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东郊一片普通公墓墓群里，有一块灰白色大理石墓碑，刻有如下文字：
你愿意作一个播种者么
遍周遭都是流沙与乱石
有一天有一处会发出滋生的芽
哪一天哪一处
可是谁知道呢
……
这位墓主名叫黄长直。青年黄长直写下这些对人生的疑问、追问和决心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这些疑问、追问和决心会伴随他一生，最终成为他的墓志铭。——尽管先生毕其一生都在努力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尽管他的所有努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悲剧性地失去回应，都是"谁知道呢？"
黄长直（1903—1960），原名黄富源，又名黄伯渊、黄源，四川华阳(属成都市)人。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邱大年、张真如等名家学习教育学。其后返川，先后在合川、江安、江津、重庆、成都、彭山、绵阳、德阳等地辗转教学。其教育思想尤以在成都女师及绵阳师范主持教育期间日趋完善，业绩卓著，有口皆碑。1959年，他突然被当局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德阳县中公职，送往罗江农村"监督改造"。次年病逝，享年57岁。直到23年以后的1982年，始获平反昭雪。
先生原名富源，"长直"是后来取的，1903年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五岁丧父，家境日衰，他和三个姊妹靠寡母作手工抚养长大。幼年入私塾念书，一连换了几个。原因是有的老师打骂学生，他吓得不敢再去；有的老师又毫无管束，学习极易懈怠。到十二岁时，考入基督教青年会的实用学校，第一次接触"新学"。学了一年，没有尝到乐趣，又转入一位老秀才主持的专馆，念四书五经，学作诗文。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的四川省国学院（又名"国学专门学校"），其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经学友帅净民的介绍，他开始阅读被老先生们视为"洪水猛兽"的、传播新文化的书籍杂志，这才改变了他以为"国学"才是学问的成见，接受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熏陶。他一生坚定的民主理念和强烈的爱国感情，就培育于这个时期。国学院的同学年龄一般偏大，有到三四十岁的，大他一倍有余；当时讲授的课程仍然是以孔孟经学为主体的"国学"。学院时邀知名学者讲学，一次以"只手打倒孔家店"闻名的吴虞到校讲演，在听众丛中发现了小小的他，特别把他叫到跟前说：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能够在这里耽误！告诫他告别"国学"学习"新学"。于是他于次年投靠省立成都第一中学，循序渐进地学习各门功课，开始领略到学问的滋味，从此发奋读书，终生不懈。也是在这个时期，他服膺于当时流行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立志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现状。
1922年，成都一中发生学潮，他和几位同学担心拖延下去耽误学习，于是相约出川求学，于当年到达南京，补习功课备考高校。次年去北京考入国立工业大学。为了潜心学工，甚至把自己的文史类书籍全都送给朋友了。
当时的北京，处于北洋军阀轮番统治之下，"城头变换大王旗"，尽管那些"大王"们对于文化文明多少还存敬畏之心，各色军旗还未插到学校门口，但是经济文化事业漫无头绪，实现"实业救国"之梦遥遥无期。加以先生的家计本来就很窘迫，学习生活费用原来指望当时的教育行政机构华阳县劝学所每年150元给出川优秀学生"留学津贴"的例给，可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物价飞涨，这项津贴常被拖欠克扣，到手的时候已经微乎其微。面临精神和经济两大危机的他，此时又疾病缠身，先后患严重的脚气病和胃病，不得不休学一年。一年的休学生活，多数时间是在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书报丛中度过的，这种生活使青年的他得以冷静地联系国家的前途思考自己一生的道路。