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刘军宁《在训政面具的背后》（刘文见本文附录） （一）
在《新世纪》看到刘军宁歪论训政，其人所说荒腔走板，拟于不伦，离题万里，不懂装懂，观之不禁摇头慨叹，汪然出涕。
中山先生的关于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的大框架，实在出于一番宅心仁厚的好意，深含先生的苦心和胸襟。先生致力的与前代革命不同的特质，乃在于变英雄革命为国民革命，其一贯的精神为平等、自由、博爱。国人失权已久，要作复权的努力，据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此一计划，分为三期，一则军法之治，破敌扫除政治积弊。三则宪法之治，继第二阶段的约法之后，军政府解兵权及行政权，普选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而其第二期，是为约法之治，此即后来所说的训政阶段之最初表达。人民拥有地方自治权，地方行政官和议院由人民选举，此间的约法，同时作用于人民和军政府，以形势平稳的六年后解除约法，跨入第三期的宪政时代。关键在于，约法对于军政府和地方议会，是各自循守没有特殊的分别的。此一要点不可不知。其目的显系使最后目的，在循序渐进中养成自由平等的资格。绝非党人精英有好为人师的癖好。所以刘军宁振振有词的保姆、训导、根本错误等等指摘，出于想当然，结果当然偏离革命者真实用意。
这是军政、训政、宪政最早成文的论述，阁下要议论，须翻书查书下点工夫、寻其源流。训，并非训斥、训诫，而是大家都来上轨道，大家都来习规则的意思。是积极创造条件的过程，如此这般的一个空间。它相当于助跑，相当于引桥，它是成人的孩提期，它是大水的江河源。
马恩创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列宁1919年创立第三国际。第三共产国际勾引孙中山先生，称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国工农劳动阶级敬爱的导师”等等。但孙中山先生一再声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孙先生态度明朗意志坚决，对共产主义的弊端认知极清晰。
1922年4月27日，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广州，代表列宁想建立联盟。中山先生说：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现代文明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文明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
中山先生提出试验区，系考虑周详的妙方。后来胡适说把东北划给共产党做共产主义试验，1990年代初田纪云说建一个试验区，让怀念五十年代的人左愤们按照那时的生活方式生活。皆绍其意。
世界现代史证明孙先生的眼光远大，见解卓著。
1923年1月23日越飞到上海会见孙先生，多次会谈，签署《孙越宣言》明确说明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以及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马林最早提出共产党分子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个始作俑者，他的这一构想，被称为斯内夫利特战略。可见他们将此事放大到战略的高度，共产党徒真无所不用其极。
正像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一样，赤焰肆虐之际，不做军政、训政的设计，同样是极端可耻的，也是自绝生路的作为。
赤共的价值观头脚倒立，黑箱作业，摧毁文化，它的巨大毁灭性危害性寓于欺骗性之中，寓于酷烈高压之中。他们暴动起家的过程，充溢阴贼的动机和阶级仇恨。可怜一班知识分子，直到今天还没有认清它的面目。
在如此荒诞黑暗的背景上，宪政的努力显然难以一蹴而就，而约法、训政的过程，其实已将宪政实践的要义通体植入，只是一个顺延匀速拉动的平移过程，也是一种不可超越不可省减的正常作业，绝非刘氏所想象的居高临下。其间，可以着力于民主转型的深层价值之确立，扶植正义观念、消除虚无主义思潮和极左遗毒。
晚清以来，面对半人半兽的国民，会党志士予以开导，使其提升，而非禁锢；使有知识，而非愚氓，难道不是坦白磊落的用意吗？
帝王专制时代末期的国人形象，端的是难以收拾破败不堪。中国人的脑袋停用或误用了两千年，怪现状于今为烈。雨果曾经以素描笔法勾勒过中国人的头像，那是翘着猪尾巴，眼睛细小、神情委琐的一个不雅的符号，符号的含义就是中国人。时值清代晚期，国人懦弱不振，长期受制于专制高压，早已天良丧尽，做官的只晓得搜刮民间膏脂，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科名微利，民间则怪力乱神，迂腐固陋，盗贼遍野，仿佛畜圈。言语无信，爱钱如命，被先进国家视为野蛮贱种。所以，在雨果的笔下，就是那一副可耻的形态，这不怪雨果没有恻隐之心，是专制使人陷入沉迷不醒的沉疴，连生理的相貌都变到如此可憎。谭嗣同“请自嗣同始”的流血醒世，并未触动他们尘积迟钝的神经。
