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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独立中文笔会将2024年自由写作奖颁给了我，感谢评委会的辛劳！
2024年，中国仍旧是关押记者的最大监狱，新闻自由度在180个国家排名倒数第八。由此可见获得这项荣誉，于我是多么重要的鼓励。
自由是天赋人权，明明是人类一切创作活动的灵魂，但是在中国，自由极易成为大逆不道，对记者的职业意味的是叛违。
1985年，我报导刘宾雁因发表《第二种忠诚》遭到整肃，不但我成为中国新闻社的"自由化分子"，连带批发稿件的专稿部主任冯钜昌都被撤职。
1988年底，我调到经济学周报发表的第一篇采访《严家琪、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致使我1989年6月3日上班途中被当局绑架。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点名我这篇文章是"倒邓保赵"，此前袁木公开讲过我的这篇文章是"动乱暴乱的政治纲领"。陈希同报告的第二天，社科院和国家出版总署就把经济学周报查封。
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举办的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上，中国争夺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输给悉尼，一周之后，在我赴美做访问学者前夕，我又一次被抓捕。当局因为我发表在香港镜报一篇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评论，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我。张思之律师向法院提供一尺多厚的香港和国内报章的复印件，证明"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公共议题，给我做无罪辩护。94年11月副总理李岚清访美复关（关税贸易总协定）谈判无果，随后我即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变检察院起诉的罪名，以"公务员泄密罪"给我判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此时我离开体制，没有拿工资已经4年。最荒唐的是中国法律的硬性规定"一切审判都是公开的"，但是一审、二审，我的律师、我的家人都没有通知到庭，对我实行的是秘密宣判。
至于2014年，当局终于能够用"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对我进行第二次起诉，直接原因与我在德国之声中文北京观察栏目的一篇署名文章有关。那篇文章披露了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向中央揭露令计划对中央隐瞒儿子令谷车祸死亡，导致令计划丢掉了中办主任要职的曲折经过。给我定罪的罪证是2013年4月22日之后，一直到当年8月19日向网络"亮剑"，百度网上可以查到全文的中办"九号文件"。公安除了抓捕我儿子逼迫我改变口供，获得我"自证其罪"的证词之外，没有取得任何人证、物证。相反我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尚宝军却取得证明我无罪的大量人证、物证，在政治高压之下，法院概不采纳。从傅政华一手搞的我的"央视电视认罪"到一审判决之后，傅政华指示公安和我这个拒不认罪的人做的长达7个月的"变诉交易"，充满了构陷和欺骗。
独立的新闻写作，拿真相、讲真话，可以和肮脏的政治斗争搅缠，这也是爆裂的中国特色。最近的十年，我遭到比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的10年代更多的监控和阻挠，当前当局封杀了我的微博、微信；切断了我家的宽带、座机和我的手机 。
我感谢互联网，我还可以蹭网发推。
自由和写作是我的宿命，80岁之后，我仍要沿着我的命运之轨走下去，我相信我会看到光明。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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