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著名的“思想罪人”
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是南斯拉夫著名政治活动家，早年追随铁托革命，密切共事，一起领导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他曾担任过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等重要职务，是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53年以后，吉拉斯主张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派竞争的民主制，成为党内异见人士，与铁托决裂；因为他坚持不可妥协的“人类个人精神的自由”，批评南斯拉夫党内的斯大林思想，被撤销所有职务，于1956年11月被捕，判刑三年。吉拉斯身陷囹圄期间，他在入狱前写的《新阶级》一书被人神秘地带到西方出版，于是他“罪加一等”，延长了十年刑期。1961年1月，南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作为党内反对派和著名政论家，吉拉斯以言获罪，亦因此而名世。《新阶级》在西方出版后，半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中译本也在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重印此书（16开大字本），“仅供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考”。据我所见，除了《新阶级》，吉拉斯至少还有两本著作被译为中文：《铁托内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拉斯在罹祸前，是铁托很信任的“亲密战友”，也是南共“四巨头”之一。正因为这种特殊身份，吉拉斯在1944年、1945年和1948年三次作为南共高级代表团成员（后两次与铁托一起）访问苏联，受到斯大林的“特别接见”。1961年吉拉斯出狱后，把他同斯大林三次会见的过程写成一本书《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中译本，司徒协译，“供内部参考”），并在扉页题词：“纪念安奈林・比万”——即那位写《代替恐惧》，宣扬社会民主主义的英国工党领袖。1962年4月，吉拉斯因出版《同斯大林的谈话》再次被捕，南斯拉夫法院以“泄露机密”罪判处他五年徒刑，另追加第一次因“敌意宣传”判罪而尚未服完的刑期，共八年零八个月。因两本书而受刑十五年，可见强加“思想罪”之残暴。二、“克里姆林宫气色”
1944年吉拉斯第一次访苏，正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转折阶段，他是怀着朝圣般的“狂喜”心情去的。但“阴暗的、忧郁的”莫斯科和苏联臃肿的行政机关、高不可攀的显要阶层给他留下很差的印象。有一天，苏联安全部门的特务把吉拉斯带到一处神秘的地方，像警察诘问那样要他提供党内情报和党领导人的情况，他知道这些人的职业是搜集材料以“在党内进行斗争”，就巧妙地回避了他们的问题。令吉拉斯感到震惊的是，战争期间，斯大林竟然还在军队中进行大清洗，许多高级将领被镇压。大敌当前，他们不能浴血沙场，却冤死于自己阵营内的大屠杀。而另一方面，被苏联当局视为“旧秩序残余”的教会，在战争爆发后，即“以其古老的和宗教上的爱国思想”号召人民共同抵抗德国侵略者，“在战争的苦难中，宗教复活了”。他们说：“我们甚至会靠正教来拯救俄国，如果那是不可避免的话。”吉拉斯认为，“斯大林直觉地知道，他的政府和他的社会制度是经受不住德国军队的打击的，除非他依靠俄国人民民族精神的支持”；经过卫国战争，“已经证明苏联人民对祖国、对革命忠心耿耿，再也没有理由实行政治限制或者让一小撮领导人、特别让一个领袖去垄断思想意识了”。但斯大林不会放弃思想控制，“由于他的思想和方法、个人经历和历史遗产，他认为只有被他牢牢掌握的东西才是靠得住的，而他的警察所不能控制的任何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吉拉斯访苏期间受到斯大林的两次接见，会面的气氛是神秘而怪异的。吉拉斯描述，斯大林在座位上很不安详，“家长式的头”不断地晃来晃去；他“长着一对黄眼睛，既粗暴又奸诈”，“他的脸色白皙，两颊带红。这种颜色是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的特征，在苏联高级干部中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气色’”。第二次会见是一场晚宴，吉拉斯算是长见识了。作陪的有莫洛托夫等苏共高级领导人。宴会从晚上十点一直吃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谈话漫无边际——“这种宴会是斯大林的单调沉闷的生活中最经常和最方便的消遣，也是他的唯一的享乐”，“苏联的政策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种宴会上非正式地决定的”；即便外面战火纷飞，“广大的俄罗斯国土的命运，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命运，就是在这些宴会上决定的”；斯大林的同僚们都习惯于这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在中午以前不上班，把他们的夜晚消磨在同斯大林或者同伙的吃饭上；“这很像一个家长制的家庭，家长性情怪僻，没有人强硬地反对他”；“这就是苏联的领导人在其中生活着的那个世界——在一切方面都在进行着残酷的无休止的斗争……那是一个除了胜利或者死亡以外没有其他选择的世界”。晚宴结束后已是黎明，笼罩在蓝色的烟雾和露水中的莫斯科尚未苏醒。告别的时候，吉拉斯颇有感触，恍如置身梦与现实之间：“从斯大林别墅周围的枞树丛中，升起了一片雾和曙光。经历了又一个不眠之夜而疲倦的斯大林和我握手……在我踏上俄国土地的时候有过的那种感觉重新出现了：有了斯大林，有了被认为最后将向人类揭示出社会和个人的真理的那种思想，世界也许不是不可征服的……这是一个美梦——在战争的现实中的美梦——我不能断定梦与现实哪一个更真实……那就是斯大林——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缔造者。”三、苏联的傲慢与蛮横
