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初選案」45名被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被判重刑，清楚顯示香港憲制變質之餘，也反映法庭在人權保障和國家權力之間，選擇忠心執行後的政治旨意，作為無可質疑的最後決定。
《國安法》將合法行動變成非法勾當
案件的關鍵在於，北京通過頒布《國安法》，將合法行動變成非法勾當。在此之前，反對派結盟，合力針對政府施政，不涉暴力、欺騙，屬於政治結社和言論的合理範圍，而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不論原因和動機，也不管是單幹還是聯盟，都沒有法律可以追究。反而《基本法》規定，預算案兩度被立法會否決，特首必須鞠躬下台，此舉目的是賦予立法機關權力，向行政機關施加壓力，貫徹權力制衡的憲政目標。
頒布《國安法》，是北京以法律為工具應對政治形勢。2019年反修例運動，北京定性為「大逆不道」，鎮壓絕不手軟。期間警方以非常武力對付街頭抗爭，引發警民暴力對抗升級。反對派領袖吸取區議會大獲全勝的經驗，主張運用《基本法》提供的空間，把選票支持轉為政治壓力帶進立法機關，以和平手段彰顯及爭取民間訴求。面對選舉挑戰，北京的反應簡單不過，就是重訂遊戲規則，將合法的變成非法，反對派爭取立法會過半數，並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將被視作「顛覆國家」的計謀。
中央的權力意志無從制約
此舉利害之處，是既可取締反對派參選者，更盡顯中央的權力意志無從制約。首先，《基本法》規定可以輕易繞過，例如必須本地立法制定國家安全法，北京自行制訂及頒布《港區國安法》立即施行。此例一開，北京日後不論為了整治香港，或者推動由治及興，均可隨時按政治需要替香港立法，法庭只能照單全收。
從北京看，在大陸的法律條文之中，香港《基本法》與《港區國安法》同是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兩者的法律等級沒有高低。但誰先誰後，誰輕誰重，取決於兩者在國家憲法和施政的地位，而如何衡量，當然由中共領導的全國人大常委解釋和決定。
由「全面管治權」到不排除「北京治港」
其次，《基本法》過去是統攝香港社會制度及法律運作的最權威憲政文件，是出於北京的善意，不是要履行甚麼國際協議，也毫無制度保障可言。北京十年前發表白皮書，開始堅稱享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儘管此說有違反《基本法》之嫌，但北京並無懼色，也無須廢掉《基本法》，便可對香港為所欲為。一是因為主導話語權，中央官員不斷重新定義「一國兩制」，例如「高度自治權」，原來是中央給予香港的，不是雙方都要遵守的權限界定，因此是收是放，悉從中央尊便；又如「港人治港」，原來不排除「北京治港」，「一國」與「兩制」的界線在哪，全由中央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二是北京握有實權，既可領導特區政府施政，更可指揮全國人大立法，或由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依「法」治港。
香港法庭只懂「執行」卻不能「制衡」
還有第三，就是香港法庭只懂執行卻不能制衡國家公權力的決定，今次「初選案」的裁決正是如此。其實法庭本該可從3方面按法理和事實阻止國家的越軌行為：一是指出《港區國安法》如上述所言，抵觸《基本法》的規定，是法律僭建物，合法性成疑；二是引證事實與控罪不符，可惜法庭的裁斷不合邏輯，上周已作分析，這裡不贅；三是法庭引用《基本法》第39條保障的公民及政治權利，並根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規範的人權標準，審視控罪的條文，包括法律是否清楚界定、限制公民及政治自由的政策是否服務正當的目的、手法是否恰如其份（或合乎比例）。
如果是這樣的話，法庭不難看到三點：絕大部分被告人都因為不知道參加「初選」也會觸犯彌天大罪，問題出在法律觀念不清，界線難辨；二是所謂「防止顛覆」，其實是幫助特區政府迴避政治壓力，不用因施政失敗而需要付出的政治代價，也不用面對和解決問題；三是針對非暴力的政治計謀，不顧《基本法》建立權力制衡的原則，對違規者判處入獄4年2個月至10年不等，更且違反《基本法》容許議員否定財政預算案的規定。
再者，大部分被告人不得保釋候審，還要長期等候才開審，加上不採用陪審員制度，改由《國安法》法官主審，是否符合審訊公平的原則也值得商榷。可見，合法活動非法化，法律服務不良目標，而且手段不成比例，又如何稱得上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司法獨立，不等於怎樣判案也可以。法庭得符合基本規範，總不能對人權缺失無動於衷，對事實推斷邏輯犯駁，對《基本法》所憑靠的「一國兩制」原則置諸不理。難道政府真心相信，只要毫不尷尬，不斷宣稱香港是法治社會，外界批評者就會感到尷尬，或者無可奈何，自動收口？
- 杜耀明（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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