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生與工人要求自己作主
2026年10月23日，是匈牙利革命爆發七十周年。1956年的這一天，布達佩斯學生走上街頭，工人和其他市民陸續加入。隨後十多天，改革示威發展成挑戰一黨統治與蘇聯支配的革命，最終遭蘇聯軍隊鎮壓。有趣的是，在一個自稱代表工人的政權之下，學生提出的要求竟需要包括保障工人的罷工權、改善工資，以及讓人民透過自由選舉選擇政府。他們也要求言論自由、由獨立法院重審政治冤案，並要求蘇聯軍隊撤離。這些具體訴求說明，當時匈牙利人民爭取的「自由」，關乎能否公開表達不滿、監察及追究掌權者的責任，以及參與決定自己的生活與國家的前途。
匈牙利為何受到蘇聯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軍隊擊敗德軍，進入匈牙利，並在戰後繼續駐軍。此後，歐洲逐漸形成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個陣營。雙方在政治制度、經濟安排和軍事安全上互相對抗，這段長期競爭稱為「冷戰」。對莫斯科而言，東歐的親蘇政權也是阻隔西方威脅的安全屏障。
匈牙利並非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而是擁有自己政府的國家，但蘇聯駐軍和莫斯科的政治干預，嚴重限制了它的自主。1945年，匈牙利仍舉行多黨選舉，取得多數議席的是主要代表農民利益的獨立小農黨。此後，共產黨在蘇聯支持下，逐步排除政治對手。1947年，原本在選舉中取得多數議席的獨立小農黨遭到打擊，主要領袖被拘捕或被迫流亡，黨內權力逐漸落入願意服從共產黨的人手中。1948年，共產黨又透過恐嚇及清除反對合併的成員，迫使社會民主黨與其合併，成立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到1949年，小農黨等剩餘政黨被納入新執政黨控制的人民陣線，選舉只提供陣線的統一候選人名單。人民已無法透過自由的政黨競爭選擇政府，匈牙利遂形成實質上的一黨統治。
「一黨體制」的意思，是執政黨壟斷組織政治的力量和決定國家方向的權力。國會和選舉仍然存在，但人民不能透過自由的多黨競爭更換政府。而報刊、工會和青年組織也受到黨的控制。重大決定由黨領導層掌握，國家機關負責落實。
在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掌權下，政權仿效蘇聯領袖史太林的統治方式，以政治清洗、捏造罪名的審判和國家保護局的秘密警察部隊（ÁVH）維持控制，共產黨員本身也可能成為受害者。經濟上，政府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推動農業集體化，把個別農戶的耕作納入集體農場，並強制農民向國家交售農產品。工人則承受嚴苛的生產定額，即在規定時間內必須完成預設的工作量，生活因而受到經濟政策擠壓。人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國家保護局的監控和經濟政策的壓力，因此累積了不同的社會不滿。
改革曾帶來甚麼希望？
1953年史太林去世後，蘇聯新領導層要求匈牙利調整政策，緩和高壓統治和經濟失衡。同年7月，納吉（Imre Nagy）出任總理，推行「新路線」，包括減輕重工業優先的政策所造成的負擔、改善民生、放寬農業集體化，以及釋放部分政治囚犯。
納吉當時是一位主張改革的共產黨人，他希望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運作方式，當時尚未提出日後革命期間的多黨政治。總理的職位在形式上由國民議會選出，但人選源自蘇聯與匈牙利黨領導層的權力安排，沒有經過自由競爭選舉而產生。這裡需要分清兩個職位，總理領導政府，落實並推行黨的政策；黨的第一書記掌握執政黨的組織、發展方向和人事任命。拉科西雖然在1953年7月不再兼任總理，但仍擔任第一書記，因此有力量阻撓納吉的改革施政。
