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实味
一向推崇"非暴力"而排斥"革命"的自由派人士，面对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严峻现实，也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对待"革命"的态度，认真探讨暴力抗争的可能与策略。此乃"革命形势"的突出标志。
作家余杰出走美国，讲述了他在国内遭受的酷刑，更讲述了中共国保人员对他的"活埋"威胁──不仅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将他挖个坑"活埋"，而且"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可以将一份秘密名单上反对中共、有影响力的两百知识分子"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这是十足的法西斯，十足的国家恐怖主义。令人愤慨，却不奇怪。
中国共产党真敢这么干么？说老实话，读到余杰讲述的事情，我想到的是王实味，那个在延安就敢于直言批评中共的作家。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中共陕甘宁根据地，7月，经中共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王实味被秘密处决。这位年仅41岁的才华横溢的作家，被人用刀砍死，埋于一口枯井之中。
中共的宣传，一向只是说国民党政府在失败之际如何屠杀重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里关押的中共政治犯，连杨虎城和其子"小萝卜头"也不放过，并且还在上海秘密捕杀进步人士。其实，中共自己也是这样干的，在南方根据地准备长征时是如此，在延安受到进攻时也是如此。只不过，在争夺政权的时候，它越来越懂得收敛，在延安杀人比在江西时谨慎了许多，而一旦掌握了政权，它又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大开杀戒，以求政权稳固。
到1989年，又有"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叫嚣，而二十年刚过去，就再发出"活埋"的威胁，犹如一道寒光，映出了共产党专政的血腥底色。
中共宣传的另一个惯用手法，是描绘一幅恐怖景象，据说，一旦共产党失去政权，"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而人们实际看到的是，时代已经在变化。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下台，争取到自由的人们，是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共产党专政时期的罪行，根本没有不问青红皂白的屠杀。台湾执政党轮替，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失而复得，同样也不是靠屠刀，而是靠选票。倒是中共自己，一面吟唱"和谐社会"梦幻曲，一面纵容军警国保以及黑势力滥用暴力。它对杀人早就无所顾忌，大规模"活埋"的威胁，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而中国的新生代，则同样展现出新的价值观，他们对清算的态度谨慎，愿意妥协。年轻作家韩寒要求自由，他坦率地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
韩寒对话题的敏感性，一向把握得很谨慎，然而，既然论及自由的要求，其妥协的政治性质终究难以避开。况且，他从网友数万条回应中，选择"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作答，可以说，乃时势使然。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韩寒对革命、民主与自由的问题表态的同时，企业家柳传志在《南风窗》发表文章，标题即为《企业家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坦率表达了他对革命的担忧，更呼吁实行政治改革，让改革形成系统化。
韩寒与柳传志，明确表明了中产阶层对时势的态度。不过，这种表态本身，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目前社会中已经出现了"革命形势"。
看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形势"也有感觉。它生怕自己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出于本能而发出"活埋"的威胁。它的官方态度，看上去还是很淡定，从容不迫，甚至满怀信心，而私下里，特别是它的那些爪牙，不免更为肆无忌惮，露出狰狞的嘴脸来。
但是，对于"革命形势"，不能不仔细地推敲。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曾经是共产党人喜欢用的宣传语言，而现在它显然不那么喜欢了。其实，革命形势有其现实性和客观性，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
在中国，时常喜欢鼓噪"革命"的，是那些"左派"。近年来，他们起劲地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改革"，视其为再次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挥舞毛泽东的旗帜，不仅力图为"文革"平反，而且呼唤新的"革命"，公开呼喊，要打倒"资改派"，否定所谓"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
中共当局与这些"左派"之间，心灵上有相通之处，只是它如今很讨厌"革命"的观念，显得城府更深而已。它很清楚，市场化改革威胁到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威胁到共产党一党专政，只要有机会，它就悄悄地把改革转到抑制市场化的轨道上，以"国进民退"，实质性地瓦解了改革开放。
这样的倒行逆施，势必激化社会主要矛盾，即官民矛盾。近年来"官逼民反"的群体事件到处出现，打着"维稳"旗号的暴力镇压屡见不鲜，公民权利的空间在层出不穷的限制下被侵蚀。事情很明显，现实政治若不向民主化方向进展，就必然滑向更为专制的官僚专政。
"左派"对此中共的非市场化之举显然心领神会，只是他们仍不满足，借着民怨沸腾的时势，企图化身为新的毛泽东，以"革命"来捞取好处。他们把市场化改革，即所谓"资改"，视为顺应西方的"和平演变"，把自由派人士定义为呼应西方势力的"汉奸"。对这些可恶的"汉奸"，他们没有将其"活埋"的本事，但一再地跃跃欲试，发动"起诉"，挑起诸如烧报纸一类事端，更效仿"文革"时的先驱，抡动拳头大打出手。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推崇"非暴力"而排斥"革命"的自由派人士，面对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严峻现实，也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对待"革命"的态度，认真探讨暴力抗争的可能与策略。应该说，这是所谓"革命形势"的一个突出的标志。
然而，韩寒与柳传志的表态，表明了中产阶层的态度，而学者张维迎则指出，大陆经济发展之关键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未来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周小川"，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政府过度干涉市场的态度。同样，乌坎村民的抗争也把握得有理、有力、有节，在中国的环境里显示出其自身的特色，而不是攀比国外的"茉莉花"革命。
面对"革命形势"，中共的种种表现，打压艾未未、陈光诚等较为公开，对余杰的"活埋"威胁虽然隐蔽得多，却可以让更多的人看清楚中共的本质。
