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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本靖國神社
中國人鬱結著深沉的歷史仇恨，只會去咒罵、塗鴉、撒尿⋯⋯。
為什麼台灣人反而對靖國神社懷抱著截然不同於中國人的歷史情懷？
甚至於，連台灣的李登輝總統，臨老都非要排除萬難，非要前往頂禮叁拜，與他闊別62年，戰死菲律賓，厝靈靖國神社的哥哥日本海軍志願兵岩里武則（李登欽）靈魂相會，徘徊綣繾而不忍離去⋯⋯？
正因為：
靖國神社守護著萬千台籍日本兵的死生契闊，典藏著台日千絲萬縷的靈魂羈絆，台灣與日本，在靖國神社留下了血淚交融的歷史篇章。
尤其，當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在2021年提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であり）之說後，再度點燃起台日之間百年情誼的冉冉馨香⋯⋯
於是，我們以「安倍之友會」為骨幹，170人組成的「2024 台日友好訪問團」，在矢板明夫召集，名譽團長陳唐山前資政領隊下，前往日本進行友好訪問的第一站，便選擇了靖國神社。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從成田機場到千代田的靖國神社，得要穿越繁忙壅塞的東京市區。以致於，一大早從桃園機場出發的我們，抵達靖國神社時，竟已日薄西山。而安倍遺孀昭惠女士，在日本參議員山谷惠里子女士的陪同下，已在靖國神社等候多時了。
為了我們的遲到，靖國神社破例延緩了關門時間。曾任日本海上自衛隊司令的第14代「宮司」（ぐうじ、みやづかさ）大塚海夫也在享堂等候，並親自迎迓接待我們。
主客行禮如儀後，大塚海夫宮司引領我們遵循古禮，先施清浄泉水，盥手漱口後，陸續進入肅穆莊嚴的內殿，在兩位台籍日本兵遺族代表主祭下，我們隨著祭司的引領，進行了日本神道式的鼓掌膜拜。
結束莊嚴的祀禮退出內殿後，走廊上有年輕端莊的女性神職助理，一一奉上每人一淺碟的清酒，讓我們一飲而盡。宛如日本戰士出征前的訣別！互相約束在靖國神社團聚⋯⋯。
為國殞命就可入祀靖國神社靖國神社安魂祭祀的是自1853年「黑船事件」以來，日本歷次內外戰爭的戰歿者。總共有246萬6千餘「柱」（「柱」是日本人計算靈魂的單位）。
與台灣「忠烈祠」僅入祀有忠烈事蹟者不同。日本靖國神社對於所有戰歿者，無論身份、功勛、階級如何不同，甚至於連曾被定罪的「戰犯」，只要是為國殞命，靖國神社都一視同仁地安魂奉祀。
神社方面強調；「靖國神社唯一的目的是慰藉並彰顯為國家獻出生命的人們」。
並聲稱「靖國神社祭祀的246萬6千餘柱神靈，都是為國而死，他們的靈魂，無分貴賤都是平等的。」
另一項與台灣忠烈祠不同的是，祭壇上沒有個別的靈牌，只有一大面鑲在木雕框架上的神秘古鏡。
入祀者的姓名、年籍、階級、職務、死因、地點等等資料，則詳細載明於所謂的「靈璽簿」中，可供親屬申請翻閱。
對於我們台灣人而言，最關注的當然是：到底有多少台籍日本軍人或軍屬入祀於日本的靖國神社呢？
在靖國神社《聽海湧》根據日本厚生省1973年4月14日公佈的詳細統計資料：二戰期間，日本軍中台灣出身的軍人、軍屬總共有20萬7183人。其中軍人有8萬433人，軍屬12萬6千750人。
戰爭期間，台籍日本兵總共死亡3萬304人，入祀靖國神社的有27864「柱」。
其中，還包括戰後被國際法庭依「乙級戰犯罪」，被判死刑而處決的26名台籍日本小兵在內。
這就讓我想起前不久公視製作播出大獲好評的影集《聽海湧》。分五集播出的《聽海湧》，英語片名為《Three Tears in Borneo》（婆羅洲的三滴眼淚）似乎更能點出該片的故事背景：三個台籍日本兵，在婆羅洲的血淚故事⋯⋯。