当时，正在南方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的浪潮，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给他以极大的鼓舞。他相信"唤起民众"是救亡兴国的惟一途径，于是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师从邱大年、张真如等名家学习教育哲学和德国哲学，同时广泛涉猎中外典籍，为他一生渊博的学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据后来在一篇"自述"中说，此时的他已经"抗志革命，于当前政治形势之开展甚感兴趣，常与朋友讨论各项政治问题，辄热烈慷慨，刺刺不休，且为文宣扬，投诸报端。往时被目为不问外事的书呆子者，今则一变而为急进的政治运动之同情者。"在这段时期，他亲身经历了"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先后被摇摇欲坠的北洋军阀当局和新上台的国民党新军阀目为可疑分子，经常受到特务的跟踪和恐吓，不得不东躲西藏。凭着满腔革命的热情，他甚至在南北军阀共同反共的1927年的暑假期间，在天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编辑中共地方机关报《华北新闻》的副刊《星星》。他的这段短短的革命历史很快就为反革命的镇压所中断。就在当年秋天他从天津回到北京的时候，负责接他的组织关系的人告诉他平津两地的组织都被破坏，无法接转他的关系，说着随手就把他的秘密介绍信划根火柴烧掉了。他于是被迫暂时中断学业，和同学蒋智周于1928年返回四川。
蒋智周是和他一同出川的挚友，也是和他政见一致的同志。在北京期间，介绍他和自己的姐姐蒋若瑜（履澄）通信，这对青年从此产生了倾慕之情。此次回川，他们得以相见并订立了婚约。在未婚妻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得以再返已经更名为北平师范大学的母校继续学业。其间他又因经济困难，再度休学去洛阳任教一年，才带着教书积攒的工资，回校完成学业并回四川。此时已是1931年，距离他初次出川求学，十个年头了。
回川以后，蒋若瑜即和他结婚，成为他一生忠实的伴侣和严格的诤友。对于他们那次在某大佛脚下仅有彼此的罗曼蒂克婚礼，他有诗深情地记载道："媒是梅花石是宾/风摇翠竹胜吹笙/白水青山孤馆夜/一身如玉嫁诗人。"回川期间，他先后在合川、江安、江津和重庆的中等学校短期任教。1935年夏，应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北师大学友周澧之聘，回到故乡成都，相继担任该校的训育主任和教务主任，直到1940年。
在成都女师，他第一次较长时期在一个学校任教并担负学生管理和教学组织的工作，是他教育思想形成并且付诸实践的时期。这一时期，日寇侵华日益猖獗，全面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他满腔热情地把学校教育和抗日救国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谆谆教导青年以复兴民族的伟大事业为己任。在当时的社会，小学教师的待遇菲薄、地位低下，加以学校为预防日机空袭，于1938年春匆匆迁到彭山县文庙，物质条件更加艰苦。在此前后，一些学生一度酝酿退学改行。他一面以身作则举家随校迁往彭山，一面写文勉励青年说，对于教育专业的态度是对她们的一场"严重的试验"，"生活的艰苦恰似一张滤纸，透过它才算是坚贞不拔的志士，而肩负着最大的责任去争取民族存在呼吸的顷刻。"他主张，这样的专业精神，不应来自外在的压力，而该来自自觉的创造和体验。"有创造有体验者，视此小学教育为唯一安心立命之事业，乐而不倦，死生以之。"在他和校长周澧的学校当局的积极组织下，全校于短短的两个月内顺利地完成了搬迁任务，绝大多数师生迁往彭山。当年7月，全校师生深入村镇慰问本地出征军人家属，向前线将士发出五千多封慰问信；10月，举行抗战话剧公演，观众达数千人，在彭山县掀起了一次抗日救国的高潮。他的这种联系青年的社会责任进行专业教育，品学并重、以品促学的主张，成为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他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能够针对各人不同的情况循循善诱，学生少女们送给他一个外号"黄妈妈"，这个外号比他本人的名字更为流传。
