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斯托雷平改革年代时，赫尔岑评论说："在俄国……任何东西都不具有我们在其他国家所遇到的那种惯例、凝固状态以及确定性结果的印记，这些东西是人家通过长期的劳动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不要忘记，俄国还对于阻碍西方发展的三个灾难性源泉保持着无知态度：天主教、罗马法以及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械。这极大地简化了问题。我们将把你们与即将到来的革命联系在一起。但是要这样做，我们不需要穿越那些你们已经涉过的沼泽，我们不需要将我们的力量消耗于你们那种政治形式的落日余晖之中……我们没有理由去重复你们寻求解放的壮丽史诗，在这种解放的过程中，你们的道路由于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而变成了进步的障碍，从而我们将不能在未来采取惟一的步骤。你们的劳动和你们所经受过的苦难为我们提供了教益。历史是极其不公正的。后来者不吃前人嚼过的东西，而是有权享用前人经验的丰盛菜肴。人类的所有发展不过是在年代上不断扬弃的一种表现。"没必要在此追随斯拉夫文化优越性的情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将深深伤害斯拉夫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理想根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可以明确的是，赫尔岑的这种态度很早就成熟了，在斯托雷平改革年代，俄国实际上生存在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夹缝当中。在那一代俄国理论家眼中，十九世纪的西欧是个乐观的年代，处处散发着轻快和自信；没有人倾向于拷问或者鞭打"事实"，从中得到"意义"，因为"事实"符合人们的要求。追究这一现象的根源，乃在于人们相信，自1789年到1814年的世界性战争结束以来，全部社会融合成一副平均的画面，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创造出的巨大财富，这是工业革命的成就，这一切足以抹平导源于法国革命年代的、因社会底层和有产阶层之间的鸿沟而造成的恐怖创伤；米什莱在"法兰西民族考"中所再现的人民的冲动和革命的激情在此一时代也迅速地淡化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忧伤，一手持剑、一手持圣经的罗伯斯庇尔已成古老传说，他那阴沉肃穆的面部表情、以及撒旦式的内在感受框架与此一时代已是格格不入。世道既然如此，在俄国理论家和社会精英看来，无关痛痒便成为生活的根本，正如雨果在关于第二帝国的"国家工场"的辩论中不无得意地总结得的那样："统治阶级有无所事事的，民众阶层也有悠闲自得的。"然而，雨果并不真正懂得人在黑暗深处的翻腾，他以十九世纪一个成功者的经验所赋予他的快乐眼光看待问题，《悲惨世界》再精辟不过地总结了此一时代，大意是说，自从1789年的革命年代以后，一切问题都在纯化了的个体中舒展开来；既然人权宣言宣布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那么光明便也能洒在穷人身上；如此，每个自由的人便也都是勤勉的，并在内心深处顾虑着法兰西的荣耀和尊严；雨果把这一切建立在选举规则之上，而不再是建立在革命想象之上，这就是此一时代西欧的"公民逻辑"。麦考莱的《英格兰史》以"普遍史"的方式把西欧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概括为从"黑暗"到"开化和文明"的进化历程，在麦考莱叙述中，主宰这一历程的不是"人为的淘汰"，而是"自然的淘汰"，那是出自某种亚当.斯密式的神秘天意；这一解释在十九世纪的西欧焕发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而不再以"辉格党的历史解释"的面貌局限于英格兰一域，基佐接受了这一观念并将之应用于1640年代的英格兰革命，以此作为来自整个文明世界的回应。
如此自信的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沉着，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缺乏洞见的轻浮，对此无法定论。1848年的革命结束了底层社会的自由梦想，也打碎了底层社会是在与有产阶级合作、以便共同完成1789年事业的错觉，一个梦幻世界的余烬开始在废墟中展现出来。拿破仑三世放弃了在其政治生涯早期所阐述过的"波拿巴观念"，转而纵容金融资本和种种保守势力，并以不屑的手法操纵"全民公决"为其统治政策遮羞。巴黎和伦敦的万国博览会远不是对圣西门主义胜利进军的见证，但的确产生了广泛的感染性。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纳米尔写道："一些政治哲学家抱怨'令人厌倦的寂静'，抱怨目前国内缺乏对一般政治问题的争论；人们在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两党人士则把纲领和理想置于九霄云外。但对我来说，这种态度似乎预示着更伟大的民族成熟性，而我则仅仅希望这种情况可以长久持续下去而不受政治哲学家的干扰。"