十足的法西斯和国家恐怖主义
作家余杰出走美国，讲述了他在国内遭受的酷刑，更讲述了中共国保人员对他的"活埋"威胁──不仅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将他挖个坑"活埋"，而且"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可以将一份秘密名单上反对中共、有影响力的两百知识分子"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这是十足的法西斯，十足的国家恐怖主义。令人愤慨，却不奇怪。
中国共产党真敢这么干么？说老实话，读到余杰讲述的事情，我想到的是王实味，那个在延安就敢于直言批评中共的作家。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中共陕甘宁根据地，7月，经中共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王实味被秘密处决。这位年仅41岁的才华横溢的作家，被人用刀砍死，埋于一口枯井之中。
中共的宣传，一向只是说国民党政府在失败之际如何屠杀重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里关押的中共政治犯，连杨虎城和其子"小萝卜头"也不放过，并且还在上海秘密捕杀进步人士。其实，中共自己也是这样干的，在南方根据地准备长征时是如此，在延安受到进攻时也是如此。只不过，在争夺政权的时候，它越来越懂得收敛，在延安杀人比在江西时谨慎了许多，而一旦掌握了政权，它又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大开杀戒，以求政权稳固。
到1989年，又有"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叫嚣，而二十年刚过去，就再发出"活埋"的威胁，犹如一道寒光，映出了共产党专政的血腥底色。
目前社会已出现"革命形势"
中共宣传的另一个惯用手法，是描绘一幅恐怖景象，据说，一旦共产党失去政权，"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而人们实际看到的是，时代已经在变化。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下台，争取到自由的人们，是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共产党专政时期的罪行，根本没有不问青红皂白的屠杀。台湾执政党轮替，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失而复得，同样也不是靠屠刀，而是靠选票。倒是中共自己，一面吟唱"和谐社会"梦幻曲，一面纵容军警国保以及黑势力滥用暴力。它对杀人早就无所顾忌，大规模"活埋"的威胁，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而中国的新生代，则同样展现出新的价值观，他们对清算的态度谨慎，愿意妥协。年轻作家韩寒要求自由，他坦率地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
韩寒对话题的敏感性，一向把握得很谨慎，然而，既然论及自由的要求，其妥协的政治性质终究难以避开。况且，他从网友数万条回应中，选择"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作答，可以说，乃时势使然。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韩寒对革命、民主与自由的问题表态的同时，企业家柳传志在《南风窗》发表文章，标题即为《企业家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坦率表达了他对革命的担忧，更呼吁实行政治改革，让改革形成系统化。
韩寒与柳传志，明确表明了中产阶层对时势的态度。不过，这种表态本身，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目前社会中已经出现了"革命形势"。
看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形势"也有感觉。它生怕自己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出于本能而发出"活埋"的威胁。它的官方态度，看上去还是很淡定，从容不迫，甚至满怀信心，而私下里，特别是它的那些爪牙，不免更为肆无忌惮，露出狰狞的嘴脸来。
滑向更为专制的官僚专政
但是，对于"革命形势"，不能不仔细地推敲。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曾经是共产党人喜欢用的宣传语言，而现在它显然不那么喜欢了。其实，革命形势有其现实性和客观性，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
在中国，时常喜欢鼓噪"革命"的，是那些"左派"。近年来，他们起劲地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改革"，视其为再次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挥舞毛泽东的旗帜，不仅力图为"文革"平反，而且呼唤新的"革命"，公开呼喊，要打倒"资改派"，否定所谓"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
中共当局与这些"左派"之间，心灵上有相通之处，只是它如今很讨厌"革命"的观念，显得城府更深而已。它很清楚，市场化改革威胁到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威胁到共产党一党专政，只要有机会，它就悄悄地把改革转到抑制市场化的轨道上，以"国进民退"，实质性地瓦解了改革开放。
这样的倒行逆施，势必激化社会主要矛盾，即官民矛盾。近年来"官逼民反"的群体事件到处出现，打着"维稳"旗号的暴力镇压屡见不鲜，公民权利的空间在层出不穷的限制下被侵蚀。事情很明显，现实政治若不向民主化方向进展，就必然滑向更为专制的官僚专政。
转型关键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左派"对此中共的非市场化之举显然心领神会，只是他们仍不满足，借着民怨沸腾的时势，企图化身为新的毛泽东，以"革命"来捞取好处。他们把市场化改革，即所谓"资改"，视为顺应西方的"和平演变"，把自由派人士定义为呼应西方势力的"汉奸"。对这些可恶的"汉奸"，他们没有将其"活埋"的本事，但一再地跃跃欲试，发动"起诉"，挑起诸如烧报纸一类事端，更效仿"文革"时的先驱，抡动拳头大打出手。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推崇"非暴力"而排斥"革命"的自由派人士，面对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严峻现实，也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对待"革命"的态度，认真探讨暴力抗争的可能与策略。应该说，这是所谓"革命形势"的一个突出的标志。
然而，韩寒与柳传志的表态，表明了中产阶层的态度，而学者张维迎则指出，大陆经济发展之关键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未来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周小川"，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政府过度干涉市场的态度。同样，乌坎村民的抗争也把握得有理、有力、有节，在中国的环境里显示出其自身的特色，而不是攀比国外的"茉莉花"革命。
面对"革命形势"，中共的种种表现，打压艾未未、陈光诚等较为公开，对余杰的"活埋"威胁虽然隐蔽得多，却可以让更多的人看清楚中共的本质。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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