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刘琦行
孙世英
我的丈夫刘琦行生于1916年，家庭是徐州的书香门第。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无锡上初中时就入团了，是潘汉年的堂弟潘美年介绍入的。1938年在四川成都经车耀先介绍入党。他一生对党忠贞不二，却在1958年被登报"内定"为右派，蒙难22年，并给家庭成员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逢反右运动55周年，使我想起许多往事——
抗日初期，他多么积极啊。他偷出继母的钻戒交给组织变卖了好解决经费上的困难。那钻戒是宋美龄送给身为同盟会成员的同学——刘琦行的继母张绳以的结婚礼物。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4月我俩在南京结婚，他以众多国民党要员出席婚礼为掩护，把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会议放在我的新娘化妆间里召开……
从1930年到1958年，一路走来，他为党做了多少工作啊......在上海当团委书记时被捕，是宋美龄请来名律师给保出来的。他在大学里搞学运，在贫困农村搞农运，在南京搞地工，在无锡家中掩藏被国民党追捕的共产党党员。组织派他到哪里就在那里干出成绩来，华东、西南、华北、西北、香港、北京、河南，都留下他为党勤勤恳恳工作的身影。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55年，但当时的情景实是难忘：我单位是卫生部妇幼保健实验院，我是个中层领导又是个党员，1957年7月24日《光明日报》上刊出"北京铁道学院反党'二刘联盟'组织内有平反小组组长刘琦行内定右派"这一句，在我院立时传开，给我的大字报就有数百张，大都是"你爱人是内定右派，你是什么选择？你已到悬崖边缘"一类的内容。还有的大字报编成小放牛的音谱，配上"孙世英从南京到北京红得发紫，现在扑通掉下粉碎成黑的一滩"的词。其他医疗院、所的人员，也来参观我的大字报。我内心压力是可以想象的，我是战战兢兢的活着。没有想到1958年5月在院长办公室门前帖了一张大字报的布告："查孙士英历史和其父历史不清，经上级批准，开除党籍。"当时，我站在那里半个小时，想不通啊！那时刘琦行已经下放到郑州铁路局劳动，父母均已老年，女儿7岁，儿子4岁，我的思想苦恼向谁去倾诉？但我决心努力工作，绝不寻死，自己又没有罪，我为什么要死！我在工作中干得多且无差错，学习上还被评奖。我以为难关过去了，但我想的太天真啦！1958年9月通知我，调到郑州铁路局铁路医学院。当时只有服从。安排好老人和孩子，我的家散啦！直到1984年离休，我才回到北京。
1958年时，本来琦行和我都正当工作的好年龄，他42岁，我38岁，却不能发挥才智。我还干了本专业，而他却是每天扫地，巡守货物，干着三班倒。22年的时光就这么消失了。
今天回想，最是愧对父母，不但没有敬孝，还让他们照看了多年我的孩子。而孩子的前途，由于父亲的右派问题也深受影响——女儿没有能平等与其他人一起升级，思想受压抑，得了高度神经衰弱，将要终生服药。这也是我终身的牵挂。
拨乱反正，琦行和我的政治生命复活，而我们均已到离休年龄。但我们仍是幸运人，有些死去的右派和现在尚未平反的右派，尚在盼望……
92岁离休中共党员孙世英
2012年6月3日
主编：谢小玲
转帖：黄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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