到1955年，蘇聯領導層的權力變動削弱了對納吉的支持，莫斯科開始轉而支持對他的批判。拉科西陣營指責納吉偏離黨的路線，放鬆控制、危及社會主義。納吉於4月被撤去總理職務，年底更被開除黨籍。這次撤職讓匈牙利人民意識到，改革者的去留取決於黨內鬥爭和蘇聯取態，人民缺乏制度途徑去保住自己支持的政策。
為何偏偏在1956年爆發？
1956年的一連串變化，使公開表達不滿和集體行動變得可能。2月，蘇聯領袖赫魯曉夫對史太林個人崇拜和政治鎮壓的批判，削弱了模仿史太林執政思維的匈牙利領袖拉科西的統治依據。改革派開始要求追究本國政治清洗的責任，平反冤案，並改變新聞審查等高壓做法。原有的不滿逐漸透過作家組織和彼特菲圈（Petőfi Circle）的討論公開表達，要求撤換拉科西的聲音也日益強烈。
「彼特菲圈」（Petőfi Circle）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討論場所，它以曾參與1848年革命的匈牙利浪漫主義詩人彼特菲（Sándor Petőfi）命名，由年輕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官方的共產主義青年組織（DISZ）內創立的，原本是一個制度內的知識討論平台，但它很快就發展成為一個改革派和反史太林主義的異議論壇。1956年6月，有近7,000位作家、記者、學者和青年在其舉辦的「新聞自由論壇」討論經濟、教育、新聞審查和領導責任，甚至呼籲罷免拉科西，而這些批評逐漸超出官方容許的範圍。重要的是，它讓原本分散的議題進入公開討論，也讓人看見其他人同樣的不滿。可是，三天後，政權譴責彼特菲圈，禁止作出公開集會，將這些異議人士開除出黨，並將其領導人坦喬斯（Gábor Tánczos）監禁。
1956年夏，要求拉科西為政治清洗和鎮壓負責的聲音日益強烈，連一些曾遭迫害的共產黨員也要求他下台。蘇聯領導層擔心，拉科西繼續掌權會令不滿擴大，使匈牙利執政黨失去對局勢的控制。7月，蘇聯領導人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到布達佩斯，與匈牙利黨高層商議撤換拉科西，希望藉此減輕政治壓力，保住共產黨的統治。最終，拉科西辭去第一書記職務，交出執政黨最高領導權。
接任的格羅（Ernő Gerő）是拉科西的長期同僚，同樣支持原有的高壓統治。這次領導人更替是在蘇聯干預下，由匈牙利黨高層安排的。一黨壟斷權力的制度繼續存在，民眾仍無法透過自由的多黨選舉更換政府。因此，要求政治改革的人並未因拉科西下台而得到滿足。
1956年10月6日，匈牙利為前部長拉伊克（László Rajk）及其他遭受政治清洗的受害者舉行重新安葬儀式。拉伊克在1949年的政治清洗中被處決，當局其後承認指控是捏造的，為他平反，恢復名譽。大批群眾出席葬禮，使悼念成為公開表達對政治清洗不滿的場合。官方承認冤案，也使人們更有根據要求追究策劃迫害者的責任。
波蘭同樣出現要求改革的壓力。1956年6月，波茲南的工人因不滿工資和工作條件而罷工，抗議遭軍隊鎮壓。此後，改革與領導責任成為更迫切的政治問題。到10月21日，主張減少蘇聯干預的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出任波蘭執政黨最高領導人。他在維持共產黨統治及蘇波同盟的前提下，爭取由波蘭領導層自主決定更多國內政策。經過交涉，蘇聯領導層接受了這個安排。
這個結果鼓舞了匈牙利學生，波蘭既然能迫使莫斯科接受一定程度的改變，匈牙利也可能爭取到改革。他們決定於10月23日遊行，一方面聲援波蘭爭取自主，另一方面提出本國的要求，包括由納吉（Imre Nagy）領導政府、保障言論自由，以及要求蘇軍撤離。聲援鄰國的行動，因而成為公開表達對本國改革訴求的機會。
