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有5位台湾地区学者，拿官方奖金赴美进行为期半年的研学，这5位分别是在哈佛大学的全汉升、殷福生，在伯克利的杨树人，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夏济安，还有一位读化学的（不知名姓与就读的学校）。我先后读到其中两位赴美研学者的文字，觉得十分的有趣，今日得闲，拿来对比一番。
这两位分别是在哈佛的殷福生，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殷海光（1919~1969），与夏济安（1916~1965）。殷海光对于此次赴美研学，著有《西行漫记》，记他在东京及美国的游踪与印象。夏济安似并无专门文字来记述这段经历，可他在写给弟弟夏志清的书信中，对此也有记录（《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二》）。殷海光研究逻辑与哲学，而夏济安研究文学；殷的文字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而夏的文字是专给弟弟瞧的；殷已婚，夏长殷3岁，却是单身一人。假如给殷、夏比作两张感光底片的话，则在其敏感的心灵底片上所反映的美日两国之面貌，差别还是蛮大的。
先来看夏济安。夏济安于1955年2月 日离开台湾，经东京抵旧金山，先去参观了斯坦福大学。然后抵达目的地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夏志清告诉哥哥美国人"他们大半都脑筋简单，心地较正直，讽刺幽默，都不会使他们生气"（《夏志清致夏济安》1955年2月18日）。夏济安到校后选了4门课，12学分，学费150余元。2月16日晚上，他参加学校的讨论台湾问题的会议：
（我）居然用英文侃侃而谈。第一次讲完，全场掌声，最后全场还向我鼓掌致敬。我不想出风头，只是台湾问题美国人都很关心，我才从台湾来，所以特别引起人家的兴趣了（《夏济安致夏志清》2055年2月17日）
他告诉弟弟，"现在别的paper还不忙，希望于短期内能把那篇短篇小说写成。我不大考虑到将来。下学期在美国，则可以集中精神于读书作文"（1955年3月9日）。
与此同时，他暗恋上了同学Ruth(露丝)小姐。他在信中，向弟弟详细描写了他是如何同露丝小姐在餐厅套近乎的，"星期四晚上，我忽然大发勇气坐上去和她同桌了""那时Ruth说，她还有功课要赶，虽然很不愿意走开（客气话，我忘了英文怎么说的），也只好先走一步。我那时也希望她走，她不走，我的饭吃不完了。她走后，我的'心还不在饭上'""今后的作风，我还是相当矜持，因为第一次给她的印象太浓，冲淡一点也好"（1955年5月21日）。此种暗恋，对他影响很大，"Ruth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很强烈地增加了我对伯明顿和'印大'的好感。我非常喜欢这里，甚至想做美国人，在此终老"（5月28日）。
6月2日，Ruth离校返乡。他对弟弟感慨道"我至今觉得Ruth远胜我的其他女友，面貌和人品都好"。"照我预计，我同Ruth可以很愉快地开始一个friendship，返台湾后大约可以和她信札来往。她的倩影大约在我心中至少可以驻留一两年，在此期间，我对于台湾的女朋友们，将都不会发生兴趣，只是痴心地想她"（1955年6月4日）。
除此之外，他认真上课，写作论文，创作小说，关心弟媳的生产等等。这些书信里，充溢着兄弟情深。
在书信中，两次提到了殷海光。一次是1955年3月25日夏济安致夏志清的信，"有一位殷福生，他在哈佛研究symbolic logic（符号逻辑学），台大副教授，和我同受国务院奖金来美的，他来信说他已见过胡博士，胡愿帮他弄china Foundation的奖金，而他归心似箭（他有太太），并未接受"。
另一次是1955年5月5日，夏志清致信夏济安：
昨天抽闲去看了一下殷福生，他来了后，住在傅洛成（台大教授）那里，我也没有空招待。他大骂老蒋，对台湾情形大不满意。
翻阅兄弟二人的书信，不见有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议论，更遑论大骂老蒋了。正因如此，夏志清才对殷海光的举措印象深刻，并把它写入致哥哥的信中。
而对台湾的大不满意，具体体现在殷海光所写《西行漫记》中。他对东京的印象是：
我一离开围困六年之久的观念藩蓠，骤然飞临东京，恍如置身另一世界。我所最惊异的，不是东京底繁华，而是我自己底头脑也竟受人歪曲。六年了，只要打开报纸，对于日本的报道，不是美军占领如何如何，便是政局如何动摇；其他方面，则几乎一字未提。这就于不知不觉之间，使人觉得日本是一个"纯政治的存在"……其实，人家民主国家才根本不是这回事哩!民主国家系以社会活动为主体。这个主体并不跟着政治走；而是政治必须跟着社会走。搞民主政治必须观察舆论，就是这个道理……
