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串謀顛覆國家」的立法會初選案45人被判重刑，一點也不意外。稍為意外是，判刑的解釋邏輯犯駁，法官依照他們自己的論述，被告難以入罪，而無罪釋放。
例如，法官拒絕接納被告人以「顛覆」計劃不可能成功為求情理由，因為計劃是否成功，法庭不會猜測。法庭只需看到有證據顯示，一些組織者對反對派初選感到樂觀，更投入時間和金錢，還有連串活動，包括記者會、廣告宣傳、民意調查、公開籌款等等，而各大政黨亦嚴陣以待，認真挑選候選人、訂立競選策略及部署、招募義工、設計政綱及宣傳品等等，足見參與者都期望初選成功。
三位法官判詞用意清晰，就是指參加者既然全力投入，認真對待初選，便代表他們有意落實整個計劃，目的是「顛覆」政府。他們正確點出，「串謀顛覆政權罪」的入罪要素在於顛覆意圖，無此不成罪，只是他們看不到自己犯了中學生也不應犯的邏輯錯誤。
參加初選未必有「顛覆」意圖 也不等於成功
首先，初選成功不等於「顛覆」計劃成功。參加者努力謀求初選成功，也不等於相信反對派可以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更不要說到時會一致反對財政預算案，從而要脅政府要麼下台，否則必須答應「五大訴求」。倘若參加者若連取得過半數議席也不相信，除了三位法官，又有誰會相信他們確有意圖用選票拉倒政府呢？
其次是參加初選的意圖不一，不能一刀切定性為「顛覆」政府的手段。四十多名被告參加初選，或者有些立志堅定，當選後不論成功與否，都會按原定計劃向政府施壓，也有一些只是不甘後人，因為由推出初選那天開始，等於競選正式起步，不參加初選等於政治自殺。當然，也有人希望製造聲勢，通過初選保持反修例運動的熱度。可見，有「顛覆」意圖者會參加初選，但參加初選不一定有「顛覆」意圖，正是三位法官犯的第二個邏輯錯誤。
當然，所有參加者都相信初選有用，再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從而成功要脅政府，以至所有參加初選者都有煽動意圖，兩者並非完全不可能，但法庭需要有確鑿的證據才能斷定，沒有的話，萬勿作不符邏輯的推論。判詞說得很好，法庭不會揣測「顛覆」計劃會否成功，但結論不是迴避問題，而是不揣測但根據事實作客觀合理的評估，實屬必須。
法官雖然口裏說不，實際上則身體力行，揣測「顛覆」計劃能否成事。根據判詞，法庭認為立法會選舉若不受疫情影響，如期九月舉行的話，「顛覆」計劃並非注定失敗。法官的着眼點是邏輯上是否可能（有選舉就有機會），不是實際的成功機率。參選與買六合彩不同，參與後者的成本不高，超低機會中獎也不少人也會參與投注，但前者若成功機會不大，參加者還抱住「顛覆」意圖參與，要是有，憑常理可知，也不會是多數。
官接納「對法律無知」 惟未證明「犯罪意圖」
另一方面，法庭接受「對法律無知」作為求情理由，因此四十五名獲罪者除了九人，都一律獲減刑三個月，可說體諒民情。不過，從另一角度看，法庭給予八成犯人減刑，又指稱戴耀廷及楊岳橋兩人不會「對法律無知」，其餘未有就此提出因此不會給予優惠。可見法官眼中，大部分被告由於對《國安法》無知而誤墮法網。
其實一般初選者，以至有法律背景的戴、楊兩人都不懂法律紅線劃在哪裏，又何須大驚小怪。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時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也捉錯用神。他當時表示，作為「35+計劃」一部分的立法會初選，他日在立法會反對政府議案，或令政府施政不便，也未到犯罪門檻，因為顛覆政權罪必須涉及暴力、非法手段帶來嚴重後果。
今次案件，因為集體無知，而合謀犯案，嚴重到「顛覆國家政權」也不自知，相信是世所罕有。法官對獲罪者表示充分體諒，對以此為由提出減刑都有求必應，其中一位甚至取得法律學位，也表示同情，可見法庭也認同紅線並非寫在牆上般清晰可見。但究竟問題出在哪裏，法官卻沒有嘗試了解，然後紀錄在案，以供來者參考。
不錯，「對法律無知」不是推卸刑責的藉口，但「顛覆國家政權」一罪成立與否，關鍵是犯案人有無「顛覆意圖」，就跟殺人、詐騙等刑事罪行一樣，必須證明有特定的意圖，而不是那些不計過錯、犯規即受罰的行為（如隨便過馬路者不知有罪也依然犯法）。因此，若果他們相信「35+計劃」不外打算用選票向政府施壓，更相信《基本法》在《國安法》實施後依然有效，議員可以任何原因反對財政預算案，因此儘管他們的認知全錯，但肯定一點是，整個計劃及全部行動都不帶「煽動意圖」。換言之，沒有犯罪意圖，他們那又何罪之有呢？
- 杜耀明（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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