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蘭德（Ayn Rand）曾經構思過一部關於原子彈發展的電影，她將原子彈的發明與創造「代表人的偉大與救贖」，因為只有在一個自由社會中，理性與自由的人們才製造的出原子彈，而像希特勒這種蠻橫的暴君與極權體制，不可能強迫有腦的人工作。所以，美國不是因為偶然才在與納粹的核武研發競爭中勝出，而是在獨裁與自由之間的公平戰鬥中，自由必然獲勝。
安蘭德希望透過這個劇本傳遞一個訊息：人可以強大到控制宇宙的力量，但沒有什麼能夠控制人，被當時的人們認定無堅不摧的極權體制就更不用說了。相當可惜的是，這部名為《最高機密》的電影後來因為種種因素沒有機會問世。
安蘭德為俄裔美國籍作家和哲學家。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如果讓安蘭德來寫山道猴子？
安蘭德曾經為了這個劇本訪問奧本海默兩次，奧本海默相當激賞她對納粹沒能研發出原子彈的詮釋，並興致勃勃的述說曼哈頓計畫給了他們這些科學家多大的自由，奧本海默的天才與迷人曾經讓安蘭德欣賞，雖然對於他過度的道德自責並不以為然，後來，由於奧本海默公開反對美蘇核武競賽，以及他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兩人漸行漸遠。
安蘭德後來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中有一個由於愛慕虛名與心志不堅，因而放棄「理性力量無限」信仰，逐漸墮落的邪惡物理學家施泰德（Robert Stadler），其原型就是奧本海默，安蘭德甚至直接借用了奧本海默辦公室的細節。
安蘭德在學院知識系譜中近乎聊備一格，這與她的影響力形成強烈對比。她高度具有政治教義的小說在50年代得到了從保守派到紐約知識分子的讚譽，從80年代的雷根主義到近年的茶黨，都看的到她思想的影響，地位堪稱保守派教母，美國特色的保守主義底色更多是安蘭德而非托克維爾，川普更是自比為安蘭德小說《源泉》中的天才建築師羅克。
安蘭德的作品反覆出現特立獨行、蔑視成規、厭惡庸俗的人物，這些人物堅信自己的信念，他們的活力來自於與迂腐大眾以及愚蠢當權的對抗，也從不內咎，頗具幾分尼采味道。安蘭德的小說情節或許超現實，但虛構的人物角色卻因為個人主義的激情而動人。
這樣的典型人物實際上與「正統」的保守主義格格不入，道地的托克維爾信仰者並非不認可激情於政治生活中的益處，然而他們更相信與體制的妥協才能鍛造健康的公民文化，然而對安蘭德筆下正面的小說角色來說，堅持精神的完整，寧折不彎，在外人看來簡直過於傲慢，其「保守主義」更與盎格魯新教徒心目中的山巔之城相去甚遠，好萊塢才是安蘭德心目中的個人主義聖地，這個地方意味著自由、冒險、投資、回報，以及蔑視清規戒律的不羈生活。
羅克就是這種典型人物。這位孤獨的天才建築師不渴望同儕的認可，不追求同溫層的親密溫暖，對他人漠不關心，是因為他理解人類的生命本質是自我的成就與實現；羅克的生命因此充滿與體制抗衡的磨難，然而這樣的磨難卻從來不是任何意義上自我或集體的救贖，而單純是生命的不懈奮鬥。作為安蘭德小說主角的完全體，羅克甚至全無心理脆弱與道德負擔，對於性愛更是全無嫉妒，個人主義的激情是他生命的主題曲與邏輯，邏輯之下，別無傷感。
「山道的猴子」如果讓安蘭德來主編，就不會是個悲劇故事。
安蘭德透過羅克這類人物，傳達了一種思想，沒有人應該受制於任何人，一種真正的個人主義是對自我的堅持，徹底拒絕受制於他人，拒絕受制於任何流行的欲望與想法，安蘭德稱之為「最高貴的靈魂」。《源泉》最後的高潮是羅克在法庭上的答辯，他自比於價值的創造者，而其他關注他人的多數則是寄生蟲。與之對比的是其他多少迎合多數的庸人，這些人的生命理想說穿了就是別人有的東西，他們要兩個，來填補自我的貧乏。《源泉》中有些駭俗的名言是「我不承認任何人對我生命中的哪怕一分鐘擁有權利，也不承認我對人們負有義務」。
資本主義為何值得瘋狂擁護？
在安蘭德理想的精神世界中，真正的自由是自我能夠擺脫他人，擺脫世俗的規範，任何想靠爭取他人認可來重建自我形象的意圖，都是對個人主義的減損，所以，奧本海默的道德內咎在安蘭德看來並不高貴，充其量反映了自我的空虛。這種迎合多數道德評判的集體主義，被安蘭德視為時代的思想惡疾。個人與集體的對抗是安蘭德小說中頻繁出現的主題，儘管因為其說教性質而顯得生硬，但無礙其影響力。由於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抗，不僅僅只是政治利害上的對比，本質上是靈魂品質的衝突，安蘭德據此一往無前的得出「自由必勝」的結論。
在安蘭德看來，極權體制是集體主義最極端的展現，完全的控制就能達到完全的一致，這個說法並不稀奇，鄂蘭與歐威爾都不會否認，但無論是《極權主義的起源》還是《1984》，都在某種程度上相信極權體制「先進」的有效控制，將徹底消解人的能動性。安蘭德拒絕接受這個說法，一如對原子彈研發的判斷，她堅信被國家洗腦的奴隸不可能創造出任何技術成就，極權體制可以恐嚇壓制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但卻無從在這種條件下創造經濟與社會進步所不可或缺的個體自由與獨立。
極權主義不僅是不道德的政治選項，而且還是完全無用的政治體制。
