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堕向罪城：现代自由主义与美国衰落》出版于1996年，在1987年的大法官任命战中败北之后，罗伯特·博克(Robert Heron Bork)可以说是无官一身轻，也因此才有了这本无所禁忌，写作得肆意汪洋的论战之作。博克在书中将矛头指向由“激进个人主义”和“激进平等主义”所共同组成的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六十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原子化、道德的相对化和法律的自由意识形态化，提出了作者念兹在兹的一个命题：“一个民族的道德生活是其文化的根基”。
堕向罪城：现代自由主义与美国衰落
导 言
罗伯特·博克 著 | 田雷 译
有日清晨，走在前往耶鲁法学院教课的路上，我在法学院大楼外的人行道旁，发现了已经在法学图书馆内烧毁的书，正成堆地在路边缓慢燃烧着。这些书籍的余烬是一个缩影，象征着在整个国家的大学校园内发生着的乱象：暴力、损毁财产、以及没头脑的对法律、权威和传统的憎恨。第二日《纽约时报》上有幅照片清晰地捕捉到这一幕，我就静待在那里，茫然无措。
这些学生们，他们到底想要些什么？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还有他们在大学校园内所掀起的普遍混乱，追根溯源都是为了何种可以想见的目标？生活在六十年代的当时，我在法学院的同事和我本人都全然无法理解，这动乱到底事关什么，源自何方，而这场悲剧又会持续多久。只是到了许久之后，我才对之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
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
如要理解我们当下的困局，我们就必须回首这段岁月的动乱，它将五十年代出现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在此之前，我们多数人对对之视若无睹或有所误解。我们注意到（谁又能注意不到呢？）猫王、摇滚乐、詹姆斯·迪恩、激进的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杰克·凯鲁亚克以及垮掉的一代。但是，我们当时却无法理解，他们绝对不是相互孤立无援的怪诞现象，而是一种新文化的预兆，不用多久，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将我们席卷至一个不同的国度。政治作为一种信号总是姗姗来迟。
文化最终造就了政治。而五十年代的文化细流一路走强，到了六十年代成为了席卷整个国家的一股洪流，不曾想终在七十年代渐变枯竭。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与此同时最极端的数位自由派参议员在竞选中落败，看起来既是对传统价值的重申，又是六十年代已经死亡的明证。但事实并非如此。六十年代的精神在八十年代得到了复苏，最终为我们带来了比尔·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他们是六十年代的化身，现在已经人到中年，而其所肩负的意识形态成见却从未变更。
本书是关于美国衰落的。而既然美国文化是内在于所有西方工业化民主文化的，那么我也许在不经意之间写作了一本有关西方衰落的著作。至少在美国，这场衰落同它所激起的不断攀升之对抗已经导演出一场我们现在所知的文化战争。我们尚且无法预言谁将在这场战争中胜出，但是就当下的时刻而言，我们的通道却是持续向底线堕落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我们文化中还有许多方面依然健康，而且美国许多家庭并无解体破碎，父母们仍在向孩子们灌输着强烈的道德价值。美国文化是复杂的，而且有其韧性。但是，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在我们文化的几乎每个分支中，都有诸多方面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要糟糕，而且这种腐朽正在蔓延。
本书所说的“文化”，是指全部的人类行为和制度，包括大众娱乐、艺术、宗教、教育、学术、经济活动、科学、技术、法律和道德。而在以上列举中，只有科学、技术和经济在今天还可以说是健康的，而这种状况可以持续多久，现在也是有疑问的。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科学和技术现在也愈发受到攻击；而在一种赢弱的享乐主义文化中，充满活力的经济能否得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不可能的事，特别是这种文化越来越坚决地否认以个人成就作为分配收益的标准，因此扭曲了人们的激励动机。
Harper Perennial出版，2003年12月版
每一种堕落腐化的新证据到来时，我们都会为之做片刻的悲叹，而接下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今天，我们听到最潮的说唱歌曲，鼓动枪杀警察或者性虐女性；明天，就听到左翼政治力量在某所精英大学内的强行教条灌输；接下来就看到在纽约市、洛杉矶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最新杀人犯肖像；刑事司法系统也在我们面前崩溃，它对严惩犯罪表现地无能为力，而且很多时候，它甚至没有能力去将显而易见的犯罪人定罪处刑；而在我们的娱乐中都是露骨展示出的性态以及司空见惯的暴力；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持续恶化；女权主义、同性恋、环保主义以及动物权利都有愤怒的积极分子——而以上的列举清单可以近乎无限地扩展下去。