1940年夏，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决定在绵阳建立省立绵阳师范学校，他被任命为校长，离开女师赴绵阳主持建校。校址设在县南农村丰谷镇，于当年8月招收第一班学生正式行课。到1946年夏他离任时，共招收学生18班、毕业13班。绵师的建立，比之成都女师的迁校，物质条件更为困难，时间要求更为紧迫，他本人所负的责任也更为重大。为了筹集建校经费，聘请优秀教师，他于日夜处理校务、亲自开课讲学以外，还不时奔走于校址、县城和成都之间，虽然妻儿住在15公里以外的县城，他却很难有周末回家休息的机会，甚至有的春节都不能与家人团聚。在他的主持下，依靠战时从国内各地聚集绵阳的教职员工和历届青年学生的艰苦努力，绵阳师范学校很快就拥有宁静的校舍、实用的教具和一流的师资，成为川西北的一座重要学府。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校舍不必辉煌，设备不必丰富，经费不必充裕，但须实事求是，不卑不亢，即可完成极大之贡献。""本校人事变动最小，可谓人尽其才。校址湫隘，几经苦心筹划，一草一木各得其所，可谓地尽其利。又物资缺乏，充实设备在在困难，则饰旧利废，卒且应有尽有，可谓物尽其用。凡斯三者，所谓埋头苦干，勉可无愧。"这是他对绵师建校成功经验的基本总结。
在绵阳师范的教学实践中，他进一步发挥了在成都女师倡导的把学校教育和社会责任相联系的思想。在他撰写的绵师校歌里，响亮地提出了"良师兴国，舍我其谁"的口号，并把"良师兴国"四个大字大书于学校大门墙上。当时贪官污吏当道，恶霸奸商横行，社会风气以从政经商为荣，而以教书特别是教小学为耻；在学校内外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增强了学校师生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成为在绵师学习的世代青年的鲜艳的旗帜。为了把这个口号变成学生自觉的行动，他在任校长的六年间，利用各种机会反复申述"良师"和"兴国"的关系。他接过当时政府提出的"精神总动员"的口号说："谁来领导我们精神总动员？唯有教师。"以教师取代了那位倡导该运动的政治领袖，还从而提出来搞一个"建师运动"。 除了这些借助公开讲演场合提出的战略性的设想以外，他还通过为每届毕业班的同学录精撰序言，将他的教导装进弟子们的行囊。在其中，他强烈抨击那种"不耻而为小人，不耻不为君子"的社会风气，认为教育应"以转移风气为己任"，以"遂行其美政善俗之任务"。他提倡品学兼优，而以品为主导；提倡知行合一，而以行为主导；提倡身教与言教相结合，而以身教为主导。他根据"中等教育以道德为重"的通识，论证"中等师范教育，职在造就师资，尤将以道德为中心"。从而提出了包括"培养民主观念"、"提高读书风气"、"发挥专业精神"等要求在内的"绵师精神"。为使这个精神得到贯彻，他在为学生撰写的每天睡前集体歌唱的《晚歌》中，都谆谆告诫诸生"无惭衾影灯前"，成为青年们"吾日三省吾身"的响亮警号。他不仅以这样的精神要求学生，也以此要求教师，并且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绵师校长任内，他始终持己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待人一片赤诚、宽厚和平，由此赢得同事的信赖和学生的尊敬。他还提出"学校家庭化"的方针，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中时时事事融入亲情。每月举行师生同乐的晚会和分班的郊游野餐，每学期举办集团祝寿，简陋的校舍和周边的景物被凑成了"绵师百景"，连宿舍都取了很有诗意的名字，男生宿舍名"浅草院"，女生的则分别名"浮桂院"、"拂翠楼"和"挹爽楼"。一时间绵师声誉噪起，成为四川西北一座充满生机的团结向上的精神堡垒。
