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7年视频课程「21世纪全球化危机」整理而成，课程总共十三讲，本篇为第七讲。
主讲人｜秦晖
全球化打破了既有的市场契约格局平衡。不禁要思考，为什么西方国家近年来劳动要素的谈判实力越来越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普遍是输出资本和输入劳动的角色。这里要强调的是，所谓的输入劳动并非指中国劳工跑到美国去打工。人员流动在今天的全球化中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一些左派认为今天的自由贸易并非真正的自由贸易，而是非正义的。照他们的说法，可以接受的自由贸易不仅是指商品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人员也应该可以自由流动。他们主张，你要自由贸易，我就要自由移民；如果你不同意自由移民，那你的自由贸易就不公平。我理解这种说法，因为自由移民本身也是人类应该追求的一个长远目标。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大概都认为自由移民作为一项长远目标是件好事。能够自由移民，何乐而不为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此大概都会同意。但现实情况是，即使商品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人员却不能自由流动。在这样的全球化中，劳动和资本都获得了重新配置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因为人员不能自由流动有所改变。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中国工人跑到美国去，那么对美国而言是输入了劳动，他就会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可是，他不跑到美国去，就不能抢美国工人的饭碗了吗？照样可以。因为他可以在中国生产廉价的商品，再把商品卖到美国。把商品卖到美国，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务输出到了美国，同样也可以取代美国工人的劳动。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工人的劳动力的确被很多类似中国工人劳动力的国家所取代了。这是特朗普最近愤愤不平的原因。不管有没有道理，至少美国的穷人是认可这一点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穷人支持特朗普。特朗普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外国人（他指的外国，不光是中国，连墨西哥都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并非因为这些人移民到美国（当然他也反对移民），即使你不是移民，只要输出商品，就等于输出了劳动力。因为你在本国的廉价劳动，替代了人家的劳动。在没有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现象并不严重，但是全球化以后，情况就很严重了。因此，在全球化以前，比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社会是比较平等的，劳工阶层日子都过得不错。关于这一点，西方有左派和右派的两种解释，我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互相排斥，两者都起了作用。按照左派的解释，很简单，西方劳动者地位的提高是积极斗争的结果。他们成立工会与老板斗争，迫使老板提高工资；他们通过民主制度，通过国家权力，在民主制的基础上，为了大多数人，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削弱了富人的力量，增加了穷人的力量。总而言之，不管是因为福利国家还是因为强势工会，按照左派的说法，这些对社会平等都是有作用的。是不是真的有作用呢？其实，很多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不承认的。比如弗里德曼，他就专门写过关于工会对劳动者收入提高作用的文章。他认为工会对劳动者的收入起不到什么作用。工会能够保护的只是会员。作为一个强势工会，对于保证会员这件事大概是有用的，但实际上它是损害了非会员的工人。简单来说，一个工厂工会强大，这个工厂往往就不会再雇佣新的工人。因为工会工人没法解雇，既然没法解雇，老板当然就不会再雇佣新的，这对没有加入工会的那些人来讲，是个损害。有人说，在美国历史上，工会会员对非工会会员的损害其实是个长期问题。如果拿美国工会和欧洲工会做比较，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美国工会的族裔色彩非常浓，这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关。美国工会一开始是土著，比如老白人，尤其是那些最早的英裔白人。他们成立的工会，的确有弗里德曼讲的那个问题：他们排斥别的族裔，就像我们的国企工人排斥农民工一样。总而言之，那些原来有一定地位的劳动者都不愿意廉价劳动力去跟他们抢饭碗，他们当然就排斥那些新的移民。事实上，美国的很多矛盾都是这样造成的。包括英国的种族隔离制度能够长期维持，也是因为白人工人（就是所谓的穷白人）的这种要求。其实资本家倒不在乎，因为廉价劳动力，哪个资本家不喜欢用？反而是阶级兄弟不喜欢，是那些白人工人很害怕黑人工人跟他们竞争，所以他们老是要采取一些准入上的门槛。