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蘇暁康臉書
【蘇暁康按：柴靜製作志願軍節目的上集我聽了，勾起三十五年前的往事，趕緊去找舊日記裡可能留下來的痕跡，卻僅僅找到幾行字：
1989年
——2月11日，在燕京飯店參加《海葬》討論會，高寧（《人民文學》編輯）約寫一文《讀錢鋼新作「海葬」》。
——2月22日，連夜讀《厄運》。
——2月23日，于勁《厄運》討論會，見戰俘張澤石，四川人。
接下來我和夏駿邀請錢鋼參加《五四》劇組（參見夏駿「关于流产电视片 《五四》的追忆」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59990306653331，而《河殤》續集《五四》遭遇八九學潮而胎死腹中（參見蘇曉康《將百年興亡看飽》
參與《五四》創作自然牽連錢鋼（上校）丟了軍職，
但是，我竟不知道于勁的隕落。】
2018年3月，我跟钱钢坐在巴塞罗那码头的木椅上。当时他妻子于劲过世，他一人住在德国，那里冬天太长，满城大雪，所以我请他来小住。西班牙春早，木椅子晒了一天，粗糙又暖和，巨大的红嘴鸥站在木桩上，歪着头看我们。钱老师看了一会银光闪闪的波浪，说“于劲生病最难受的是眼睛，没办法看书了。”
如果我认识于劲就好了，我当时想，至少可以谈一谈她，给钱老师一点安慰。但我没看过她的书，三十年前它被禁了。
两年后，钱钢寄来于劲《厄运》的增订版，他亲自做的编辑。这本书六百页，竖排繁体，但我看起来毫不吃力，像淋一场滂沱大雨，于劲的力道太强。
这是多大的采访和写作的强度？三十一岁，她背着挎包，一个人去七个省找近百位志愿军战俘。80年代没有互联网，少电话，她拿着手写的通讯地址，冬天傍晚鹅毛大雪，火车把她留在一个小站，她在茫茫雪中顺着铁轨走，就这样找到山西灵石县城的旧城区，再找到城关中学的传达室，她要找的正是那个看门老头。
那是1984年，战俘已经在耻辱中活了三十年，回国六千多人都是“变节者”“叛徒”，想辩解时总听到同一句话“那你为什么不死呢？”。从反右到文革，耻辱像血肉一样长进他们身体里了，到了什么程度？就像下集里那位战俘说：“我该死还是该活呢？我也不知道。”
后面还有一句，常成问“那你现在怎么想？”
老先生迷惑了一下，说“我觉得还是该死。”
1988年《厄运》出版，张泽石给于劲写信，“难得的是你终于超越了集体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革命英雄主义”、“无私党性”等等观念...统治者是如何利用这些神圣美丽的说教去制造深重的个人苦难…呼吁当政者维护作为“人”应该享有的个人尊严与生命权利。”
常成感慨“那是八十年代，最有希望最多可能的年代.”
一年后《厄运》被禁。今天在我节目留言里，还能听到那句话的回响：“你怎么不死呢？”
但于劲笔下的人并不只是被侮辱和损害者。一位作家的写作有磅礴的雄力，往往因为她诚实，能同情人的痛苦，也不隐蔽人的罪过。
在节目中我念了于劲书中的细节：被自己人活埋的战俘发出“呜呜声”，新土微微拱动，他的战友一起撒尿，直到土不再动弹。一个斗争骨干被石灰弄瞎眼睛带回国，站在树下咒骂一辈子，虫子落在他的伤疤上。我也是采访者，在书页边上用铅笔写：“要怎么样的信任，对方才会向采访者开口？对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性要怎么秤量，写的人才能下笔？”
有人认为对耻辱的补偿就是给他们光荣，但真实即公正。
某种程度上，战俘们帮助于劲再版了这本书。2008年常成采访这个主题，比她晚二十年，几乎每到一地，战俘们就向他回忆于劲。他说“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其实是在追随于劲的足迹，但已很难复制她二十多年前的鲜活记忆。我的口述访问在广度上超过了于劲，但多方材料的互证却多次证明《厄运》的可信。”
他在英文书里引用了45处于劲书中材料，想认识她，但见面是在她的葬礼上。此后，常成帮助钱钢整理《厄运》，核对战史，写长文作跋。
我很少见一位研究者对另一位研究者有这样的温情和敬意，就问常成为什么。他发了八十岁的战俘林模丛写的信，委托常成在于劲葬礼上念，信很短，老人回忆三十年前采访的场景“感人至深，至今难忘”。
我在于劲在书中找到了那个场景：
“一九八六年三月，春光和煦，我和林模丛走在成都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边走边谈。这一回，他特地从昆明郊区的农场起来，……极普通的蓝布中山装，磨得泛白的裤子，一双绽裂了鞋边的旧皮鞋。方正的脸庞黝黑粗糙，除了那双总是想热切地表达一些什么的眼睛，他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平凡、普通。走到黄昏...我在瞅那双破边的皮鞋，怕它散裂。”
我编辑节目时反复看过林模丛的脸，知道他的遭遇，才了解为什么这个普通到极点的场景会让他感动至深。于劲的书从学术和写作的角度尽可批评，但这本书最可宝贵的就是这份情感，滚烫过，又冷却了，牢固晶莹，在你读的时候再复活一次。
做这两集节目，我没有告诉钱钢，只是忘了。阅读是读者与作者两人的事，并没有第三人站在她们中间。常成把视频转给了钱钢后，钱老师发信来说“在看”，我觉得他理解。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时忘记了他，就是他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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