艾倫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在《自由之火》（Feuer der Freiheit，台灣譯本作《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中將安蘭德與鄂蘭、波娃以及韋伊並列，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確實在那個黑暗年代，這四個人都深刻反思了相當程度上無關乎性別的「自由」潛能，但將安蘭德並列還是不免讓人感覺格格不入，不只是表面上安蘭德與其他三人大相徑庭的保守主義教母地位，更根本的原因是安蘭德式個人主義的「超現實」。
鄂蘭對於後極權時代的政治境況基本上是悲觀的，極權體制對「政治」的扭曲理解，以及技術條件都不會在納粹倒台之後消失，而現代人卻很難在各種政治思想的遺產中撿拾與之對抗的理念，「沒有遺囑的遺產」是鄂蘭所下的註解。安蘭德則對「正確的」理念終將勝利從不懷疑，優秀的制度因正確的理念而得到證成，因此可以完全無視外在環境的干擾，諸如社會陋習與庸俗群氓等等，她筆下的小說主角一再通過與集體的對抗彰顯了精神的優越與勝利。
安蘭德對資本主義的辯護相當超現實，實際上非凡的生產力只是體制的附帶效果，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它是賦予人「自然、健康的利己主義」，意欲幫助他人的欲望理論上在這個體制應該全無作用，激勵個人的只有他們自己對自身觀念與想像的信仰，「不要求任何人犧牲自己利益」的資本主義是唯一與個人主義契合的體制。
如果說資本主義的弊病不在政治經濟學，而在於它向集體主義靠攏。安蘭德與自由市場的堅定擁護者米塞斯同樣主張市場經濟不受管制以及有限政府，但政策上的同道仍無法讓兩人免於交惡，最主要的原因是安蘭德對於資本主義堅定的道德辯護讓米塞斯也無法接受，而安蘭德後來發現米塞斯只跟她在經濟議題上有共識。
不論內容，單論先知般的思想風格，韋伊與安蘭德最為相近，摧折靈魂的體制終將無能是她們的共同信念，這是她們很多時候被視為瘋子的原因，即便具體什麼體制她們的回答可能不一致。然而，韋伊用她的生命示範了一個專注於他人苦難的偉大靈魂應該是什麼樣子，人們也在各種苦難的倖存者經驗中，見證極權體制無法將人變成他們所要樣子的能力界限，相比之下，安蘭德理想中的個人主義英雄，經常只出現在她的小說情節中。安蘭德也並不避諱，她對個人主義的信仰近乎宗教、執迷與狂熱。
存在與虛無：一個獨特的思想事件
只論思想氣質，波娃恐怕是安蘭德最為不屑的「知識分子」。安蘭德晚年在嘗試將自己的「學說」系統化時，曾經考慮過「存在主義」這個名字，但後來她認為這個字眼已經被巴黎那一群在咖啡廳裡傷春悲秋的人污染了。之所以曾經考慮過「存在主義」的原因是，對安蘭德來說，所有的哲學思想，初衷都是「某種存在」，都是因為所有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安蘭德虛構的小說世界中，並不存在虛無，因此後來她以「客觀主義」來命名自己的安蘭德宇宙，然而虛無卻始終是波娃生命中揮之不去的焦慮與主題。
山道的猴子肯定會在某些時候感受到生命的虛無，這可能是主角對新戀情充滿防備的主因。波娃早年的長文〈皮洛士與息涅阿斯〉說的就是山道猴子的存在困境，自由與他人之間有一種模糊的關係，試圖遠離他人的人，同時也是在對抗他人，而最終會失去自我，波娃往後在一段段的親密關係反覆扮演掠食者的角色，目的只是為了重新提振自我，回頭來看，可能是她對於自我與他人之間模糊關係與自由的焦慮探索，如果不論她對情人造成的心理傷害的話。這種焦慮在安蘭德的客觀主義中實屬多餘，而且還是庸俗群氓的特徵，是客觀自我向集體主義讓步的結果。
鄂蘭、韋伊、波娃與安蘭德都以不同的方式探究了「自由」的花火，然而相較於鄂蘭對現代政治的縝密解析、韋伊對於弱勢倫理力量的肯定，以及，波娃最日常的生命焦慮，安蘭德的自由之火，則近乎虛構，毫不現實，她的個人主義英雄只在她筆下略微乖誕的情節中馳騁，現實世界中最像羅克的政治家竟然是川普。
「安蘭德」是一個極為獨特的思想事件，她的理論融慣性遠遠高過鄂蘭等三人，而這建立在虛構的現實上；雖然幾無現實地基，不過絢爛的情節與熾熱的激情，卻讓她的著作收穫了遠比鄂蘭等三人更廣大的讀者。保守主義原則上並不需要她這樣的「理論」，與安蘭德在政治意識相近的美國人，會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教義的闡述並非他們所長，而「理論家」通常沒有這類人際關係協調能力，安蘭德的一生也證明確實如此。
安蘭德筆下的個人主義英雄，有著一種青春特有的驕傲與活力，人們更多是在校園中發現這種品質，而不是在政治場域，她的意志宇宙與往往老成的保守主義形成巨大衝突。然而，這些衝突都沒有動搖安蘭德直到如今的保守主義教母地位，《阿特拉斯聳聳肩》與《源泉》都曾經被評為二十世紀百大著作前十，影響力差比聖經。
至於學院裡那些備受崇敬的大思想家，則從來都沒有過這種待遇。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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