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芝琛获2004年度历史传记类图书奖出席颁奖活动时的照片。
【新世纪特稿2012年2月6日】春节后整理书柜，在一包已经堆积了多年的朋友历年寄来的贺年和其他卡片中，无意中发现芝琛68岁请客的一张请柬。请柬的背后写着：
我不怕死，但也怕死；
因为我热爱自己的生命。
我不怕死，但也怕死；
因为我向往有人权的生活。
愿苍天保佑，
让我再次扬起生命的风帆。
王芝琛 六十八岁岁末
这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患者，强打精神，在2005年9月21日，他68岁生日时宴请朋友，在请柬背后给我写下的感伤的诗句。
王芝琛——中国知名民间报纸《大公报》社长、总编辑王芸生的小儿子。那年是在老友康国雄家认识的。他比我们年轻十岁，却经常能和我们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后来日渐熟悉，成为好友。他原本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海军工程学院教书。文革初期，混乱阶段，因为给领导写大字报，曾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84年转业回京，提前退休从事了“大公报史”的研究。认识不久，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
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大公报》是中国一份在知识分子和民间极富盛名的报纸。尽管当时我只是个中学生，一个小小知识分子，糊里糊涂，却对《大公报》有一定兴趣。那些鼓励国人抗战的，诸如：“衡阳47天”等报道，就曾经激励着年轻人、中学生的抗日情绪。
我们相识时，他患有糖尿病，中午出去吃饭，饭前他总要自己注射“胰岛素”。没想到几经冬夏之后，一次体检竟然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经扩散。
我们为这位朋友的患病非常难过，但没有办法给予有效的帮助。而他则坚强地靠进口药，积极地在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坚韧地写完了《一代报人王芸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还联系了三联书店，重印了经过其父在病中修订过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我从一个癌症患者朋友的手中接过这九本赠书时，心情真是难过。
王芸生先生这部八卷“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57年周恩来就对他说过，让他抓紧修订重印，后来因为“反右”而停笔。文革时，他不得不放下笔杆，被搞到报社门口扫地、拔草，到“斗私批修学习班”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要事先作些相关知识的准备，指明要看这本书，才想起了作者王芸生。说：“也叫王芸生参加接待。”周恩来这才设法找到他，解放了他。从每月12元生活费，恢复了他行政7级的生活待遇，安排了工作。王芸生先生从恢复正常生活到临终，几次感慨的说：“这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
芝琛因为家事的特殊情况而独自居住。06年的农历初二，在我家高高兴兴吃了饺子，初四（2006年2月3日）就突然入院，癌症发展得已无法抢救而离开了人间。多亏他妹妹芝渝从美归来，可以照顾。那无情的上帝，宁是没让他活到70岁，带走了我的这位好友。
他去世后，我又较比仔细地读了他写的两本书和其父的八本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大公报》1902年创刊，创始人对“大公”的解释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到1926年成为新记《大公报》时，将“大公”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中共建政后这份民间报纸成了曾经：“小骂大帮忙”的反动报纸，逐渐消亡。
王芸生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年轻时是茶叶店的店员。闲暇时喜欢看报。进而写稿。被报社吸收。而后在一场笔战后，被笔战对手《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慧眼识英才拉到《大公报》。再后成了该报的总编辑。
从他的成功之路来看，如果要在如今：“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和“用人唯亲”的环境，象他这样凭才而士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没可能”。
所谓“小骂大帮忙”，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芝琛说其父“后半生不得安宁”的“长春之战”那篇社评。
1946年，日本投降，国共在东北开打。王芸生先生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为了苏联能出兵，我们付出了外蒙古独立、长春路共管、旅顺港共用、大连辟自由港的昂贵代价。但苏军为了搜刮日本留在东北的机器设备；使用其发行的“关东�”搜刮东北民间的金、银财宝；扶助中共占据地盘。根本就不执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苏军应在1945年12月1日撤出东北。”迟迟不肯撤军。他认为和苏联签定的这个条约中国上当受骗了。是：“赶走了个小鼻子，又来了个老毛子。”