美国20世纪初的排华就是这样。当时很多华工在美国修铁路，修了铁路后，他们不想离开美国，想留下来就业，受到美国工人的强烈排斥。很多白人就发动了排华运动。谁会发动排华运动呢？不是美国资本家，而是美国工人排华，他们害怕吃苦耐劳的中国工人抢了饭碗，当然很不愿意。可是美国这个国家有个好处是，虽然这个工会有排外倾向，但只要有结社自由，你排斥我，我建立自己的工会不就完了？所以后来，美国的工会多了很多，而且这些工会最初都是以族裔为单位建立起来的。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工会排斥德国移民，那德国移民就自己建立一个德国移民工会；德国移民排斥斯拉夫移民，斯拉夫移民又成立一个斯拉夫移民工会。今天的美国华人，也越来越有组织化倾向。因为美国这个社会是个自由民主社会，它有结社自由，你排斥我，我就自己组织起来。它是可以通过这样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个工会，对于增加谈判能力有没有帮助呢？包括对国家的干预，到底有没有帮助呢？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但是总体来讲，这种帮助是不可能超越要素稀缺的宏观格局制约。简单来说，如果这个国家的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再怎么成立工会，也不可能把待遇提太高。最近这些年，我去过东南亚很多国家，很穷的像老挝、柬埔寨，都是穷得一塌糊涂。但他们因为曾经被西方殖民过，有非常完善的西方式劳工保障条例。看他们的劳工保障法，比中国要好得多，而且他们工人普遍都有工会。但是这个工会能为他们带来高工资吗？不能。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本很稀缺，如果要求工人的工资很高，资本就干脆走掉了。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这样。所以，如果改变不了这个稀缺格局，哪怕是有工会，最终还是要受到这个限制。那么，为什么西方的工人从19世纪以来的这一百多年，他们的待遇越来越好，处境越来越好，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平等呢？除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它并不是一点作用都不起，但起主要作用的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资本积累的水平越来越高，使得西方从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的状态逐渐转向成资本过剩、劳动力稀缺的状态。由于资本过剩、劳动力稀缺，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西方资本在寻找机会，向全世界投资。20世纪的左派不就经常有这种说法吗？说自由资本主义是西方进行商品输出，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当然这个概念，这个用词都是左派的用词。我们不管这个用词本身，他们的意思是到了20世纪，西方就从商品输出为主变成资本输出为主了。我要说，到了20世纪下半期，西方甚至已经变成了资本输出加商品输入为主。现在西方还输出什么商品呢？除了那些极高精尖的以外，大量的商品都是输入的，因此才造成他们大量的贸易逆差，尤其是美国。他们基本上就是输出资本、输入商品。输入商品实际上就是输入劳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百年中，随着它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多，资本越来越过剩，劳力就不过剩了，甚至变得稀缺了，劳力的谈判能力也增加了，工会才真的有发言权了。这个时候，西方社会就变得很平等了。原因不是像皮凯蒂说的那样，是因为西方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因为西方的资本和劳动，或者说各种要素的稀缺格局出现了变化，变得有利于劳力，不利于资本。全球化发展的很重要的动力是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稀缺，使得资本有强烈的输出愿望。在全球化过程中，大量的资本从发达国家输出到不发达地方，在不发达地方盖了很多工厂，利用这边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大量的商品输入到发达国家。大家想想，像这样的一种变化，对发达国家的要素市场、要素博弈会产生什么结局呢？道理是非常简单的。这很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资本大量输出，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不过剩了，变得稀缺了；商品的输入，实际上是劳力的输入。大量的劳力输入，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力变得过剩，不稀缺了。资本输出、商品输入，这样的双向流动显然是不利于劳动者的，尤其不利于制造业中的劳动者。当然，如果你是金融市场的，那另当别论。金融市场需要的劳动者也不是扛大包的劳动者。但是谁又能当金融市场的劳动者呢？这个机会是很少的，它的门槛是很高的。简单来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工会对资本的谈判能力就越来越差了。倒不是说政府会限制工会，而是资本家面对工会时，以前是惹不起，现在惹不起它躲得起。