俄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西欧个人主义经济模式开始没落并以寻求秩序和安宁为己任的时代，开启了以解放农奴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进程；参与其中的人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许多人将毫不犹豫的自我牺牲奉献给理想，这一切都值得最深切的同情。在这个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较之赫尔岑更为敏锐地意识到"俄国进入了资本被应用于经济生产的经济发展阶段"，他并没有像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那样将重点锚定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强权政策和帝国利益问题上，他深知俄国尚不具备足够的理论就国家强权利益和强权政策进行充分评价，在那个时代的激进改革派和保守派关于彼得大帝截然相反的极端性评价中，还没有显示出对强权政策进行合理化分析的可能；同时，强权政策很可能会同俄国经济的内部发展动因发生割裂。然而，即便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成了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观念囚徒，他虔诚继承了赫尔岑的论题，将关注重点转向乡村公社，乡村公社作为神圣之物，是俄罗斯的优越性和伟大之源，也所有传统事物的集中象征。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动用黑格尔辩证法关于发展最高阶段和最初阶段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似性来捍卫乡村公社制度在经济大变迁局面中的神圣性质，并强调："无论这些变化是什么，我们都不要贸然去触碰神圣的和传承的习惯，这些习惯是我们的过去遗留给我们的。它的所有悲哀都为一种无价的遗产所赎回，不要贸然去攻击土地的共同使用，目前西欧土地耕作阶级的福利正是依赖于这一制度的采用所带来的巨大恩惠。他们的例子也许为我们上了一课。"回顾欧洲大多数国家在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都是凭借某种特殊且强有力的经济意识形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比如英格兰的自由主义、德国的国家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以及法国在1850年代圣西门主义的迅猛扩张，这些意识形态并不是单纯精神或者心理领域的事情，它们实际上都能够作为一种强大的政策纲领和经济原则，将有生命力的社会-政治力量整理成一种具有强烈前瞻性的道德图景，由此打破当前社会的凝固状态。然而，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改革年代，俄国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在这段时期，维特伯爵的自由主义由于过于依赖西欧尤其是法国的资本，结果反受其累。题中之义并不难理解，事实上，截止到19世纪，个人主义长久以来就是人类进步中的基调，然而其命运和意义却也经历了数度的坎坷和变迁。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关于"个人的展开"的著名论述，将个人崇拜的开端定位于文艺复兴，随后个人便走出了但丁的世界，而与地中海周遭的共和制城市国家深深联结在一起，再往后便是与新教教义、与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结盟。这样的一般性概括可能无法让人信服，但再明确不过的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精力充沛的雇佣兵队长和城市议会组织的政治领袖、宗教改革大分裂和战争时期的新教派别领袖，到1688年和1789年对财产权和市民权的伸张，再到以"普遍幸福"为原则的十九世纪，个人主义实际上蕴涵并暗示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意味着个人主义本身并非一场普遍的社会运动的顶点，而只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运动过程罢了。每一场社会运动都会使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掌握权柄。斗争并不发生在抽象的名词之间，不管是自由还是专制、公平还是效率、个人主义还是社会正义，斗争仅仅发生在由不同个人所组成的种种群体之间，每个群体都竭力促成对自身群体有利的社会政策。个人主义从早期的雇佣兵队长演变为十九世纪的那种"和平与安宁的宗教"，意味着它已经丧失了促动社会变革的能量和战斗精神。自《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后，个人主义便不再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而只是人为地制造个人和社会对立的工具，1870年代之后的个人主义仅仅是有关利益群体为采取集体行动而使用的口号。