中国人的面目和精神状态如此不堪，乃以专制肆虐，人民消沉偷安，苟且畏缩，这样的坏根性，根子在于没有宪政的保护。没有宪政为底线、为护身符，做人就难了。在社会中做事，人命时时刻刻受威胁，其贱如鸡犬于是也就卑污苟且，才能生存，象点样子的很快就被各种邪恶势力折磨消退、淘汰、死亡，剩下的往往就是投机的顺民或居心不良的坏种。
1935年春，郁达夫对时局的观感是这样：“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寂寞的春朝》）。他这种对现实的观感和概括，不啻是理解他诗思内蕴的绝好注脚。丧乱之余，诗情惨淡，征诸诗史，莫不如是。民国社会，九派横流，政见歧出，风雨鸡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值彼极不安、极沉闷的时代。
如此情形之下，约法、训政，当然要积极的区展开。如此阁下反对训政，你的悬鹄未免过高，未免太蹈入云端了吧！
第一期的军政必不可少，因为共产党徒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当其略有喘息的空间，冷战后期共产运动气焰稍煞，很快就从训政过渡到宪制。当今台湾现实即事实，阁下盲心未必兼盲目吧？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在经国先生解除戒严令、废除动员戡乱之前时段，可视为训政时期，这个时段好不好呢？说来话长。一个简捷的检验方法，阁下百年后可去问讯四个文艺家：常住台湾和常回台湾莳花弄草的梁实秋、林语堂，以及在铜头皮带抽击下呜咽挣扎的老舍、知堂。他们的语气会有不同，他们的结论会是相同的。
（二）
阁下推崇陈炯明，我不敢说你的品流俱下，但我不得不说你是矮人观场。陈酸秀才的事情，我要同你讲一讲。
张爱玲小说中说，三十年前的月亮下去了，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反观民国政史，尤其如此。1998年时在四月，序属三春，陈炯明之子陈定炎，在香港召开一个新书发表会，意在为他爸爸陈炯明翻案。书名《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出于好奇，发表会有不少人参与旁听。
会上，陈定炎发表了长篇演说，强调他爹在广东实施地方自治，扶助劳工，禁烟禁赌，发展经济；六一六炮击总统府事件并非陈炯明向孙中山争权，而只是政见分歧，陈反对孙中山北伐，只是为了“南北妥协、和平统一中国”；进而更说，炮轰总统府事件是陈部部将叶举所为，乃父不知其事，且仅以“土炮开炮三响唬之”而已；并赞其父不受贿不贪污，晚年贫病交迫，等等。1998年3月11日，香港《信报》于此事报道甚详。
当时会上即有学者驳曰：其一，令尊比孙中山究竟缺少气魄，两者之间决非政见分歧那么简单。阁下为先父鸣冤，份属孝子贤孙，但令尊纵兵谋叛荼毒生灵，则有负于国人。其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绝无和平统一的可能。中山先生临终前三个月对北洋政府总理许世英怒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此一怒肝病大发去世。以当年民心士气而言，北伐是势在必行。
会上更有一老翁质问陈定炎：设想有个美军师长向白宫“开炮三响唬之”，此人能逍遥法外豁免军法审判吗？并指出陈炯明的后台是英国汇丰银行。陈定炎本来扬言回答“任何尖锐问题”，此时顾左右而言他，随即招呼与会者享用茶点，并领取一人一份礼物——川贝枇杷膏，人们便一哄而散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炯明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兼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又兼内务部长，1922年4月，因阻挠北伐，被免去本兼各职，保留陆军部长，1922年6月，乘孙中山先生回穗之机，发动叛乱。当时真实情形是，陈炯明下密令，于6月15日由粤军总指挥叶举主持，在白云山调集各军师长，策划围攻总统府。同盟会员、广东海防司令陈策疾赴粤秀楼，报以局势危急，请孙先生莅舰队指挥应变，中山先生仍不相信。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叛军部队以四千人之众包围粤秀楼总统府，并向中山居所开炮轰击，中山先生在秘书、卫士保护下，化装得脱。17日在永丰舰上发表讨陈电文。