學生的「十六點要求」希望改變甚麼？
10月22日，布達佩斯理工大學的學生集會通過「十六點要求」，提出翌日遊行要爭取的改革。這份文件由學生制定，內容同時涉及政府如何產生、人民能否自由表達、工農生活，以及匈牙利與蘇聯的關係。
首先，學生要求改變政府的組成及產生方式。他們希望由曾推行改革的納吉（Imre Nagy）領導新政府，撤去須為政治迫害負責的領袖。他們也要求舉行多黨參與的國會選舉，讓合資格的選民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選出代表。這意味著人民應有不同的政黨可以選擇，而政府的去留不能繼續只由執政黨高層決定。
其次，學生要求保障人民表達意見和尋求公道的權利。文件要求言論、報刊和電台自由，讓批評政府的聲音也能公開傳播，學生也有權自行組織團體、發行報紙。對於過去的政治及經濟案件，他們要求由獨立法院重新審查，釋放被冤枉定罪的人，並恢復其名譽。這些要求直接回應了新聞審查和政治冤案造成的恐懼。
學生也要求改善工人的待遇，提出重新檢討「生產定額」，即工人在指定時間內必須完成的工作量。同時調整工資，訂立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並保障罷工權。這些訴求涉及工人每天要做多少工作、收入能否應付生活，以及能否透過集體行動爭取改善待遇。
對農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向國家交售農產品的負擔。學生要求改革這套交售制度，並給予自行耕作的個體農民同等待遇，使他們不會因為沒有加入集體農場而受到歧視。
最後，學生要求蘇軍撤離，並重新檢討匈牙利與蘇聯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他們主張兩國應平等相待，互不干預內政，也要求公開對外貿易協議，交代匈牙利資源如何被開採和出售。此外，他們要求拆除象徵政治壓迫的史太林像，改建紀念匈牙利1848至1849年自由鬥爭者的紀念碑。
示威如何變成革命？
10月23日，學生發起的遊行吸引工人及其他市民加入。當晚，執政黨領袖格羅透過電台發表講話，維護與蘇聯的關係，批評示威中的反蘇訴求，令期待改革的群眾更加憤怒。另一批示威者聚集在國家電台大樓外，要求廣播學生的「十六點要求」，讓全國民眾知道他們正在爭取甚麼。
電台外的衝突使局勢急劇惡化，守衛大樓的國家保護局秘密警察部隊（ÁVH）向群眾開火，部分示威者取得武器還擊。也有軍人把武器交給群眾，或加入反抗。蘇聯領導層決定動用軍隊介入，蘇軍在10月23日至24日之夜開進布達佩斯，與起義者交戰。原本要求政府改革的和平示威，遂發展成對抗秘密警察部隊及蘇軍的武裝起義。
10月24日，納吉在黨領導層安排下重新出任總理，他雖然並非透過自由的選舉上台，但群眾支持他，是因為他過去曾推行改革，而黨高層則希望利用他的聲望平息危機。不過，納吉起初仍要求群眾放下武器、恢復秩序，未有立即接受整場抗爭的方向。此後，他的立場才隨着抗爭擴大而逐步改變。
接下來幾天，抗爭擴展至工廠和其他城鎮。工人成立工人委員會，組織罷工，提出工作待遇及政治改革要求。各地也出現革命委員會，維持秩序、安排物資供應，並在部分地方接管舊黨政機關的事務。這些組織自行成立，向政府提出要求。納吉要恢復政府的運作，便必須回應這些已在工廠和地方掌握實際影響力的力量。
10月28日，納吉政府作出重要轉變，開始接受抗爭者的主要要求。他公開承認，這場抗爭是爭取民族自主與民主的群眾運動，拒絕把整場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他宣布停火，承諾解散國家保護局秘密警察部隊，並推動蘇軍撤出布達佩斯。