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了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在这篇社评中，谈到了：共产党在进攻长春时使用的人海战术“常常用徒手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
共产党一向自诩是人民的党，以人民的利益为党的利益。岂能让人看作：“用人民的生命换取政权？”《大公报》的这种说法，已经不是“小骂大帮忙”，完全揭了共产党的老底。当时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气急败坏，迫不及待地第二天就发出社评，责问《大公报》：“请问大公报社论作者，这几句话（指用老百姓打先锋……），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
直到共产党建政后，王芸生先生写的这篇社评，都一直是共产党敲打他的棍子。
毛泽东虽然1962年在庐山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事，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表面上看，好象是当时他反对彭德怀“右倾”，警惕共产党不要把饿死人的事登报。实际上他在思想上早就明确：“必须一言堂”。建政后，话语权都在党报，绝不允许有第二种声音。民间报纸当然必须“关张”！接着以人民的名义：杀70万，拘120万反革命；肃反胡风打240万。谁敢说什么？
1957年国际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毛泽东看到斯大林去世，也把赫鲁晓夫看不在眼里，急于作世界共产党领袖。他在会上说：“原子弹也没什么了不起，也是纸老虎。我们要打一场核战，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人，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那样，我们还是能赢得战争。”
波兰的书记哥穆尔卡当即表示：“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只有5000万人，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捷共主席诺沃提尼则表示：我们只有1200万，死光还不够。
西方的那些共产大党，虽然号称唯物主义，恐怕仍然没有摆脱宗教影响，他们大概依然信奉：“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的宗教格言。纷纷躲而避之。如果毛泽东讲完那一席话，各国共产党立刻高呼：“万岁”，拥戴这位继承斯大林的新领袖打“原子战”，那场战争被发动，真不知道中国人要倒多大的霉！
回来以后，反右又打了300多万右派。接着折腾全国人民大炼废品“铁疙瘩”，饿死人民3600万。这时，折腾死的人差不多也够一个整数——亿了。
历史的演进终究会出现一些真实。
1987年军旅作家张正隆写的纪实小说《雪白血红》中，对于1946年长春之战终于有了如下真实记述：——
“有的老人说：那时候，人好象不知道什么叫‘惊讶’。可进城一看那样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老人说：“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什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有人帮忙了，都死光，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最后也没有人拖人了，炕上、地上、门口、路边都是白花花骨头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疼。……”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梯，当时任独八师一团参谋长。老人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人，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有条大腿。……
光这两位老人的话，听了就够�人的。
张正隆说：“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也使长春成了白骨之城。最保守的估计，死去的无辜百姓也有33万之众。”
这些具体事，有根，有据，有人证。谁该负责？
因为这33万百姓冤魂，共产党骂王芸生先生“放屁”。建政以后，掌握了舆论，饿死3600万就可以没人负责。“长春之战”早已时过境迁。谁还知道那“长春之战”是一档什么事呢？没想到又出来个说真话的张正隆。
中共建政十年发生了没有战事却饿死百姓3600万的事件�这一举世瞩目的惨剧，饿死人的数字，竟然是夺取政权时，长春一战，饿死百姓33万的109倍！此时却没有人敢说一句话。1971年发生了“林彪事件”。有的地方“批林”时，竟然搬出“长春之战”来，作为林的“罪行”来批判死人。芝琛他们单位就有过这种情况。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那位1946年奉毛命在《新华日报》写社评责骂王芸生先生所写的“可耻的长春之战”，是“放屁”的陆定一，经过32年的变迁，第二次又骂起了人。这回骂的是毛皇，骂的是什么？——“暴君”。
这大概也算是历史的变迁。
�见杨继绳著《墓碑》和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所写《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20周年启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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