陈炯明这个人，虽以军阀面目定位于历史录鬼簿，实则是个酸秀才、白衣秀士王伦一类人物。貌似风流儒雅，实则村俗卑鄙，才智捉襟见肘，却又时时不安于位。他1909年始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指导之下，成为同盟会香港支部领袖，也算得是从戎的书生。1999年初中山大学出版社推出六十万字的《陈炯明文集》，多为电文和少量讲演词，观之神伤，既乏文采，又无思想，与当时军政大佬相较，说他是下驷中材，都还勉强。六一六事件发生前，据孙中山先生秘书林直勉回忆，白云山至市中心等各重要路段“亦联成一气，成最严重之作战部署，深为骇怪”。在此前三个月，陆军中将邓铿（仲元）知陈炯明生性阳奉阴违，难以信赖，乃从粤军第一师拨一个团为中山先生警卫。不料，三月二十一日，邓铿即为陈炯明部属暗杀于大沙头车站。
事发后，海军各舰队发表声明，表示海军全体只服从孙先生，北伐军总参谋长李烈钧、军长许崇智、朱培德等迅速回粤勘乱。陈氏部队败退韶关，焚杀抢掠。欧美华侨各联合会，纷纷致电国内，请北伐军回师广东，先扫妖氛，再图北伐。半年后陈氏通电下野，后蛰居香港，1933年病死。
大凡荣利之心，人皆有之。然观陈氏一生，每在关键处出以小人滥恶之举，心胸狭窄，不识抬举。及其愁病而死，人多拍手称快，笔者又惜其糊涂可怜。盖以天下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之流，辄至死不悟，盲人瞎马，日觅尽头之路而已。当事变发生，情状万分危殆之际，中山先生仍对秘书说，“所有忠实武装同志，悉赴前方，后方只留下陈家军及其私系队伍，不可不信任之矣”。即后来的讨陈，他也屡想停止，条件仅是陈氏的一纸悔过书！中山先生是少有的熟谙中西文化的实践家，胸怀博大，比之康、梁及五四推动者，他的智慧和爱心更为超越，人格是罕见的光明磊落。陈炯明身为备受提携的部下，不知尊崇警爱，反而以一酸腐秀才之心眼观人应世，终取自败之道。将近八十年后，其子嗣陈定炎又在香港欲为其翻案，上演一出小小闹剧，仿佛历史长编里钻出的花脸小鬼，自贻满面羞惭，处心积虑，螳臂当车，何其不自量也！
晚清的民党之所以为夙昔不可多得的典型，就在其先天与极权思想的对立。民党革命家，要皆为知识分子，而且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于公众生活的比较自由和节制的环境，即在从事暗杀事务之际，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徙是他们想都未曾想过的。他们鼓励自由发展与竞争，创导以仁制暴的先例，一开始他们就是为了反独裁、反专制、反对那种因为少数人的弄权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统治集团。
这在中山学说里面纵横贯穿。
中山先生是一个兴趣能力都多方面的人，从外交政策到战略系统，从和平计划到民权法案，从植物虫害到牛羊疾病……他都有成套的计划与看法；他要为中国在世界上寻找一个相称的地位并使之发挥作用。在作家系统他是一个杰出的政论家，对思想抗暴与人类的前途，都提供了清楚的答案。他以为，更进一步的说，社会中只有民主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有自由和立宪。民主制度力求做到政府基于民意，并对人民负责。但民主也应该是自由的，即保证人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并奉行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的人民主导国家，而不是国家主导人民的原则。民主制度还必须依宪法运作，即必须有确保贯彻宪法准则的手段。他的文字，以民主关怀来贯穿，是罕见的开明而理性的典型，他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的心蕴，早在1909年接见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顾维钧时，就已显露，顾氏说：“我知道，他一直在按照美国的民主模式建立一个共和国，他特别强调发展工业和经济的重要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首卷67页）
当代法国学者这样为孙先生定位：真实的孙中山不是被他的赞美者所描述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通过他自己的一言一行，成功与失败所表现出来的孙中山几乎是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人：一个传播者，一个媒体天才，他几乎是为喷气式飞机、传真机和电视的时代而生，尽管他在当时只能依赖轮船、电报和报纸。虽然17世纪末叶的法国可以称为“路易十四的法国，”20世纪早期的中国却不是“孙中山的中国”，但孙本人仍为他所处的历史情境所规定，而他也正象征了这一历史情境：一个正在走向现代的中国。
（三）
中山先生1925年春就已辞世，他身后的是非，断不能要求他爬出棺材来负责。你说先生造成宪政的障碍，事实上他实行专制的机会所在多有，而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为此还招致铁血青年、顽固老年的扼腕怨怼呢!
