婪无厌，建议作者在将来的访谈中探讨有跨文化背景的学者如何"对位"或"并排"两种以上的文化观点。本书内各学者无不经过这种双重思考的过程，但何妨要求他们进一步反思，把习以为常的实践带到更自觉的层面，必定深具启发的意义。
中心与边缘是社会和心理的建构。主流的学者在"心理上"也可以把自己放在边缘位置另类或换位思考。近几年，我十分欣赏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2011）、《何为中国》（2014）和《历史中国的内与外》（2017）三部书，取径和洞见都与正统的历史书写截然异趣。他还在复旦大学推动以周边国家（韩国和越南）用文言汉语撰写的文献为"他者"，考察历史中国。还听说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成立"域外汉籍中心"，也在文学界开风气之先。在本书的访谈中，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合作研究"文化记忆"，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有趣的案例：杨（先生）是埃及学家，从发掘文物和解读文字描述古代文明传承的符号意义，而阿莱达（夫人）则专攻英语文学，以此体系分析现代文学（包括德国、东欧、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背后的历史内涵。
英国建筑师格雷说，他们在设计香港滙丰银行大厦时，吸收大量风水师的建议。一般人误以为风水是迷信，其实是传统经验结晶的堪舆学，注重气候、朝向、阳光射入的角度和建筑流线，保持人类与建筑甚至自然界的平衡和谐。美国建筑大师盖里也赞扬中国文化的天、空和五行元素（金木水火土）具有诗意，所以他学中国书法、卷轴和寺庙设计，以取得外观和细节的灵感，使自然世界和人工建造的世界交互启发。对比之下，如今中西医结合的理念是普遍为人接受的，然其结合的进程显然远落后于建筑。医学病疫史学者刘士永说，中医治理非感染性疾病（如"三高"、不孕、体质虚弱）也许颇有效，针灸也在国际踏出一步，但中医尚未吸纳"细菌"的概念——这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实证基础——医物和治疗论证仍难通过西方标准的双盲测试。建筑和医学跨文化融合的程度不同，是否出自宇宙观、知识论或是方法论的异同？
象征地方/国家/全球视野交涉的是日本铃木利贺剧团。该团创始人兼导演铃木忠志1976年把剧团带到日本西部偏远落后的利贺村，因为那个村子保留传统风物，最不受都市的影响。铃木在日本传统农耕生活和艺术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欧洲的新艺术形态，他的作品批判战争和现代性对人类的压抑，推崇"动物性能源"，以人体在露天自然表演。他要发展的不仅是日本人可以接受，也是世界都能接受的作品。该团现在获得国际声望，各大城市和国际艺术节主动邀约不断，而日本国内观众看戏则以随喜方式付费，甚至不付费也可以。这真是跨文化交流与融合最有启发的案例，何以致之？民族风格和跨国的"世界品味"如何辩证互动？跨文化交流与铃木的世界（cosmopolitan）精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展开严肃的学术探讨。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作者的访谈如一道"前菜"，尚待将来有人端出"正餐"。这部访谈录最大的贡献何在？我认为即在于读者尝一脔而想知全镬，这是学者型记者的社会功德。
（三）跨界
诚如白谦慎所说的，一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旅程有时候不是有意设计的。多数人不知道会在什么机缘下对什么发生兴趣，接触什么师友，如何走上这条路的。我想，不管从何而来，大凡有创意、能够推陈出新的人文学者必有高远的文化关怀，不囿限在狭窄的专业范围，而且随时反刍生活经验，化为学术的养料。
萨伊德（1994）在推崇"边缘"之余，接着在第四章比较"专业者和业余爱好者"。他主要是抨击固守专业领域的学者墨守成规，画地自限，流于技术的形式主义，不敢逾越既有范式的雷池一步，不敢挑战权威，不敢创新，甚至看不见狭窄专业范围以外的问题，以致丧失知识探险的乐趣和发现新知的兴奋。学界平庸者比比皆是，均属此类。反之，萨伊德提倡的是"业余爱好者"的精神（这个名词可能容易受人误解）："不为利益或报酬所驱动，而是为了热爱大问题，对之有抑制不住的兴趣；在线条和障碍之间做各种连接，拒绝被一个专门领域绑住，无视专业的限制，真心喜欢思想和价值。"（页76）
中国传统强调文史哲不分家，但现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也采用西方知识的分类法，文史哲可以互通，却必须分家，文史哲内部甚至还分支分流。社会愈复杂，知识累积愈丰富愈专精，学术分工必然愈细，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使西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早已过去，无法复制。然若分工过于单薄削细，知识割裂得支离破碎，过分强调垂直系统而忽略横向联系，学科变成封建结构（feudal structure），只顾供奉几尊神明权威，信仰某些固守的范式，坐井观天，以为天下就那么大，关起门来只求在技术上争奇斗艳，重复劳动。一味在琐细的题目上下功夫，即使做到"精致的平庸"的地步，还是与学术和社会脉络脱节，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蜗牛角上争何事？"这正是萨伊德所批评的"专业者"——孜孜追求世俗酬报，不敢冒险思想创新——的心态，所以才会有提倡"跨界"的需要。