10月30日，納吉進一步宣布結束一黨體制，由重新活動的不同政黨合作組成政府。他也承認革命期間成立的地方自治組織，要求它們支持政府。至此，運動已開始改變國家由誰掌權、哪些政黨可以參政，以及地方事務由誰決定，直接觸及原有的一黨政治制度。
這些日子也發生了報復殺戮，部分秘密警察及被指與其合作的人，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遭群眾毆打或殺害。這些私刑與示威、罷工、武裝抵抗及政治協商同時存在，也是理解革命經過時必須交代的事件。
蘇聯為何再次出兵？
10月28日停火後，蘇軍一度開始撤出布達佩斯。到10月30日，蘇聯領導層仍在考慮透過談判處理危機，包括商討蘇軍是否撤離匈牙利。撤出首都與撤出整個國家，是當時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然而，匈牙利的變化已威脅到莫斯科維持控制的基礎。納吉宣布結束一黨體制，各地又出現自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共產黨正失去對國家政治的壟斷。蘇聯領導層擔心，若接受這個結果，其他東歐國家也可能要求擺脫同類控制，使蘇聯更難維持整個陣營。
10月31日，蘇聯領導層改變了前一天的方向，決定以軍事行動鎮壓革命。赫魯曉夫認為，撤退會被西方視為蘇聯軟弱，也難以向蘇聯黨內交代。會議因此要求軍方準備作戰計劃，並籌劃成立另一個匈牙利政府，取代納吉政府。
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上也提到埃及。兩天前，即10月29日，以色列按照與英國及法國商定的計劃進攻埃及，令蘇彝士運河的危機進入戰爭階段。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擔心，在西方國家對埃及動武之際，蘇聯若再從匈牙利退卻，美英法會認為莫斯科無力維持自己的地位，進一步向蘇聯施壓。由此可見，蘇彝士的戰事是他從冷戰力量競爭出發所作出的判斷，並成為支持蘇聯再次出兵匈牙利的理由之一。
11月1日，納吉政府發現更多蘇軍越過邊境，向布達佩斯推進，蘇聯大使未能對這些軍事行動作出令匈牙利政府信服的解釋。納吉政府遂宣布退出華沙公約，並宣布中立，希望透過聯合國及國際支持保障國家自主。華沙公約是蘇聯主導的軍事同盟，退出公約及宣布中立，代表匈牙利希望不再受這個軍事集團約束。此時，距離蘇聯決定鎮壓已經過了一天。
11月4日，蘇軍發動大規模進攻，攻擊布達佩斯及其他重要據點，推翻納吉政府，支持卡達爾（János Kádár）領導的新政府掌權。武裝抵抗和罷工仍持續了一段時間，但革命期間開始推行的政治改革，已遭軍事力量中斷。
戰鬥和鎮壓造成大量死傷，革命期間約有二十萬人逃離匈牙利。新政權隨後展開拘捕和政治審判。納吉亦被捕，最終於1958年遭處決。
他們所說的自由包括哪些權利？
革命參與者對未來制度的想法並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些人希望建立民主社會主義，這包括保留土地改革、國有企業等社會改革，同時取消一黨壟斷，保障自由選舉和公開表達意見的權利。納吉在10月28日的講話中，也把國家獨立、民主和社會主義視為可以共同追求的目標。因此，理解這場革命，需要理解參與者不同的政治願望。
對曾經歷政治迫害的人而言，自由首先意味著人身安全和法律保障。他們希望不再因為批評政府或被捏造的罪名而遭拘捕。受到指控時，可以由獨立法院公平審理。他們也要求新聞自由、自主組織和多黨選舉，讓人民能公開指出政府的錯誤，組織政治力量，並選出自己的代表。這些要求涉及公民與政治權利，目的在於限制掌權者任意處置人民的能力。
對工人而言，自由也涉及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他們要求合理工資、足以維持生活的最低收入，以及重新檢討工作量。工會應真正代表工人，工人亦應享有罷工權，這些涉及經濟與社會權利。工人要爭取改善待遇，就需要能夠公開表達不滿、組織起來和採取集體行動。因此，工作待遇與言論、結社等政治自由，在這場運動中緊密相連。
