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与韩寒（见图）关于韩寒是否抄袭的争论成为春节期间大陆媒体炒作的热们话题，连一向不关注公共政治话题的地方性小报，也以醒目的方式大肆报道。
在我看来，方舟子对韩寒的无端攻击，无论他个人是否自觉，实际上代表了专制文化势力向反专制文化势力的一种攻击。因此，这个事件具有重要的公共意义。专制文化的本质，就是要瓦解民众的公共政治意识，把公共政治问题转化为个人纷争和群体冲突，从而造成有利对民众分而治之的效果。
这一点可以从孔庆东辱骂香港人产生的结果看得非常清楚。港人享有大陆人尚未有的自治权利，但这种权利受到了中共专制政权的挤压。其结果，就是香港普通人的权益，日益受到中共香港政策的威胁。大陆对香港的政策不仅有利于香港富人，而且有利于大陆的暴富阶层。这种政策令不劳而获的食租阶层从香港畸形的经济中获益比重越来越高，这自然引起香港自食其力的普通人不满。一些香港人由此产生了对内地游客的反感，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因为大量游客涌入不仅提高了香港地租，而且还挤占了许多香港的公共资源。在这个背景下，内地人的一些陋习就变得难以容忍了。香港地铁中发生的那个小事件，不能说没有这种不满的流露。孔庆东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借此对港人进行极其侮辱性的谩骂，而且作出了港人甘作洋奴的政治解读，煽动内地人对港人的仇视。
总体上，孔庆东这一次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仅让自己，也让支持他的势力，包括一贯支持他的北大校长处于尴尬地位。孔庆东这条专制政权的走狗和文化打手，正在给他的主子帮倒忙，从而给自己带来大麻烦。而韩寒决定把方舟子告上法庭，也很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韩寒此举，将把公众舆论引向对司法公正的关注，从而给专制政府带来新的压力。如果法庭出于政治原因不能秉公而断，则方舟子攻击韩寒这把火，就会烧到政府头上。
最近中国发生的这些“公共话语政治”事件表明，网络时代对专制文化不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网络言论空间剥夺了专制文化分子的话语垄断权。在传统媒体时代，像孔庆东这样的人可以口无遮拦地谩骂反专制的人，而对手的还击则受到政府言论管制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言论空间，因此，不可能形成“公论”。古人有言，“世人自有公论”。其实一种言论的是非以及表达者的个人品格是不难判断的，但在过去，中国没有可能形成对公共言论的公共评判。正因如此，中国的官僚和文人形成了极不好的文风和习气。他们可以“睁眼说瞎话”而不受惩罚，而现在这样做是越来越难了。
网络时代的公共话语空间给缺乏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国人提供了培育新政治文明的土壤，而水平越来越高的“公论”则为新政治文明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营养。我们从韩寒的成长，看到了在这片新土壤和营养的滋润下，新政治文明在中国兴起的希望。
新政治文明是反专制的，但如何才能最有效的反对专制？这不仅需要敢于对专制政权的弊端进行有力的批评，而且要有能力清算毒害人民至深的专制文化。专制文化是一种分裂人民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毒害下，人民缺乏相互尊重，更缺乏反思自己的能力。韩寒最近言论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体现了一种自我反思意识的觉醒。这是非常宝贵的变化。
在这方面，可以说韩寒已经走到了许多中国知识精英的前面。一些原来热烈支持韩寒的人对他最近的一些言论感到困惑和恼怒。有人甚至怀疑，韩寒是否在被国保请“喝茶”后，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
韩寒关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议论确有许多可争议之处，但从中我看到了一个公共意见领袖最宝贵的品格，这就是诚实。公共知识分子不仅要对公众诚实，更要对自己诚实。诚实是对别人最大的尊重，也是专制制度最可怕的敌人。因为诚实的公共言论可以让依赖谎言的专制制度彻底失去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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