"跨界"不是无机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有机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有相乘的效果。当今知识爆炸，人的精力有限，"跨界"必须取精用宏，不能堆成"杂货铺"。怎么"跨界"并无定法，殊途也可能同归，我且野人献曝，提出三个途径供参考。第一，我刚刚在网上看到张广达先生（2020）谈学问之道，他说得很实在："要建立基本功，就是不要泛泛去读书，应该找几本重要的书（引者按：例如《通鉴》之于史学家）精思熟读，念成自己的看家本领。"他又说，王国维因为早年钻研西方文学和美学，尤其前后四次攻读康德的哲学著作，境界自然高于干嘉时期的士大夫。其实，陈寅恪年轻时历经学习世界史的阶段，内化成为学术资源，后来回头研究隋唐政治史和制度史开辟新的典范。第二，美国大学普遍有副修"相关"（cognate）课程的制度，以充实知识结构。例如王泛森和白谦慎分别在普林斯顿和耶鲁读书，他们说两校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必须副修两三个不同的领域，而且愈不同愈好，以达到"一门深入，触类旁通"的效果。第三，现代学术以问题为导向，一旦有了好问题，应该跟着问题走，不断建立知识的网状联系，在研究过程中探索跨学科相应领域的知识，这应该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都做得到的事。总之，"跨界"的道理明白，重要性不言可喻，但知易行难。寄语作者：将来"逼"学术"过来人"反思他们的实践经验，集思广益，必可嘉惠后学。
在结束本文以前，我忍不住还要对史料和理论的关系简单讲几句话，因为这个主题在书中不断出现。美国学者周锡瑞说："我们做历史的必须跟着材料走。"这一点应该有广泛的共识才对。做历史不能理论先行，例如钱锁桥发现福柯的理论套不上林语堂的中国经验。周锡瑞写安庆/天津叶氏家族史，掌握北京图书馆善本的叶伯英年谱、安庆十二卷本《叶氏族谱》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十二卷叶坤厚的诗集，上溯晚清，经过民国，下及1949以后，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幸运。如果没有史料，什么也不能写。因为类似的个案研究不够多，周锡瑞现时不想得出大结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历史材料必须有"意义"。王泛森利用中研院丰富的档案撰写傅斯年，但他不断联系傅斯年到整个文化脉络。诚如美国学者魏定熙说："不要相信有一个简单公式去理解"，他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当然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但他自承受到后结构主义（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研究）关于历史叙事、思想、话语和权力的启示。理论可以起到照明、勾勒、暗示和比较的作用，却不能喧宾夺主，取代材料。虽然这已是卑之无高论的常识，但材料和理论具体应该怎么巧妙结合，还得请作者们现身说法，对学界必有重大的启发。
周锡瑞自认，叶氏家族史晚清部分最难写，却容易有新鲜感；而美国读者除清史专家以外，则觉得太平天国那一段写得太复杂，事件太多，离得太远。学术和文化著作在跨文化语境反应不一，这是常有的事。记得德国政党领袖兼政治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后来出任伦敦政经学院院长和英国上议院议员，他的《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59）以结构功能论阐释马克思，在英语世界比在德语世界受欢迎；但《社会理论文集》（1968）则在德语世界比在英语世界吃香，他自己在序言提到这点。我因而联想到，莫言以荒诞见真实的小说《生死疲劳》，遇到跨文化的藩篱可能会比较低，然而王安忆入微地描写中国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外国读者却未必消受得了。此乃题外话，添加一笔，聊助谈兴耳。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学者"。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
参考书目
李金铨（2019），《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台北：联经。
林语堂（2008），《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泛森（2014）《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台北：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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