对蒋先生也不能过分苛求，他的担当已经超过其体能脑力之负荷，所幸大体关节和根本上尚能支撑，蒋先生一生都在奔波作战，先是军阀逼他打，继而共产党暴动阴谋窃国，南北骚乱，指挥剿匪；接着日本来侵，他勉力领导卫国战争；战后共产赤匪犹如洪水猛兽，席卷大陆，穷于应付的戡乱；然后是冷战，可怕的对峙，恶党的虎视眈眈，台湾土共的暴力蠢动，美国无知政客的坐视……一生艰辛备至。在如此恶劣险峻的环境中，蒋公大体上依循中山先生的高明设计，趔趄艰难走向民主，最后在经国先生的任上，最终完成民主转型。1929年4月，蒋公赴长沙演讲，曾说：“训政时期的工作，就在培养社会的元气，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凡有消耗社会元气的行为，中央必以保姆资格，加以抑制，有不受训练的举动，中央必以导师的资格，加以约束。我们只知尽应尽的天职，为革命来努力奋斗。共产党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之一，自然要来破坏我们革命战线，欺骗我们革命青年。因此我要敬告我们亲爱的革命青年，要时时刻刻提防共产党的诱惑，使大家迷入歧途，重蹈永劫不复的惨境。”和共产恶党不懈搏战，胆气就是如此高迈，胸襟就是如此亮阔！现在返顾当时情形，最大的遗憾就是蒋公革命，极大成分根植了中山先生仁爱的嘱托，过于仁慈，使得恶党急速裹挟民众，造成毁伤生命、摧残国本的滚滚浊流；共产铁幕四合，中国百姓陷落水火，荆棘密布，生不如死。
共产党违背人伦，道德沦丧，杀人越货，恶贯满盈，1940年代，在伪朝延安，王实味被打成“托派特务分子”，由“保卫局”拘押。旋交匪首贺龙处置，匪首命令杀害，贺龙叮嘱刽子手：“要省下子弹打国民党，用斧头砍吧。”王实味即被利斧劈死，尸首不知抛往何处。共产党徒窃国后，丧乱无极，曾惨无人道杀害女青年林昭，并向其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其恶盖百倍于桀纣。若起希特勒于地下，与闻共党作为，其人必当倏忽逃回地下。
如此险恶的环境，不实行军政难道束手待毙吗？不实行军政难道拱手出卖民众吗？
这期间的变数太多，魔共的身影一时间气焰万丈，你说国民革命者的训政有问题，不对，是他们的对手即共产党徒在肆行古往今来见所未见的极权专制。大陆沦陷，民众对自由世界的期盼，对铁幕和奴役根本消除的事业，就毁于一旦了。
涉及概念与行为，必须就事论事，而不能徒托空言。
在共产党为祸全球的大背景来看，不但军政、训政、宪政的设计是高明的，就是蒋先生的实际操作也是合情合理的，就是戴雨农、毛人凤这些特殊军人的作为，也是了不起的。他们和胡佛一样、和麦克阿瑟一样，保住了巩固了民主的平台，保证了民主的生存基地。没有中山先生的思想与实践，没有两代蒋公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无量的人民，早已憔悴残损，早已悉数死于共产暴政的摧花辣手。何来民主？何来自由？就算侥幸不死，在真理部和格别乌的羁控钳制之下，阁下和行尸走肉究竟有何区别？
陈炯明如何呢？他是一个种源和养分都大成问题的白衣秀士王伦。亏他还担着同盟会的支部领袖的名头，实则他和当时的滥军阀相较，其胸襟也还差着许多，真是丢人现眼。
阁下怒作批判状，不分青红皂白大骂党国官员，“训政不是实现宪政的手段，而是拒绝宪政的手段”。我真疑心当年重庆《新华日报》那班半吊子文人投胎转世了。阁下应该对共党说：你们也来点国民党的训政，不要一意孤行那残民以逞的暴政好不好？朋友，你敢不敢说呢？年前李登辉访日本，有大陆青年孙子装英雄，投掷瓶子砸他，登辉并不气急败坏，他只淡然说道：“希望你回到大陆也一样可以（砸瓶子）”！一句话洞穿了所有懵懂奴才的本质，洞穿了所有现实。向中南海说去吧！只恐面对共产恶棍，阁下立马就战栗不前了。
一个现当代智识者，不在反共的基础和背景上来观察民主进程，来审视训政宪政，根本就是迂阔虚妄，游谈无根。麦克阿瑟在日本所做战后恢复工作，本质就是训政，只是过程较为紧凑而已。麦帅进驻日本，他掌握全日本民众的民政控制权。这在现代史何等显眼啊。他那时戮力平衡这种控制权，直到日本成为自由世界的一个可靠成员。日本这次的覆灭不仅是工业、军事、经济……他们许多世纪以来的生活方式：这块隔绝的国土上的特殊形式的专制主义，也将破灭。麦帅的伟大实验，就是把这一国度从极权主义军事统治下解救出来。他在一战时期就对军事占领很熟悉，他警惕文官权力为军事权力所取代，那样，人民将失去自尊和自信，专制肆虐，代议制退隐，刺刀下道德窳败，并且将孕育新的战争……他抓住了民主政治的核心：惩治战犯，建立代议制政府结构，使宪法现代化，举行自由选举，给予妇女选举权，释放政治犯，建立自由劳工组织，鼓励自由经济，解脱农民，取消警察压迫，发展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政教分离……