國家自主則處理另一個問題。匈牙利的政治方向，應由誰決定？要求蘇軍撤退，是希望解除外國軍隊對本國政治的干預。要求多黨選舉和獨立法院，則是希望人民能監督本國政府。即使外國軍隊撤離，若政府仍可壓制異議、任意拘捕人民，個人的自由仍缺乏保障。這也解釋了學生為何同時提出撤軍和國內民主改革的要求。
以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作參照，保障人身安全、自由表達、參與政府，以及獲得合理工作待遇和組織工會，都屬於應受保障的權利。這是理解上述訴求的人權角度。七十年後回看1956年，我們可以從這些具體願望理解「自由」—人民能批評政府而免受迫害，能為自己的生活爭取改善，也能參與決定國家的未來。
結語：從1956年革命理解當代人民的抗爭與選擇
1956年匈牙利革命留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人民能否參與決定自己的生活與國家的前途。學生把自由選舉、言論自由、工人的罷工權、改善工資和蘇軍撤離，列在同一份要求之中。這些主張反映政治自由、生活待遇與國家自主，在參與者眼中密切相連，他們既希望改善生活，也要求有權監督決定這些生活條件的掌權者。
這有助我們理解今天歐洲青年的抗爭。當年輕人就教育、住屋、工資或工作保障提出要求時，值得關注的，包括政策如何影響他們，以及政府是否提供有效的參與和申訴渠道。1956年的學生把工人的待遇寫進改革要求內，也提醒我們，今天的青年運動可以涉及不同階層的共同處境，單憑「Gen Z」這個年齡標籤，難以解釋一場運動的訴求和支持基礎。
匈牙利革命的結局則顯示，人民的選擇可能受到外部強權的阻撓。納吉政府宣布結束一黨體制、要求蘇軍撤離，最終卻遭蘇聯的軍事干預推翻。今天歐洲的青年抗爭，也需要同時考察社會矛盾和資訊操弄。俄羅斯的相關網絡活動已有具體研究，Alliance4Europe分析2026年法國抗爭前後的網絡內容，指出俄羅斯的Doppelganger行動利用民生不滿，把公共資源不足的問題導向反對援助烏克蘭的政治訊息，企圖削弱法國對烏克蘭的支持。
研究同時表示，英語極右網絡把騷亂歸咎於移民、穆斯林或親巴勒斯坦人士，宣傳「歐洲衰敗」的說法，卻未有具體證據支持。中國的資訊行動同樣需要正視，歐盟對外事務部2026年發表的報告，記錄了中國相關網絡在2025年利用隱藏背景的帳戶、仿冒身分和人工智能內容，掩飾訊息來源並擴大傳播。至於2026年的法國示威，法國外長亦公開指控中國等國利用事件散播敵意論述。
1956年同樣提醒我們，利用和放大抗爭，可以發生在已有真實不滿的社會之中。抗爭者如何被描述，會影響他們的要求能否被聽見。蘇聯及卡達爾政府以外國支持的「反革命」解釋整場運動，替鎮壓辯護，掩蓋了學生和工人提出的改革要求。今天歐洲各國的處境與當年不同，但在閱讀俄中等國介入歐洲政治的指控時，一方面須關注這些力量如何影響當地人民的選擇，另一方面也要查明具體的資金、組織或資訊聯繫，才能判斷外部力量的介入程度，同時也應充分理解當地民眾原有的不滿和自主行動。把所有民生抗爭歸咎於外國策動，都可能遮蔽民眾對政治、經濟和社會不平等造成的不滿。
對香港讀者而言，認識1956年，可以由理解匈牙利人當年的願望，延伸至關心今天歐洲人民能否行使同樣的權利—公開批評政策、組織起來爭取合理待遇、監督及和平更換政府，並免受外國支配。從人民的生活、訴求和政治選擇出發，我們才能在街頭衝突與各方宣傳之間，看見抗爭所涉及的自由究竟是甚麼。
社會政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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