早在他被调筹建绵师的时候，成都女师的学生中就传说他要去办自己"理想的学校"了。对此他虽然极力否认，可是从他以后的种种举措来看，他实际上正是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去绵阳办学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以教育去"美政善俗"的理想，无异把学校和他自己置于与权力和社会互相对立的地位，注定不能成功。1945年，学校曾经发生过一次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学潮，他虽然对它的意义并不理解也未必赞成，特别是对于他所看重的好些优秀学生竟是学潮的积极分子感到分外伤心，但是当政府当局要求学校"严办"学潮领导人时，却遭到他断然拒绝，由此进一步开罪了权力部门。同年秋天，又出现了因为抗战胜利而筹划学校"复员"与地方势力的争端。原来学校创办之初，是继承十三区联立女中疏散到丰谷镇的校址，所以一直用"绵师分校"的校名，以图在抗战胜利以后复员回城。所以他从1941年起即多次奔走筹划复员校址，其间虽曾似见眉目，但终因其事实际上是与地方军政势力争土地，所以备受阻扰，不仅校址无着，而且彻底地得罪了当局，终于于1946年毅然辞职，要求循例"进修"。
进修没有被批准，却被另调到省立成都师范学校任校长。这次变动，对他实现教育理想的热忱，是一次极大的打击。成都师范处于四川省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举凡人事、经费、教学措施，无不受到各方更大的牵制。加以抗战以后国内和平破裂，内战愈演愈烈，国统区内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他虽然依然兢兢业业勤恳工作，但已失去了以教育事业与整个社会抗衡并且改造社会的雄心了。1948年春，成都小学教师举行了争温饱的罢课运动。当局授意报纸造谣说成都师范、成都女师和成都幼师三所师范学校校长表态要以各校的应届毕业生顶替罢课教师工作，以对抗罢课。虽经他和另外两位校长罗家慧、陆秀联名辟谣，谣言却已经激起三校学生强烈不满，宣布罢课支持教师。事后，教育厅即要求他将发动罢课的学生一一处分，他却送去一个长长的报告书，说明学生罢课是"事实使然，同情无罪"。到暑假，他即被免去成都师范校长职务（名义上是"调任"南充师范学校校长）。其时的教育厅长任觉五找他宣布调任的理由说，成都师范"共产党很多"，他管束不住。当局一次再次地以政治原因要求他对学生进行迫害，不仅极大地挫伤了他以教育"美政善俗"的理想，而且连关起门来"为教育而教育"也不可能了。因此，他欣然接受了解职又断然拒绝了调任。此后他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任兼职副教授，复于1949年夏受友人之邀出任私立浙蓉中学校长。直至1949年底新政权的建立。
先生在中华民国时期二十年间的教育生活，是他的教育思想形成和实践的历程。在教学上，他坚持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既反对放任自流，更反对一味灌输。他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育的作用首先是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并且按照各自不同的条件帮助他们按照各自不同的条件求得知识的增进和才能的发展。他在离开成都女师的欢送会上总结说："本人所曾努力做到的，只是供给同学一些机会和境遇，使大家优良的素质能够自然发展起来，从这点来看，可以说是成功了的。"但是同时，他又特别重视教师的作用。他所聘任的教师，大多是全国各地流亡四川的学人，包括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等一时各科学问的专门人才。而如果有人因故离职，他则辗转请托在省会成都的朋友推荐继任，并总是亲赴成都拜请；或自行在少城公园鹤鸣茶社参加有名的"六腊战争"（知识界对寒暑假期间个中等学校招聘教师活动的戏称）求贤。而教师一旦应聘，在校就受到充分尊重。在教学内容上，他特别倡导诗教，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卓越的诗人，身后留有古典诗词近三百首。他说："生命的意义由透过现实而超越现实，由此产生生命的热、生命的光、生命的火花、生命的怒吼。诗，正是透过现实而超越现实的，它推动生活前进，使我们道中庸而极高明。"他还大力提倡音乐："音乐对于生活不是多余而是必要……不了解音乐又怎会体验出生活的韵律来？文化诸般艺术中以音乐独能直接感通性灵，此所以音乐在教育上占了首要地位。"由"诗教"和"乐教"又派生出学生课余的戏剧活动。在绵阳的几年之间，师生自导自演于周末在校内外演出的话剧就包括曹禺著《日出》、吴祖光著《风雪夜归人》和一批抗日名剧。有同学回忆说，黄校长的上述教育思想和实践，"不仅培养了师范生的专业技能，也陶冶了学生安贫乐道的专业思想。在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社会现实异常黑暗，'专业教育多中途易教以去'的岁月里，在这个偏僻的的丰谷镇上，却飘扬着书声、琴声、歌声。造成一个精神上自得其乐的境界来安心读书。"但是不幸，他的教育理想碍难成功。特别是抗战结束以后，左右国家命运的政治家们集中精力打内战，他所奔走呼号的重视教育事业再再受到冷遇；尤其是他一再保护受到当局注意的优秀学生的行为，使他更加不见容于当局。形势的发展，不仅不断蚕食着他的教育理想，也迫切地威胁着他的家庭生计。
