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所謂振興經濟的10萬億人民幣「大水漫灌」，提升國民收入與「幸福感」，還是實現「東升西降」以取代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在決策上屢屢進退失據，既缺乏邏輯，也缺乏對基層的了解與關注。近來，珠海樊某駕越野車衝撞體育館，導致至少35人死亡的事件，與此後接連發生在廣州、江蘇無錫與湖南常德等地的無差別殺戮，暴露了習時代統治的極端劣質。
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表面上源於個人對司法不公、勞資糾紛、學生被迫無薪勞動或不合理剝奪畢業資格的不滿，但最終卻以向不相干的同事、同學甚至路人大開殺戒的方式表現出明顯的報復社會意圖。中共當局一貫只關注黨政軍，尤其是習近平個人對「國家安全」的高度執念，將所有利益歸於當權派與紅色官商圈，而視普通百姓如草芥。
行兇者是「以社會悲劇挑戰制度的邪惡」
面對社會矛盾的爆發，當局的應對僅限於禁止群眾集會、加大對「鐵拳」維穩的投入，以及強化對社區內所謂「八失人員」和「三低三少」人群的監控。習近平更要求全社會發揮「楓橋經驗」，即類似法家商鞅倡導的「連坐制度」，讓每戶人家負責監視並舉報鄰里中可能有「反政權」行為的人。
但問題在於，為甚麼這些「亡命之徒」選擇滥杀無辜，而不是衝擊黨政機關或針對高官權貴？為甚麼他們不造反？用某網紅的說法，這些行兇者僅僅是「以社會悲劇挑戰制度的邪惡」。筆者無意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探討中國人缺乏造反「基因」的原因卻是必要的。這可以從儒家文化對中國近兩三千年的深遠影響中找到答案。
儒家沒有提供推翻「苛政猛於虎」的理念與方法
儒家經典中雖有「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警句，但它並沒有提供一套完整的推翻「苛政猛於虎」的理念與方法。孔孟思想的核心在於「君臣父子」的秩序哲學，強調百姓應當死心塌地接受命運的安排。歷史上，雖然有草莽英雄如陳勝、吳廣推翻王朝，但這些後繼者如李自成、張獻忠等，追求的只是成為新一代皇帝和貴族，而非改變制度的本質。更令人厭惡的是，如今國內社交媒體甚至將珠海肇事者樊某比作現代「張獻忠」，因為張獻忠「造反」的同時，也在四川大肆屠殺近百萬無辜百姓。
當代許多傑出作家也對中國人「逆來順受」的特性作出了深刻描繪。例如余華在《活著》中寫道：「活著在我們中國語言裡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1）儒學大師錢穆則從另一個角度美化這種忍耐文化。他認為中國人不是不能造反，而是覺得不必要造反，因為「皇位世襲，是中國以往政治條件上一種不得已或自然的辦法。」（2）
這種深植於文化與歷史中的順民心態，不僅使中國人甘於接受極權政黨的暴政，也讓他們隨時成為「現代張獻忠」這類亞恐怖主義屠殺的受害者。
- 林和立（中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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