麦帅告诫他的部队，占领的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举止和自制。而日本日益感到他的公正对待。他们深信麦帅是善意的使者。他的要点在恢复日本人民的尊严感和信心。他鼓励各个行业的日本代表团到西方旅行学习。他认为天皇制度在日本根深蒂固，虐待狂的军人占据日本人心，所以他一开始就试图使他们放心：盟军总部的职责并非如何抑制日本，而是要使它重新站起来。日本占领别国，要被征服者提供精美食物财物……而当麦帅占领日本时，他要求华盛顿立即装运大量救济物资远航而来，日本的感激刹那间就生效了……这真是一个周至熨帖尽职尽责的大保姆！保姆本是文学性的形容，而刘氏颇表不屑，殊不知我们对于这种自由之神一般的保姆，正是心有戚戚焉，求之不可得呢！
今天的民运流亡革命，实质上也还是在亦步亦趋的回头学习孙中山呢，今日民运颠沛流离，而民运诸子，孜孜矻矻，著文不止，也就是启蒙为主提前做训政的内容。愚民黑幕之下惯有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对民主的偏见，训它一训，也是充分必要的嘛。有些人轻慢民运分子，实则中国如有改变的希望，源头就在他们那里，倘若没有他们的日积月累，中国这个硕大无朋的动物庄园，就只有一任暴君的操弄流血溃烂玉石俱焚了。
台湾地区的民主成就，就是两代蒋公遵循中山先生的思想，千辛万苦，一路走来，予以导入的。阁下要说他专制，他难道不可以像共匪一样专制到底么？控制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谢、蔡一直到陈水扁，难道按不住么？笑话！
对于民主之路坎坷蹭蹬的国家来说，甚至到了宪政时代，都还不免要运用训政的手段，换言之，军政、训政、宪政不能机械地予以切断。谷正文晚年回忆有云：“殷宗文以国安局长的身分于公开场合表示，在我们的国会（立法院）里潜有共产党的代言人：直白地说，就是国会机关里潜有共谍。事实上，这种人是有的，不仅在国会里有，一般政府机关也有；不单是一般机关有，甚至在殷宗文身边都有！”这说明匪共煽动暴力、毁国祸民的本性随时都在发作，它不让自由世界略有安生的机会。反击匪党，就有很多的不得已啊。
朋友，对于我们身处大陆沦陷区的苦人儿来说，就想要盼点训政的影子，也是久旱望云霓，雷声远，雨意遥，还不是一声叹息，一把眼泪。匪共的十七大都开过了，只有欺诈高压的变本加厉，加倍的如徐志摩所说的“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我们盼一个麦克阿瑟式的人物来引领中国的军政，我们盼光绪式的好青年林立果动手造成既成事实……我们盼快一点从军政到训政。这些幻想遥不可及。要等到每一个人民都自动起来和恶党决战，只怕等到恶党的七十大，那时候的智识者还在坐而论道！
所以，在1980年代后期，唐德刚先生就很肯定，也很悲观的判断，民主的破冰期，怕是要到2040年前后才有可能微露端倪。这也是相当乐观的预测，其实，今天号称网络时代，然而就算影响极大的汪兆钧公开信，大陆人知道的也是微乎其微。志士依旧悲梗不已，人血馒头依然被吃得津津有味。
半夜吃桃子专拣软的捏，若非无耻，便是智障。朋友，我看你的法、政文章侃侃长篇大论，但较之电工出身的魏京生，下笔几句话就直指核心，阁下还差得老远。
刘兄！在亚洲的华盛顿加杰斐逊——中山先生的思想面前，尔我之辈匍匐跟进都难及其万一。这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你我的学问、头脑差得天远地远，无法可想的结果。王公炳章先生断言，我们民运人士所有的努力，就思想深度而言，所有人都远远落后于中山先生。朋友，这不是危言耸听，经验之谈也！现在看来，中山先生那样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伟大人物，简直是上苍赐予国人的极其昂贵的奢侈品。我们轻慢地放过了，但是我们微薄的智力也总晓得后悔吧？还有脸横挑鼻子竖挑眼，谬测臆断，真是蚊子打呵欠——好大的口气。
写到这里，我也不想写了。我倒真觉得，也许民众不该“训”，他们可能悟性很高呢！而真正该训的正是阁下这种不知斤两的糊涂虫，可是转念一想也不妥，依阁下的冥顽的口吻，恐怕训到白头，也难训出所以然来。
附录——
刘军宁：在训政面具的背后