1870年代之后，传统的魁奈-斯密式的个人经济生产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正逐渐由集团式的经济生产和组织形式所取代，后者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地位。政治经济学从此走出了"天定和谐"的古典时代。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帕累托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他分别写就了《政治经济学概要》和《社会学》两本书，在第一本书中，社会被视为"分子"式的个人主义世界，一切个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和自由的，在一切的历史和制度的变化中，它都是永恒存在的东西和法则，这也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然价值法则；在第二本书中，帕累托力图寻求一种强权的法则，在这一法则中，个人是被狡黠的领袖组织或煽动起来的热情而愚蠢的群众，帕累托通过这一法则明确了自古以来就处于流变当中的强制性的东西，所谓政治，无不是"枭雄的财阀政治"，社会-经济史所演绎的就是制度对个人的压制。帕累托终生都未能找到办法将上述两项在他看来分别主宰人类的法则调和起来，这使他很难相信古典派的和快乐主义派的个人主义经济学说。正如康芒斯评论的那样："自由和理性的学说在推翻君主专制、废除奴隶制和建立普及教育上造成了非常重大的结果。可是，那不是因为这些学说在历史上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们树立了未来的理想。从历史上说，比较正确的说法是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一种解除不了的负债状态中，自由是由于逐渐代以可以解除的债务而实现的。从历史上说，比较正确的说法是象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人类原来是一种具有激情的和愚蠢的生物，对于他们，自由和理性是一个道德品格慢慢进化以及由政府执行纪律的问题。"
在马克思对"鲁宾逊神话"的重述当中，他完全切断了个人主义同1688年的新教基础或者1789年的革命想象之间的联系，正是这样的联系曾经赋予个人主义发动一场伟大社会运动的能量。马克思借此预见了一个个人绝对财产权即将丧失全部的道德和社会权能的时代，在《路易.巴拿巴的雾月十八》当中，马克思只用一段话便清晰地呈现了他的洞见："'拿破仑主义'的顶峰是军队至上。军队是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转化为英雄的荣誉之所系。"而在拿破仑三世的时代，军队"不再是农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的乌合之众。它大部分由替补者组成，一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也是个替补者，一个拿破仑的代用品。"很显然，在一个个人主义的轻浮时代，魁奈心目中活跃、勤奋的法国小土地所有者、以及亚当.斯密心目中充满战斗精神的店主、工匠和小企业主，无论是作为一个阶层，还是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参与者，都已经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所造就的公司资本主义或者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中，不但被剥夺了有形的财产权，也被剥夺了早期的斗志，劳动的基础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亚当.斯密式的"自然秩序"从此瓦解，个人成为商品的消费者，而不是勤勉、节约的生产者，这便是马克思所谓"资本集中"的全部含义。"和平与安宁的宗教"不可避免地被奉为社会运行的至高原则，路易.拿破仑兼具辉煌和悲惨的政治生涯只不过说明了，他非但不能成为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相反地只好成为偶然时运的宠儿，完全放弃青年时代那种帝制观念以及与之伴随的革命恐怖主义理想，转而随波逐流。正如熊彼特评论的那样："资本主义过程以一包股票代替工厂的围墙和机器，夺走财产这个观念的生命力。它松弛了过去一度抓得很紧的东西——人们根据自己爱好使用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和实际能力；所有权持有人丧失了'他的'工厂和他对工厂的控制权、以及从经济上、肉体上和政治上进行战斗，如有必要在工厂台阶上战死的意志。这种对我们可称之为财产的物质实体的观念上的淡薄，不但影响了财产所有人的态度，同样影响工人以至一般公众的态度。非物质化的、无功能的、不在当地地主式的所有权不如有生命力的财产形式那么引人注目和能唤起人们道德上的忠诚。"
