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送我一套完整的《自由中國》，我剛剛將重要的文章都看了一遍，回想國民黨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抓雷震的整個過程，好玩。自由主義跟國民黨的鬥爭是非常劇烈的，當時國民黨確是一黨專政的形象，黨外人士的反對意見，要成立反對黨。如果不是要成立反對黨，還不會抓雷震的。雷震和本土的人結合起來，在國民黨看來威脅很大。那是一種政治鬥爭。
《自由中國》最初是在上海辦起來的，那時候國民黨已經知道自己搞不成了，希望在危難時期跟自由主義者合作，由胡適出面辦《自由中國》，希望號召自由世界的人支援國民黨。那時候還有半壁江山，胡適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到美國，國民黨在危難之際，覺得一黨專政專不了，要找一個有力的而且是美國人相信的中國自由派人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蔣介石當時是合作的。胡適當時說：我除了蔣介石這個政府以外，沒有別的政府可以支持。換句話說，他是沒有選擇的餘地。
胡適是希望國民黨在臺灣還是繼續實行憲法，真正變成一個民主體制，這樣才能在國際上有號召力。韓戰一來，國際局勢保護國民黨，它就不在乎了，這樣就跟《自由中國》的自由分子發生矛盾了。國民黨還是希望一黨控制，因為危機已經過去了。國民黨有危機的時候，才靠近美國，靠近自由分子。
危機過去後，老蔣必然要建立自己的領導，他跟胡適最大的分歧在哪裡呢？照憲法只能選兩次總統，不能選第三次，但是老蔣第三次競選了。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是一個憲政危機，所有的自由派、民主派，包括香港的青年黨、民社黨，還有一些主張自由的人，都認為蔣介石應該下來。胡適也認為，蔣介石不應該競選，競選是違憲的。因為他只有修改憲法，要不然沒有辦法，不修憲就是違憲的。
《自由中國》事件的原因，還不光是提倡民主自由，而是在第三次選舉上發生直接衝突。所以，蔣介石違憲當選第三屆總統以後，批評的聲音非常嚴厲。這時候蔣介石受不了，非整《自由中國》不可，就說有匪諜，把雷震抓起來。一九六○年，胡適在西雅圖開中美學術合作會議，到了美國，九月四日看到電報，說雷震被抓起來了，各電臺報紙都報導，所以變成國際大事件。胡適就對美聯社記者公開說：我不相信他是匪諜，我可以作證。這就是所謂《自由中國》事件，當時許多人對胡適也不滿意，認為胡適軟弱。
從胡適的日記看，我認為他當時不能算軟弱。認為胡適軟弱，現在幾乎是定論了，但是我認為這對胡適講是非常不公平的。胡適回來，當然很氣。到了十月他才回臺灣，在回臺灣前，國民黨知道要想辦法溝通，胡適在日本住了三天，臺灣就派了毛子水去接他，在東京跟他講了三天，讓他知道情況怎麼發展的。到了十一月十八日，蔣介石召見他，他對蔣介石痛罵：你這是什麼審判？我在美國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蔣介石就辯護，說：胡先生同我向來感情是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這就等於是直接的衝突了，胡適把蔣介石罵得很厲害，沒有人敢對蔣介石這樣罵的。
反對黨當然希望他們破臉，搞成國際事件。胡適就認為把這個政府搞垮了，下面回大陸怎麼回？沒有可能。他是有這樣估計的，而且他又不可能回到美國去，不做這個中央研究院院長了。國民黨在內部是能控制的，美國也不可能因為這個事情而撤退，事實上毫無補益。
說胡適不去監牢看雷震，這更不通，因為胡適講得很清楚，媒體等著他。他說：我不要去做給人家看，我要去看是我個人的事情。人家以為去看一下，表個態，就表示胡適支持雷震。胡適在報上明說了：我還沒有去呢，記者就在門口圍了一群，他會知道我想念他的。說得很清楚了，而且見了報，等於去看他了，只是在形式上沒有去看他一眼。
雷震始終為胡適辯護的。我看了他的回憶錄，沒有一句埋怨胡適的話。許多人希望胡適跟蔣介石翻臉，他們自己做不到就希望靠胡適來做，那是一個情緒的發洩問題。大家要求太高，要求胡適一個人把所有擔子承擔起來，是不可能的事情。胡適就說：你們先不要搞反對黨，國民黨認為反對黨要推翻政府， 一定要抓人。胡適一再勸：不要拿我來跟他們打仗，我可以贊助你，可以支持你，但是我不能代你出頭，我是不搞政治的。
對這個事件，各人有各人的觀點。我不認為對胡適的譴責是正確的，這樣的譴責實際上是很不合理的要求。政治是非常複雜的，事實上是各有各的想法。我並不認為這邊是邪惡，那邊是正義。
文章出處：余英時談話錄
照片描述：胡適與雷震
翻拍地點：胡適紀念館陳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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