《聽海湧》劇情裡的三個年少的台籍日本兵，當初或出於對戰爭的好奇，或是對名利雙收的幻想而志願參軍。
甚至於，還有一位是出於對日本人的強烈身份認同，渴望像日本武士那樣，為天皇效命，為帝國出征。
其實，這三位主角的人設是有經過考據的。台籍日本兵未必是被迫參軍的炮灰。在當時日軍嚴格的招募條件下，台灣人能夠成為日本兵，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更何況，志願兵還享有相當優渥的薪資待遇，這都讓當時的台灣青年，相當踴躍的志願叁軍，並對自我成為日本兵的身份，有高度的認同感與自豪感。
然而，誠如《聽海湧》的劇情發展，台灣青年參軍後，非常不適應當時日軍動輒打罵、甩耳光的粗暴領導管教方式。
尤其，隨著戰況的逆轉，更讓很多年輕的台籍日本兵想要回家了。劇情裡的主角到海邊「聽海湧」，就是想念遙遠台灣海邊，瀰漫著海湧聲的老家。
於是，在靖國神社祭祀的默念過程中，我的心中不斷湧出陣陣悲懷，魂繫日本的萬千台籍日本兵，是否也在靖國神社《聽海湧》，思念著台灣故鄉呢？
台籍日本兵柯景星的真實寫照在《聽海湧》的劇情鋪陳下，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三位劇中的台籍日本兵，並未如願回到家鄉。反而因為戰時在婆羅洲擔任戰俘營的「戰俘監視員」，而牽涉到虐俘和殺俘的戰爭罪行的控訴。而在異國他鄉的國際法庭上，面臨一場孤立無助，生死未卜的「乙級戰犯」審判的戲碼。
事實上，《聽海湧》這段台籍日本兵遭到國際法庭審判的戲碼，並不是編劇憑空想像的情節，誠如導演孫介珩指出劇中角色「真有所本」，那就是出身彰化和美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的真實遭遇。
日文名「河村輝星」的柯景星，是大正九年（1920年」出生於日治台灣的台中州彰化郡和美大霞田公厝。
就像當時很多的台灣人一樣，14歲從「公學校」畢業後，他就開始就業幫助家計。後來為了獲得更多的薪資而志願參軍，並在昭和17年（1942年），被派往北婆羅洲擔任「俘虜監視員」。
戰爭末期，他在長官逼迫下奉命處決俘虜；因而戰後被盟軍認定爲戰犯。最初被判以死刑，後來他的上級軍官杉田鶴雄向法庭坦承「台籍監視員槍殺戰俘是奉自己命令」而被歸納為「C級戰犯」，改判有期徒刑10年。1946年被送往巴布亞紐幾內亞新不列顛島的拉包爾（Rabaul）服刑，至1953年才獲釋遣送日本。
柯景星獲得日本「援護局」的照顧，並被告知可以在放棄中華民國國籍的前提下歸化日本籍。柯景星雖然在日本受到獄友親族的熱情款待挽留，又獲得早年台獨運動領袖廖文毅邀请會面，但是他仍堅持一心返鄉。
孰料渡盡劫波的柯景星，雖然回到台灣，但是，他卻受到中華民國宛如敵國般的對待。而遭到黨國特務長達30年的監控。更嚴重影響到他就業謀生的機會。直到1969年，他才同妻子進入當地一家日資的制鞋廠任職 後，經濟窘境才獲得改善。
魂遷夢憶邦國何在？事實上，柯景星的境遇正是許多戰後台籍日本兵的寫照。一場戰爭的結果，他們由「日本人」被變成了「中國人」。這就像五十年前，台灣人的祖輩，一場十萬八千里外的甲午之戰，讓他們由「中國人」被變成了「日本人」一樣。讓他們一再被陷於國族認同的迷茫混亂中不知所歸。
尤其曾經身陷戰爭漩渦的台籍日本兵，更就是在那個時代夾縫中，兩頭不著最悲慘的棄民。因為，二戰結束日本被迫放手後，中華民國卻沒有真心接納他們，更沒有為這批無辜的台灣人撫平戰爭的傷痛。
台籍日本兵不論生者、歿者、傷者、慟者，都只能在潮湧潮落的時代洪流中，無天可籲地各隨命運載沉載浮，亞細亞孤兒魂遷夢憶的邦國何在呢？
也許這就是李登輝所說：台灣人的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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