此种局面之下，维特伯爵试图借助西欧的经济意识形态，在俄国的改革年代塑造一种有关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可谓难上加难。在政治权力斗争层面，维特伯爵处身宫廷包围当中，沙皇体制既然是维特体制的权力之源，他便无法对这个权力集团形成某种突破，这个集团从任何角度来看都长久处在彼得堡保守势力的操控之下。另一方面，维特的自由主义体制即便在纯正的西欧意义上来说，也已经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是其无法避免的俄国命运，因此不能对工业化的推进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形成足够强大的意识形态刺激。同时，斯拉夫文化优越论和民粹主义依然以其难以变更的凝固状态掌控着广泛的社会领域以及深层的社会心理。不管是有意无意、有力无力，维特体制都无法同俄国仅有的自由资本主义力量建立联系，更不可能依托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一场强有力的知识运动。传统的俄国社会生活在改革年代确实经历了分化和断裂，从中产生出一些社会性质的党派，这些初生的党派大多数都抱有年青人对于世界的那种全然与利益无涉的政治-社会理想主义，这种高蹈的理想主义使得他们对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斗争只是表现出极有限的兴趣，因而无法获得稳固的组织形态，成为一种足以进入或者建构公共生活的力量；同时，也导致他们从根本上就瞧不起城市准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作为改革年代俄国自由主义的证言人，安年科夫不得不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俄国贵族向资产阶级的转化："我们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赫尔岑】和我们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极大地帮助我放弃了对于人民的神秘信仰。人们何时何地曾经自己解放过自己？所有的事情总是由单个的人来做的。当我在我们关于资产阶级的争论中称你为保守主义者的时候，我是一个二等的傻瓜，而你则明白你正在谈论什么东西。当我在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面前述说俄国将需要一个新的彼得大帝的时候，他攻击我的观点是一种异端邪说，并且说人民本身必须自己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现在很显然，在俄国贵族转化为一种资产阶级之前……，俄国内部的文明发展过程将不可能出现。"毫无疑问，安年科夫违背了但丁关于"放弃一切希望"的格言，试图在本应当绝望和清醒之地，树立一座希望的墓碑。正如韦伯所评论的那样："不管怎么说，【1906年】10月21日的沙皇敕令创立的体制代表了维特的官僚权力达到了顶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维特没能真正成功地利用他为自己创立的总理大臣职位，正如在我们德国'米奇尔案'中一样，一个由无穷野心的人，仅有才智之力，却完全没有所谓的'政治个性'，那么不论才智如何强大，此人最终也就只能通过牺牲一切来获得一个大臣职位，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丝荣光就消失在幕布之后。"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革年代伊始，马克思主义便强烈地感染了俄国知识界的广大青年阶层。在法国重农学派的意义上，改革年代俄国大部分真正具有"生产性"的社会势力在具体的实用主义利益诉求之外，都因其"体系"偏好而经历了非自由主义化的精神过程，这构成了接纳马克思主义强烈感染力的土壤，最终走向激进，其中道理并不难理解，正如梅菲斯特为浮士德规定的戒律格言：仅凭才智不能掌控一切，尚需精神纽带贯穿其中。无论如何，改革年代的俄国经济阶层表现出鲜明的理想和牺牲的意愿，也许托尔斯泰无法接受，但这个阶层仍然提供了"与人民一道并在人民之中"的另一个典范，从改革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角度而言，他们可谓俄国改革年代最可贵的社会产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奉为"经典模式"，如果说保守派将精神和政治力量肆意挥霍在黑格尔关于发展的最高阶段同原始阶段之间的相似性上，并毫无理由地将黑格尔辩证法转化成为斯拉夫文化优越论，那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将眼光紧盯在黑格尔辩证法的中间阶段上，他们坚持马克思的"普遍发展规律"，坚持这一规律所体现的严格科学性和必然性；这方面斗争所体现的事实和逻辑非常明了：为了反对民粹主义者和保守派，就必须坚持不存在任何有关经济发展的"俄国模式"。1870年代所催生了民族主义大潮和多少有些夸张的民族意识，也许俄国经济有权利提供另一种经典模式，但马克思关于从劳动-商品到资本的论述却是无法回避的普遍要素。斯托雷平改革是将俄国农业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轨道的一次重大尝试，这成为了对米尔体制的一次致命打击，保守派和民粹主义者将这次农业改革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海盗行径"，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铁一般无情进程的描述同民粹主义者关于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的描述恰成对照，因此，斯托雷平改革尽管存在重大人为缺陷和残酷之处，但终究不能将之简单理解成一种"阴谋"、"抢劫"，甚至也不能理解成为一种个人性格或者纯粹哲学信念使然的人为决策，而是一般规律发展的结果；斯托雷平在社会良心方面自然无法避免"无罪负疚者"的角色，但也因此而得到了辩护，没有人能以"完美者"的形象安然退出历史舞台。