它躲到像中国那样没有工会的地方，拿它奈何？它走了还能跟谁谈判？它走了谈判对手都没有了，不降低条件，不就干着急了吗？所以随着资本大量输出，外国的商品大量输入，就造成西方的工会风光不再，福利国家难以维系。这种双向的流动还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资本的转移。要知道，全球化还有一个规则，是废除双向税收。简单来说就是，资本无论流向哪里，只对一个地方缴税。在跟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全球化合作的时候都要签订一个协议，叫做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也就是说，资本从你这里到我这里来，到底是在你这里缴税还是在我这里缴税？不能两边都缴。通常的结果是，资本到了哪里就在哪里缴税。资本走了后，税基就减少了。税基减少了，对福利的需求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会导致西方劳工的地位重新下降。倒不是说他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而是说要保持原来的地位需要国家有更多的二次分配。简单来说，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失业率一般都比较高。失业率高就意味着初始分配的收入更不平等。因为失业率高，对于失业者而言，初始收入等于零，就等于是吃福利的人，工资就没有了。那么要过得下去，就要更依靠福利。但供给福利的能力又逐渐在弱化，因为资本在不断地跑掉，当然就会出现巨大的福利缺口。一方面要维持原来的平等，就需要更多的福利；另一方面，资本的跑掉，或者说富人的跑掉，又使得税收的基数变得更小。出现这样的状况，对劳工对社会下层当然是很不利的。因此，全球化的这二十几年，如果就GDP或者GNP而言，西方国家不一定算是吃亏的。从简单的逻辑讲，一个国家的资本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如果要计算GDP，那么发达国家是要损失的，因为这等于工厂就不在你这里了，在他们那里。GDP是按照属地化来计算的，计算的是一个面积的经济，工厂不在了是要受到损失的。还有另外一种统计方式，就是GNP，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你是谁所有的企业就算在谁的头上。也就是说一个美国外资企业到中国来设厂，它的产值不算是中国的GNP，但可以算做中国的GDP。那么对美国来讲，它的GNP还是增长的。比如日本，最近十几年的经济几乎是没有增长的，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日本是不是真的处于停滞状态呢？当然不是。如果日本近二十年一直是这样的话，它早就问题重重。之所以没有真多停滞，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的GNP还在增长。通过资本输出，日资企业全世界遍地开花，那都是日本的GNP，对日本人还是有好处的。但是，GNP取代GDP会导致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从整个国家来讲，是有得有失的。在国家地面上的生产虽然转移走了，但是国民的生产并没有被转移走，这些财富还是国民的。问题在于，虽然都是国民的，但国民之间的分配状况产生了变化。比如美国的资本家，跑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赚更多的钱。可是美国的工人，就领不到原来的工资了。有些人说，旧的产业消失了，会有新的产业替代。其实可以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驳斥这种说法。虽然会有新的产业产生，但是新产业容纳就业的能力有没有那么强，这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即使能容纳这么多人，但是不是能容纳原来的人，也是一个问题。有些新兴产业，即使有一定的吸纳就业的能力，吸纳的也不是原来的那些实业工人，吸纳的是完全不同的人。要知道，投资的转移要比劳动职业的转移容易得多，尤其是在股票这个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地方。比如说我是一个股东，原来买了一个汽车厂的股票，一不高兴了，就把它卖掉，去买了一个IT产业的股票。假如我是一个汽车厂的工人，我能够轻而易举地跑到IT产业打工吗？根本不可能。但是资本转移是很容易的，只要在股票市场上操作一下，就可以从原来的汽车厂股东，一下子变成IT产业或者苹果的股东。但是汽车厂的工人能一转身，一拍屁股就到苹果公司上班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总的来讲，全球化过程对于发达国家，会带来一种资本输出、劳动输入（所谓的劳动输入是借助商品输入来体现的）的局面。资本输出、劳动输入的结果，使得劳动更过剩，资本更稀缺，或者说使得资本不过剩，劳动不稀缺。整个这个过程是不利于劳动的。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讲，左派一般都是反对全球化的，这几乎没有例外。但这个过程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自从西方有了资本输出这事以后，这个变化过程就在开始了。那么，为什么近20年，这个问题开始尖锐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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