先生从毕业回川任教起，直到1948年从成都师范被解职，十七年间一直以校为家，家眷总随他居住在学校宿舍。当了多年校长，依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极为罕见。所以成都师范的解职和南充师范的拒任，给家庭带来的紧急危机，就是没有地方居住了。开始借住在一位朋友的一幢空房里，到1949年，朋友准备出售空房，于是住宿危机再度出现。这就是对在国民党统治下办理教育行政伤透了脑筋的他，不得不在当年夏天应邀充任浙蓉中学校长的理由。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攻克全川。次年初，新成立的川西区人民政府绵阳专员公署就热情地邀请他回绵师续任校长，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立即离开成都赴任，随后又把妻子和女儿接到绵阳。到达学校时，他受到全校师生敲锣打鼓从校门到镇外列队欢迎，心中万分感动，不禁热泪盈眶。作为在专制社会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知识分子，他曾长期为祖国的贫穷落后忧心忡忡，为社会的道德沦丧焦虑不已，也为自己的教育理想无望实现极度失望；现在目睹新社会的胜利带来万象更新，自己心爱的事业又受到当局充分的尊重，他的兴奋之情是无以复加的。特别是对于高举新民主主义旗帜，领导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法西斯独裁，在危难中拯救了祖国的中国共产党，他感到由衷的钦佩。所以在回校以后的工作中，他虚心接受中共的领导，热情地履行组织教学的任务。其间也参加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这种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知识分子思想意识问题的方法，以后多为人所诟病，但是他也和当时多数拥戴革命的"民主人士"一样，极为虚心地接受教育。特别是对于自己多年以来形成的教育思想，他在为自己的主张与中共的教育方针有不少相符之处而高兴的同时，也批判地看到自己观念的哲学基础究竟主要来自陆（象山）王（阳明）"心学"，还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影响，从而积极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改造和重建自己的教育理论。为了这个目的，他不仅认真地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还兴奋地投入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不断感到有了新的体会和收获。
但是就在此时，随着国内针对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的逐步泛滥，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与日俱增。1953年寒假他参加教师思想改造学习以后，当局突然以"加强领导"为名，免去此前诚恳邀请他担任的校长职务。接着，又把他调离绵阳，到德阳县中教授语文。对于这些明显的一再贬斥的待遇，他居然安之若素，在他上交组织的《自传》里，申明"我认为，能为人民服务便是幸福，能学习马列主义便是幸福，我绝不想追求名誉地位与享受，我一心一意所争取的只是切切实实的，毫无保留的，奋不顾身的，把面前的工作搞好。到若干年后，党会认出我还算是一个回头的浪子——除此以外，我便再没有别的奢望、幻想。"