正如格申龙克所言："我曾提及，圣西门学说在与拿破仑三世政权出现以后法国所经历的工业发展精致迸发的关联中所起的作用。一个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发展居然是由一群公开声称是社会主义信条的狂热支持者的大企业家所维系，这个谜注定仍然要使人迷惑不解，除非假定在一个落后国家中需要一种作用力极强的意识形态药方，去克服停滞和冰凝的壁垒，并诱导一种势必要使人口中大多数群体蒙受暂时的物质牺牲以及传统价值和信仰丢失的政策获得普遍支持。比法国更落后的德国通过强有力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做到了这一点，这可说是对圣西门学说在法国角色的有效增补，也可能是替代。"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年代的俄国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在日益剧烈的排他性国际市场竞争中，小型企业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分量了，在落后国家尤其如此，在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工业化的一次大规模的爆发才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提供基础，而这需要巨大的初始资本，维特体制解体后，来自西欧的资本渠道基本上对俄国关闭了，此时的俄国保守派完全是在"观念"和"面子问题"的作用下，令人遗憾地选择了金本位制度，致使俄国银行在突然之间根本不及实施自我调整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此种情形之下，惟有俄国国家才能承担最后的资本供给人角色，而且还要保持在相当的规模上。假如斯托雷平改革能够得到延续，那么一条渐进的推进之路也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自由主义改革得以推进需要一种"政治保证"作为根本前提，那就是一个赋有真正政治权力和"政治个性"的国家杜马，恰恰是这一点既得不到社会下层的同情，也不得到沙皇体制的容许。尽管如此，在后维特时期的改革年代，艰难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和步履维艰的农业改革正在消减着俄国经济落后的程度，战争爆发前夕，投资银行的资本供给能力已经开始超越并取代政府的融资额度，这一点至关重要。假如这一进程得以维系，那么工业劳动力的稳健扩张势必能够为俄国带来类似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民主力量、类似德国民族自由党那样的自由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的逐渐淡化，俄国很可能也会出现类似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去激进化的工会组织。
大多数经济史家和经济理论家都将一个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有意识地视为"经济角色"和"其他角色"之间的一个得到或者可以预先设定的相互作用过程，在其中，国民对于经济角色的"观念"因素，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态度"也是意义重大的。但是改革年代的俄国显示出事情完全不是如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在没有经历任何彩排的情况下登上了社会戏剧的舞台，它们并没有规定好的角色，舞台也缺乏任何的事前组织，一切都是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以临时拼凑的方式进行的。在农奴获得解放之后的数十年间，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历史"支撑、也没有任何价值体系支撑的真空状态中，引发了巨大的经济变化。甚至在1890年代，维特体制一度成功地做到了同反资本主义的国民态度隔绝开来。至少在1914年之前，俄国并没有出现反资本主义社会态度大规模向实际政策领域和政府行动渗透或者转化的现象。"最初可能会有反对意见认为，这里讨论的这部宪法草案【1905年】完全是'没有历史的'，有人可能认为，就这样一部现代化的法案而论，这种反对意见是合理的。但在今天的俄国什么是真正'有历史的'？只有教会和农民公社，……除它们之外，也就之后沙皇的绝对权力是有历史的，这种绝对权力可以追溯至鞑靼人；如今，一切'有组织'的结构都已土崩瓦解，这些社会结构塑造了17、18世纪的俄国，在它们瓦解之后，沙皇的绝对权力也就只能在完全没有历史的'自由'中徘徊。……这样一个国家的确无法实行任何以'历史'为向导又兼具可行性的'改革'。"此种情形之下，只有完全客观、没有偏见甚至冰冷的分析和努力，才有可能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将解决办法应用于已经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上，尚需要一个广泛的基础、一种成熟的政党制度；然而社会激情和政治激情已经达到了强烈的程度，一个政党若不能令人心驰神往地承载起绚丽夺目的光芒并服务于激情，便无法吸引到支持；一个因得不到政治权力而丧失政治责任意识的议会，则如同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那样，进一步成为催生并蔓延激情的土壤。