2007年11月18日 星期日刊于《新世纪》网刊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文正式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纳入他的《建国大纲》。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 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从此以军政为切入点，以宪政为理想，以训政为现状和手段的中国政治发展三段 式在中国深入朝野之心，至今挥之不去。
今天，当宪政在中国获得高度共识之后，对宪政作为目标的关心，免不了引起对通向宪政的路径的关注。于是许多人把训政抬出来，并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三段式，仍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三段式。其结果不仅是以训政来自况，而且用训政来包容搪塞一切不合宪政的东西，把宪政的希望永远搁在明日之明君的训政上。
然而，究竟什么是训政？到目前为之，关于训政的流行看法还是孙文当年所定的调子：训政就是党国官员训导老百姓，方法是“以党治国”。训政的出发点是，“愚民”是无法实行宪政民主的，“愚民”根本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愚民”必须接受党国的“训导”。孙中山说，需要训政是因为底层民众是“无知可怜”的幼儿，“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而党国则是保姆。孙文的反对者陈炯明当时举揭穿了这种宪政的谜底：“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 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 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诚哉斯言，训政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君主 政治，家长政治，以官治，取代民治。训政的要害是官吏为师。“训导”者和被“训导”者间“师生关系”。
孙中山训政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官员与执政党与政府是先进的，民众是落后的，民众的素质不是和宪政，所以需要政府来训导。训政本身就是一个“三无产品”：党国根本就没有意愿追求宪政，党国官员根本就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训导民众。官员凭什么手中有权就获得了成为民众导师的资格。有权者训导无权者，这与 历史上的一切专制统治有什么区别？在过去的一百年，不是老百姓不要宪政民主，而是党国官员镇压民众任何追求宪政民主的举动。不是民众在阻碍中国的宪政民主 的进程，而在他们努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是愚昧的百姓拖了中国民主化的后退，而是聪明的党国官员有效地阻挡住了民主化潮流。让这样的官员来训导百姓以实现宪 政，岂不是南辕而北辙？
训政不是实现宪政的手段，而是拒绝宪政的手段。本来以为是通往宪政的一个路径，现在却成了宪政之路上的一个障碍。有人说，训政思想走向了它当初预设目标的 反面，而我怀疑其发明者的预设目标就是如此，所以才挥舞着训政的大旗，高举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大棒。训政不但没让中国人学会民主和自由，反倒让人们见识 了什么是专制独裁，什么是“党天下”。这也是中国走不出宪政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见，在训政面具背后一直高耸着是专政的魔影！
值得认真反思的是，为什么了“训政”了近一个世纪，还走不出孙中山的训政符咒三段式？最重要的不是官员教育民众，而是民众教育官员，不是官员来治理民众，而是公民来自主治理，来训导官员。这才是通向宪政之路。
转自凯迪社区：http://club.cat898.com/newbbs/printpage.asp?BoardID=1&ID=191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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