现代自由主义的规定性特征就是激进的平等主义（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和激进的个人主义（个人满足所受的制约得到大幅减少）。这两者看起来是一种奇怪的搭配，因为个人主义意味着自由，而自由会制造不平等，但另一方面，结果平等就意味着强制力，而强制力会摧毁自由。如果两者想要同时发挥其作用，那么在激进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将会出现冲突之处，就必须将它们区分开来，它们必须运转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内。而这正是我们在今日文化内所见到的景象。
激进平等主义主宰着生活和社会的领域，在这些方面，如若没有趋向于一种平等状态的强制力，则高人一等的成就可能出现，并将获得奖励。配额制、平权行动以及女权主义中更极端的流派，都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但是正如下文可见，激进的平等主义正在摧毁我们文化中的许多方面。而在那些个人成就不会制造出不平等，同时人们想要不受约束地追求幸福的领域内，激进个人主义就是一种命令。个人主义在性态和流行艺术的领域内找到了特别的藏身处。
有些时候，激进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驱动力可以相互配合。例如，两者都逆反社会的传统道德——个人主义者是如此，因为只有通过免于权威的自由，前者的愉悦才可能得到最大化，而平等主义者是如此，因为后者憎恶在个人或行为形式之间进行任何区分，只要这种区分意味着在此方或彼方的高贵之处。如果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联起手来，否认了在文化或道德观之间进行高低排序的可能性，由此而至的结果就是文化和道德混乱，而这就是我们当下时代显著的破坏性特征。
《阿甘正传》剧照：阿甘与詹妮于独立纪念碑映照池相拥，
周围是参加反战集会的人群
激进的平等主义必然会将我们引向集体主义，这是因为若要压制由自由所催生的差异，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这种状况也就提出如下这种看起来吊诡的险恶可能，也就是激进个人主义反而成为集体主义暴政的引路人。这种个人主义攻击着家庭、教会和私人社团的权威，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家庭据说是有压迫性的，是我们诸多不幸的根源。个人主义者同样否认，教会有权坚持要求其成员恪守它所认定的合道德行为。而私人社团也没有例外地被剥夺了自治权，无法为社会自身去定义它们的成员资格。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这些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制度受到日复一日的弱化，它们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地要听命于国家，或者为国家接管。个人与其说是强有力的私人机构的一份子，不如说是松散群众中的一员，受制于国家的集体主义强制力。正因此，激进个人主义掘开了自己的坟墓，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现代自由主义就内容而言非常不同于比方1940或1950年代的自由主义，而且当然有别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但是，驱动自由主义的情感和信念，却是始终未变的：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这些理想带来了西方文明伟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成就，但任何一种理想，无论其本身多有价值，只要被一直推演下去，就必定会发生变异，事实上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这就是现在正发生的变化。从流行音乐到高等教育和科学，美国的制度无一可能保持独善其身。
在某种意义上，衰落总是与我们同在。听一听每一代美国人是如何谈论他们后来的一代人的，我们就可以得知，我们的文化不仅在今天正迅速堕落，而且一路走来总是如此。感怀过去的黄金时代，很可能是普世的，并且同人类种族相始终。史前部落的长者无疑会这么认为，年轻一代的洞穴涂鸦总是无法企及他们所达到的水准。而既然这数千年来的退化呈直线向下的趋势，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化应当不只是一片残破，还已是尘埃遍地。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直至晚近，我们的艺术家所做的都还是要好于史前的洞穴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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