尽管民粹主义者对农民保持着深沉的信仰，但就其构建现代化国家的智识能力而言，让农民自身寻求"解决办法"不啻于致命的痴人说梦。此种情境，若能突然崛起拿破仑那样的草莽英雄或者华盛顿那样的虔诚公民，一身担当军事力量和民族信任，而不是像斯托雷平那种满足于"神圣祈求"状态的"自封"改革者，方有可能在"非历史"的基础上创造一个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新俄国。1905年10月，维特在信心满满的权力巅峰阶段，邀请地方自治大会和立宪民主党的多方代表就宪法草案进行协商，据信维特有意在此次协商过程中邀请俄国自由派势力进入内阁；此时对"权力政治"完全陌生的俄国自由派势力认为，维特此举透露出进一步改革取决于能否得到本派力量的政策性同情或者支持，此一观念纯属误解，他们误解了维特在政治上的"宠臣"身份；无论内在而言还是外在而言，维特都只是而且只能是沙皇政治棋局中的官僚重臣，而非议会政治家。对于这次从一开始就操作错位的政治对接，维特给予了直截了当的回应，他在一份书面宣言中强调：政府不需要各个党派。就如同俾斯麦在1877年彻底断绝了民族自由党的议会政治化苗头，从而错失一次重大历史机遇一样，维特此举的意义也正是在此突出显示出来，当然，维特伯爵所提供的《回忆录》并没有就此事的来龙去脉提供清晰说明，模棱两可的"坦白"掩盖了此举的真实动因。后维特时代的俄国议会实际上已经注定了政治上的"阉割"，没有能力沿着"积极政治"的轨道有任何作为，在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强力夹击下，它惟一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就是自身的生存，而不是争取两翼的温和派。格莱斯顿的爱尔兰土地法令无疑为身患严重改革焦虑症的俄国提供了重大启示，并且同各个激进政党的日趋极端的伦理原则和自然法诉求取得了天然的结合；然而，若从纯粹的"经济选择"这个角度出发，格莱斯顿的土地法令在当前的俄国除了服务于各个激进党派的激情之外，实际上并无经济上的合理性。至此，俄国的"经济目标"和"伦理目标"便分道扬镳，这一分离是决定性的，也是悲剧性的，双方被置于"与时间赛跑"的灾难性局面当中；在这种局面当中，即便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能够在最好的情况下取得持续且巨大的经济增量，他们最终也只能选择成为国家政权的奴仆和支柱，而不可能成为议会的助力，他们会寻求同沙皇的"直接沟通"，不管沙皇能不能预见到这一点，实情都只能如此。同时，在民粹主义方面，"……不愿意接受俄国的经济发展连同这一发展必然会产生的压迫，这便为激进主义提供了环境，激进主义思想在无政府主义和拥有无限权力的神圣雅各宾式国家这两个极端之间艰难摇摆，没有出路。……同时还制造了以矛盾为特征的复杂道德组合：自我牺牲精神、英雄主义、热爱人民，连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从伪造帝国宣言到暗杀的所有方法都可以作为同专制主义之绝对邪恶进行斗争的正确手段的观念。"在保守派和宫廷财阀集团方面，以"神圣财产"压倒激进主义的农民意识形态是惟一奉行的原则，此一原则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将农民牢牢压制在前线的战壕中，使之同"内部政治"隔离开来；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浪漫理想应时而至，转化成为俄罗斯沙文主义，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沙文主义的觉醒曾在1905年的关键时刻挫败了本就孱弱的改革力量。正如韦伯所论："现在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任何一种斯拉夫浪漫思想都要终结了，事实上也是'旧'俄罗斯的终结。在俄国，外来的超现代的大资本主义力量，尽管遭遇了一个古老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地底世界，但是大资本主义力量，还是自己解放了他们劳动力身上异常激进的社会主义情感，然后，大资本主义力量就用同样毫不妥协、也最具有现代色彩的'反自由'组织满足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情感，以至于纵使'财产的神圣性'最终压倒了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农民意识形态——这是极有可能的——，我们也很难想象俄国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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