当他前去参观日本皇宫，其情形更是出乎其意料，非但不是森严万状，反而是"苍松翠柏中的宫殿，原来是那么气息寂寥。护城河畔，游人处处。有的看鸭子，有的竟对准宫殿照相"，却无警察前来干涉。"这样万人之上的天皇所在之地，岂可以无警察？"警察倒是有一位，也并无什么"萧杀之气"。
他到美国后，感慨于美国人之太忙，"不太好沉思"，然又由此而想到了故国，"历史固然必须有时间，但占时间长的民族不必就一定历史丰富。短命的天才之生命常比长命的白痴有声色。有的民族或国邦，占的时间长，但如长期在凝固状态，停滞不进，那么所谓几千年几万年也者，是白过的。在时间中，没有变动没有演发什么的阶段，就是德国史学怪杰斯宾格勒所说的'无史阶段'。美国底历史诚然短，但，她很少成见，凡好的东西她都要，可巧她又'资本雄厚'。所以她收集的东西，世界各处流去的，不知凡几"（《太忙!太忙!太忙!》）
他观察美国社会，感慨道"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充满了建设感，人们互信，也敢于互信，大家肯负责，负了责也决不会出毛病，彼此喜欢帮助，乐于成人之美，那么，碰到这种可上可下、可推可就、可管可不管，可准可不准的事务，一定是朝好的方向作决定的。久而久之，这个社会底团聚力会坚强的，会蒸蒸日上的（《见微知著》）。
由一张张小小的贺卡，他生发出一篇长长的文字来。除了新年、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要互相卡片外，"生日有生日卡，结婚有结婚卡，生病有慰问卡，一般喜事都有道贺卡"。然"直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发现半个与政治有关的'要人肖像'。可见，大家没有这个'需求'。大家为什么没有这个'需求'呢？请读者自己花一分钟 想一想。人似乎不是为了崇拜别人而活着的吧!他们制造卡片，要怎么做、怎么画，便怎么做，怎么画。可见他们神经中枢里，没有文化警察的阴影来作祟。唯其如此，他们才可极尽想象之能事，发展创造的天才。照我看来，这是人生最高的一种享受……
我从美国极西走到极东，横跨三千英里，大小十余城镇；地方当然不多，可是就没有看见一张艾森豪威尔的相片。和美国朋友提到他的大名时，看他们的神情，不过是在谈政府职员之一而已。美国'总统'二字，引不起他们的紧张感。
笔者访问过几个小学，其中设备之讲究，处处顾到学童的安全，自不必说。笔者极目四顾，竟未找到半张'当今要人'的肖像。心中颇为失望!学童图画作业里，也发现不了这类'现实题材'。学童所做的图画，所剪纸模，真是千奇百怪，各出心裁；想象力之奇幻，咱们成人真是想都想不到。新老残看在眼里，不禁喟然叹曰：'人类原来竟是这么聪明!'""在美国，最发达的观念是科学观念，最不发达的观念是'权威'崇拜"
"从中学起，他们的教育，就戒学生死记，唯恐学生一味呆板接受先生的口头断语；而是尽力之所及，鼓励学生活用知识，训练他们独立的思考能力"
"美国人，自冲龄以至于昏老，神经中枢既然从未作控制众人之事的战场，于是神经得以健全发展；并且，在大体上，或者，在某种程度以内，可以用之于有益人生之处。所以，他们能在短短三百年以内，把这块并无半点奇特的土地，营造得举世不是妒嫉，就是仰赖的样子"（《从卡片说起》）。
《西行漫记》的最后一篇是《我们守住哪一层楼？》，先生的这些记行的文字，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我们自己。从文前他所引用达格哈玛绍的诗句，可知此文的内容与旨趣也。
以自身的兽性为儿戏者 必将沦为禽兽。以虚伪为儿戏者 必将丧失获得真理的权利。以残酷为儿戏者 必将丧失心神的敏感。两位台大教师，同时拿奖金赴美研学，其所观察、感悟与生发者如此。其差别之大，真不可以以道里计。原先以为夏比殷小，没想到殷反而较夏小三岁。夏生于沪上一商人家庭，而殷出生在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中。殷已成家，夏则单身。上述差别，无所谓高下之分，只不过与两位的家庭出生、受教育情况、婚姻状况、所学专业、关注的对象与个性密切相关。相对而言，殷已度过恋爱、婚姻的人生阶段，故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外部世界、社会人生；而夏虽长殷三岁，因尚未婚配，故恋爱的冲动占据了他研学时间的泰半，目光更多停留在自身与所爱之人，而不及外部的社会与人生。殷重理性。有"好思想的习惯"，故戴着一副批判的眼镜看世界；而夏重感性，戴着一副欣赏的眼镜看待人与事。
而最令人感慨者是，夏享年仅49岁，而殷也只有短短50岁。假如他们得享高年，当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吧。
二零二四年十月廿一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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