他在这段话里称自己为"浪子"，除了表明对于在学生时代一度参加中共，失掉关系以后并未努力寻找以"继续革命"的自责，而且还涉及他本人在就业以后的一段历史。这就是他于1939年寒假奉派到重庆参加教育部中等以上学校校长、训育主任"聆训会"时，按讲习会的统一要求，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和三青团。以后在绵阳师范和成都师范校长的任上，又沿例名义上担任绵阳三青团干事和成都师范三青团干事长。这些职务虽然仅负名义，没有担任实际工作，但是这究竟表明，他在青年时代所养成的"革命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两种观念，已经由并行不悖演变成前者被后者所取代了。他后来对这段历史反省说，"曾经献身革命，一度成为米兔的羔羊，后来轻容易受了反宣传的蒙蔽，竟让反动派牵着鼻子走"，但是"心头也决定要为革命守节，决不贪污，决不受人收买，决不作违反良心的事"。综观他的一生，他这三个"决不"，无一字不是发自肺腑的，无一字不是奉行终生的。他坦然接受了免职和调动。并多次对家人说，解脱了行政工作的羁绊，自己可以更加专心从事教学实践和研究教育理论。在德阳县中，他的教学态度之认真教学效果之良好，为校内外所公认。可是，当"革命"变得越来越左倾以后，他的所有这些私衷，连同他几十年间对于教育事业的贡献，都越来越受到当局的轻蔑、怀疑和敌视。1957年，先生响应当局"大鸣大放"的号召，向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德阳县中校方诚恳提出办学意见及建议。不意竟受到无端非难，继而遭至严重迫害；同时他的长子也于"反右"运动中在青年团成都市委宣传部长任上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3月，学校突然布置他开讲一堂观摩课，讲完以后就被校长青某找去谈话，说他那堂讲课里面"有严重问题"，次日，即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县委决定"，定他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旋即押送到临近的罗江县（和德阳县同属绵阳专区，当年撤销，辖区划归德阳县和安县）农村"监督劳动"（直到十三年以后，他的家属才从德阳县政府的平反通知上看到，这个决定是由管辖他的德阳县政府和计划对他实行"监督劳动"的罗江县政府共同作出的。一天之间两个县府就共同对一个教师作出这样的决定，怎么也像天方夜谭。所以应该说早在先生讲授"观摩课"以前，两府就已共同准备好这个决定了），于一年以后的3月20日逝世，年仅五十七岁。逝世以前，他的在农村小学教书、其时被"下放"喂猪的妻子去看望他，见他僵卧孤村，全身浮肿，呈现当时全国几千万人因饥馑而同患的"肿病"症状，才求得监督他的农村干部的允许，接他回家。不过她因未获准假而只好留在距家十几里以外的学校里喂猪，而把丈夫交给不到12岁的小女儿护理。被疾病和饥饿折磨得濒临死亡的他，此时依然自觉遵守"党的粮食政策"，叫小女儿每天按自己的"定量"做清汤加米粒的稀饭，一点也不肯多吃。到逝世前一天早晨，他忽然要小女儿打好红领巾站在床前让他仔细端详，然后派她送信让她母亲次日回家。虽然次日就是星期日，可是那是"大跃进"的岁月，哪里容得人们请假！次日小女儿只好带着母亲前夜为他赶做的一点小菜独自回家，可是已经叫不开门；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1982年8月，德阳县人民政府终于发文撤销了当年对他的错误决定，平反了他的这桩冤案。此时距他逝世，已经二十二年了。
黄长直先生学贯中西，献身教育事业三十余年，以默默耕耘的"播种者"自许，培养学生以千计；而如他在一次"模范区国民教师座谈会"上所讲："虽著效或经累世，成功不必在我，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影响，可以逆睹。"先生一生清贫，民国时期曾向朋友借屋棲身，民国以后晚境尤其凄凉。死后除珍爱的书籍和几个书橱外，别无长物。遗著有《播种集》一卷，收录他从1935年到1946年间在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和绵阳师范学校执教期间训勉学生、提示门人的文章以及寄兴遣怀的诗词。
先生夫妇共育三子二女，其中两个儿子夭亡，余均成立。行文至此，还应补充的是，他留下的三个儿女，有二人后来未能遵从他生前对妻子留下的一句遗嘱：记住，黄家子孙永不要搞教育不要搞文学！因为他们深知，这句遗言其实表明，教育和文学正是他们亲爱的爸爸心里最珍贵的事业：播种！
2018年6月于成都不设防居
原载《随笔》2018年第五期，文中黑体字未能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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