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的驯化
文\张心阳
奴性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它是如何驯化而成的呢？有两个真实的动物故事，可窥一斑。
"猴子与香蕉"的故事。科学家有个实验，将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笼中有把梯子，梯子顶端有串香蕉。每当一只猴子试图去拿香蕉的时候，所有的猴子都要遭电击。反复多次后，猴子都不敢去拿香蕉。
这时人们取出笼中的一只猴，放只新猴进去，新猴不知过往，刚准备拿香蕉，结果被另外四只猴一顿揍，因为以前有过教训：拿香蕉要遭电击。
如此一只一只地置换，直至把老猴全部换走。这时奇迹发生了，置换进来的新猴尽管都没有被电击，但它们都不会去碰香蕉。至于为什么，不知道。
苏联《消息报》原总编辑阿朱别列在《赫鲁晓夫的悲剧》一书中讲了一则驯鹰的故事：
驯鹰人把鹰带到帐篷里，用一只皮口袋罩住它的头，用绳索扎紧袋口。小鹰开始有些紧张，用爪子紧紧抓住绳子。这时驯鹰人开始使劲地晃荡绳子，小鹰越来越害怕，因为它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弄不清，只期盼着能让它歇会儿，喘喘气。
这时剧烈的晃荡停下来，取掉鹰头上的口袋，向它伸出一只手臂。小鹰呆在手臂上感到格外的安全、稳当。
接着一切又重新开始，罩住小鹰的头，抡起绳子使劲地晃荡、晃荡……需要重复多少次就重复多少次，直到把傲慢的小鹰驯到俯首帖耳为止。
从此，它便能够为主人猎取野物，把战利品带回主人家，并且忘记辽远的天空与自由的翱翔。
两个故事讲的都是动物驯服的过程，无他，都是暴力、恫吓、恐怖起作用。比照一下人类，天性的磨灭、奴性的形成不也是这样的么？
阿朱别列说，在苏联，"数十年来用了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地向我们灌输的正是这一套。每个人都强烈渴望得到一种安全感、稳定感，就像有魔鬼在耳边低声细语地诱惑：'别发抖，说一声"同意"吧，多想想你自己，怎么想都不过分，这是你个人的事，在人世间你必须赞同地接受一切，别人期待你的只此而已。'"
那个低声细语、"都为你好"的声音，确实很温柔，也很像"劝世良言"。实际上，这正是那大幅晃动的绳子，是那足以让人晕厥的电击，不知暗藏了多少恐怖、阴毒和损招，就看你服不服。
曾有人写过一首诗：大意是，一个人第一天被抽打一百鞭子，尽管内心充满了愤怒，却没敢发声。第二天，鞭子次数减少到八十，他开始看到生活中的一丝希望。第三天，只有五十鞭子，他开始夸奖抽打他的人进步了。第四天，仅剩三十鞭子，他感动流涕跪下。第五天，二十鞭子，他已经感恩戴德。第六天和第七天，他已经习惯在感动中挨鞭子，并开始用鞭子来抽打那些曾同情他的人。
诗作不失夸张。但勾勒奴性驯化的过程一点也不夸张。
奴性是专制的绝配，没有一个专制权力不是建立在奴性基础上的。一个政权越专制，这里的奴性越浓厚。专制登峰造极，奴性登峰造极。人们先是对绝对权力抱着一种期待、一种幻想，甚至有些崇拜。人们都跪下了，伟人就出现了，奴性的驯化也变本加厉了，他们继续晃荡着绳子，挥动着鞭子，高举着电棒子，于是，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奴性便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以致达到高度的契合，犹如太监配帝王，交互映衬出和气致祥的景象，甚至如《二手时间》作者、白俄作家阿列克谢谢耶维奇所说的："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钟爱自己的奴性。"
有人把曾经的苏联称为"战斗的民族"，我从来不这样看，更愿意将其称为"奴性的民族"。如果不是奴性，大人物一搞工业化，怎么就一下子就能饿死七八百万人，人们宁可"人相食"，也不敢出门去乞食？如果不是奴性，大人物一搞"清洗"，怎么立刻就几百万人头落地，就连所谓位高权重的人也不由自主跪在大人物脚尖前，甚至把妻子儿女、兄弟姐妹送到刽子手的屠刀下？如果不是奴性，怎么希特勒的装甲车刚一侵入，就有百万将士缴械投降？如果不是奴性，掌权的少数人敲骨吸髓、扼吭夺食、穷奢极欲、纸醉金迷，大批挨饿的人排3小时的队都买不到一只面包，却还不敢骂那帮家伙一声"强盗"？上世纪20年代，诗人徐志摩西行刚踏上这片土地，就立刻感受到新政权一崛起，所有民众就匍匐在地。绝对权力造就绝对奴性如此之快，令他大为惊讶。
当下，俄乌战场杀得血肉横飞、尸横遍野，鹅民们并非不知道他们打的是非正义战争且不可能有好的结局，但仍毫无抗拒地加入到侵略队伍中去充当炮灰。这告诉人们，奴性不仅难以消失，还会传宗接代。
奴性的正面是人性，人性的根本是人权，人权的保障是民主和法治。要使更多的人有人性，而不是奴性，那就需要拥有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而这恰恰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人最不情愿打开的魔盒。
（202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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