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泉（见图）先生： 您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我在19年前加入“民主建国会”，这两个组织都是中国的“民主党派”，民盟有18万成员，是民主党派的老大，民建有10万8千名，居第二。看到您给胡、温的公开信后，为您的精神而振奋，信件较长，所以我将其摘录并打印出来（附后），准备传给一些人看。
昨天下午，山东大学民建支部召开了学习十七大的座谈会（有一年时间没开会了）。我在会上把你的名字和发表在海外的您给胡、温信的大体内容给大家做了些介绍。
我认为你的见识和勇气很值得“民主党派”成员学习，我曾是民建山东省委委员和山大支部副主委，平日和民主党派人士接触较多，他们当中不乏有见识者，但敢于在会上讲出观点者少，敢于在海外媒体发表政见者更少。你的行为是难能可贵的，值得学习。
在昨天会上，一些人对在海外媒体写文章不理解，有人还提出批评。我在会上，对他们的观点做了反驳，我说，第一，我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我有“十七大”提倡的“表达权”；第二，国内媒体被垄断，不发表我的文章或公开信，我只能到海外去发表；第三，美、英等国家都是我国的友邦，为什么不能在那里发表言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不是经常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吗？难道说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其实现在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时期，动不动就想到“海外敌对势力”。过去与这种“势力”“勾结”是要判重刑的。四面树敌是一种“专政”思维，您的行为是对这种思维的冲击，我为你的行为叫好，我支持你的勇敢。
有人说，给上级写信可以，但公开不好，我想现代社会，政治要公开、透明，要形成舆论。重要的信应该公开，名义上写给某领导，实质上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如果私下送去，他放进垃圾箱你也不知道，那有什么意思？
中国太需要一批既有见识，又勇于实践的知识分子了。我希望中国的“民主党派”成员中有更多的人会向你学习，身体力行，冲破禁忌。
你的公开信为“民盟”争了光，为民主党派争了光。你用自己的行动，对政治花瓶说不。
中国政治现状是：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愿有识之士既能勇于表达政见，又能保持韧性，只要大家持之以恒，中国的政治春天就不会太远了。望你冷静，沉着，再接再励，有张有弛，准备应对打压，长期抗争。
另：李国宏先生（为59万余中石化双解下岗员工寻求权益），热心支持您的工作，遭石油当局报复，11月18日接通知被判劳教一年半，我向李先生致敬，向他的家属慰问。劳教制度是侵犯人权的制度，早就应该废除。2006年3月，我和高智晟、王怡、余杰等人写了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联名公开信，表达了我们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观点。
最后向您的家人问好！
山东大学民主建国会成员孙文广
2007年11月20日于山东大学
附上：郭泉简介和致胡、吴公开信的摘录
郭泉简介
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郭泉致胡锦涛、吴邦国公开信摘录：
（原文1万7千字）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二位领袖，您们好！
在一党是否能治理好中国的问题上，我与贵党持不同政见。虽然，贵党和我盟以及其他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参政”和“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的区别不只是位置的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保证。
以下就十八个方面，与两位领袖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一、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很显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财产私有、高福利和多党竞选。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三点上的全面完善和改进，使财产所有权更明晰、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人民能组织人民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而政治制度是指代表各人民群体的社会不同思想及其党派的“准入制度”。准许允许不同思想及其党派进入的政治制度才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下，人民有权选择不同的思想及其党派在一定期限内成为执政党。而专制政治，却只允许本党是执政党，其余一切政党只是参政议政党。
三、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
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
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份公众，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民主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四、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各阶级的意见能充分交流，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向谁妥协。如落败的一方有意见，那么就必须重新调整方案，争取新一轮的多数票。
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由于限制民众组党、限制民众办报，所以民众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来自单方面的损害。
这样的政治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社会和谐，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五、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
公仆意识的获得不是因为政客们的思想觉悟高。古罗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道理，其实政客们争相为人民服务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而是政客们想要人民手里的选票。
六、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
我们国家的政体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而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
七、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小圈子
当然，枪杆子和小圈子，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能再继续这种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专制制度了。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也不能靠枪杆子维持政权。执政党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维持生活的，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从民意。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八、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民主制可以在多党里实行筛选，选择能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如果不合适，人民也有权罢免执政党的执政权力，重新选择更好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
民主制还可以消除人民对执政者的情绪化思维。目前在中国到处弥漫着一种人民对执政党不满而无法改变的情绪化思维。
九、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我认为应是“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
在政治上，我主张人民有权根据各自的管理思想组建政党，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第一种思想无视当代世界的民主潮流。第二种思想无视“大跃进”、“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还忽视了在单一政治的高压下，最自由的经济体制都是难有所作为的基本事实。
如今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导向多党竞选民主政治的改革，革命是在所难免的。
十、权力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党竞选才能保证这样的制衡
如果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行事，人民将比现在幸福很多。但是，看看中国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恐怕我们无法乐观。其实，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权力制衡。一党执政，恰恰就是取消了权力制衡。
“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
一党专政即使是天使也会走向邪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执政时代，由于他不受到任何制衡，发动了一系列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造成了中国史上最大的伤亡，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革”，在其掌权的几十年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和质疑。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由此可见，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没有制衡的权力除了开始的三、四年，其后的时期一定是破坏性的，这样的例证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如前苏联、北韩、古巴、前伊拉克等。
十一、兑现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承诺，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经济上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在文化上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主政策。
当今中国的所有社会矛盾已经聚焦到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回答黄炎培的那个主题——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了。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思考过，但是，他们最后却更多地担心他们的执政地位被其他民主党竞选掉，而在1957年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反右运动”，把要求多党民主竞选的民主党人打成“右派”，无数民主人士被迫害致死。
十二、国民党已经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人也应该与人民共选
十三、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前苏联的解体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一个环节而已。
列宁却错误地认为击败俄罗斯沙皇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而根本没有考虑物质是否极大丰富和人性是否极大发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毛泽东也根本没有考虑物质和人性的问题，而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国民党政府推翻，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在这一点上，前苏共和中共犯了同样的错误。
前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这么多的灾难，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即在野党的缺位。事实上，作为在野党，其神圣职责，就是对执政党的批评和言说。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在一党专政的开创时期就普遍存在的，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人民的积怨越来越来深，直到人民想要让这个伟大国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余年之久的苏联国旗落下了。
十四、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区别
十五、取消工人罢工权力的执政党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人是最善良的人民，不到逼不得已是不会“罢工”的。更何况人民反对的还是做了坏事的资本家，我就想不通，人民和资本家的斗争，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为什么要制止呢？“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底是要帮工人呢，还是要帮资本家呢？
现在，有很多根本不想和人民共产的“共产党员”，自认为几十年前利用工人的“罢工”得了天下，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他们把持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帮工人与资本家做斗争，相反却与资本家穿一条裤子，或自己就充当资本家欺压人民，骂群众，压群众，而且人民想选择执政党他们也不让选，那么，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愤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十六、必须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国学的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研习国学，推进民主，正是当代知识份子应当敢于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过分强调和依靠一个生长在异域的德国思想已经无法光大中国这个已经不容乐观的民族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华文教学体制。
十七、台湾问题只靠一国两制是不够的，恐怕还得走联邦宪政道路
十八、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一切症结就在于体制，我想，很多国人一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根治。
于是，我提出这样一个政治模式。其目的在于，在确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并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够根据各自对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组织成各自的政党，然后，公开各党的施政纲领，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让全体人民进行选择。所有各党必须是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各党的宗旨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手段却可以多样。至于哪种服务手段好，最终的裁决权在人民的选票。
郭泉（见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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