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中，吉拉斯披露了一桩不为外人所道的事件，这大概是他以“泄露机密”罪而被判刑的原因之一。1941年4月，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1943年12月，铁托宣布在开罗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已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国王不得归国。1944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10月，贝尔格莱德解放。1945年11月，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苏军在南斯拉夫期间，“个别地或成批地对南斯拉夫人民和军队犯了很多严重的暴行”。据南共当局统计，“有一百二十多宗强奸案，其中一百一十宗属奸杀案，另有一千二百多宗行凶抢劫案。如果考虑到红军只是在南斯拉夫的东北角经过，那么这些数字就不能说微不足道了”。而苏军司令部竟对各种控诉充耳不闻，给人以纵容这些罪行的印象。当时也有英军在南斯拉夫，但“他们倒没有这样违法乱纪”。“那个理想的、我们老早就在期待着的红军难道能是这样的吗？”南斯拉夫新政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铁托和吉拉斯等南共最高领导人与苏军高层开会交涉。会上，铁托“用极其温和、客气的方式”提出问题，却遭到粗暴无礼的对待。吉拉斯则情绪激动地质问苏军将领，会谈无结果而散，会后吉拉斯受到他的同志的责备。吉拉斯愤怒地说：“当妇女被蹂躏（我认为这是一种滔天罪行），我们的士兵被凌辱，我们的财产被劫掠的时候，我无法保持缄默。”在这件事上，吉拉斯切身感受到苏联这个大国对弱小国家的那种傲慢蛮横的态度，也为自己的同志的软弱感到悲哀和痛苦。尔后，因为政治理念分殊，他与铁托等党内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几乎陷于孤立。四、斯大林的哲学与“良心”
1945年4月，铁托率领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吉拉斯随同出访。在抵达莫斯科后，苏方将铁托接到专用的别墅里去，而让代表团其余的人住进酒店。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吉拉斯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女人的声音，她纠缠着要求与吉拉斯见面。吉拉斯警惕起来，他知道苏联特务机关经常设美人计陷阱以套取情报。吉拉斯去问代表团的其他高级成员，他们同样接到各种性感女人的约会电话。吉拉斯不寒而栗，对苏方的卑鄙做法感到愤怒。斯大林还是在他的别墅里以“马拉松宴会”欢迎南斯拉夫“战友”。苏联方面出席的都是斯大林的心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特务头子贝利亚和安东诺夫将军等。置身于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吉拉斯感慨万千：斯大林君临天下，目空一切，他的朝臣们则将他奉若神明，极尽阿谀之态。这样的晚宴是斯大林的“常备节目”，而“他”的国家疮痍满目，筋疲力尽。但是他和元帅们却穷奢极欲，满身勋章，沉醉在伏特加之中。他们已踩遍了半个欧洲，而他深信在下一个回合他们将践踏另外的一半。他明白自己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专制的人物之一，但是这一点也不使他烦恼，因为他深信他是在执行历史的判决。尽管有成百万人已为了他和根据他的命令而遭到毁灭，尽管有成千名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被他当作叛徒加以谋害，因为这些人怀疑他是否在领导国家和人民走向幸福、平等和自由。他的良心毫无不安，在他的哲学中，良心是没有地位的。诗人们从他那里得到灵感，管弦乐队演奏向他致敬的圣歌，哲学家们写出成卷关于他的语录的书，烈士们在断头台上高呼他的名字而死。宴会中双方又谈到苏联红军违法乱纪的事，斯大林不屑地说：“当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跨过他们的战友的尸体，这样的人的反应怎么能正常呢？在经历了这种惨事以后，玩玩女人，有什么了不得呢？我们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把所有的罪犯都安置到军队里去了。红军并不理想，重要的是它同德国人打仗——而且打得很好，其他的一切就无所谓了。”斯大林对红军中的罪行的“谅解”态度，吉拉斯知道有同样的例子：当苏军坦克经过东普鲁士的时候，接连不断地向德国难民——妇女和儿童开炮，把他们全部打死了。有人将此事报告斯大林，并请示如何处理，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对士兵训诫得太多了，让他们有点主动性吧！”那次晚宴的气氛对于吉拉斯来说是压抑的，空虚的，也是狂迷的。“大家吃得很多，喝得更多，还有数不清的无聊的祝酒。”吉拉斯感到，“这些聚集在斯大林身边的苏联领导人，正当他们对人类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时，却过着与世隔绝、空虚和无聊的生活。我回想起当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当他操纵着俄国和俄国人民命运的时候，也曾同他的大臣们举行这样的晚宴，他们在宴席上拼命大吃大喝，直到不省人事”。返回的时候又是下半夜了。在路上，已经微醉的铁托喃喃地说：“我真不懂这些俄国人怎么搞的，喝得那么多——简直是堕落！”吉拉斯望着车窗外夜色幽暗的俄罗斯大地，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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