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李直:抓牢刀把子的司法改革

邝飙漫画:刀把子


即將於十月份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法治。實際上,從標誌著中共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已經不止一次召開以法治為主題的中央全會。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講,當今中國都難以被稱為法治國家。即使以"中國特色"為背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法治確定為大會主題的現實,說明中共自己也認識到中國尚沒有成為法治國家。

成為法治國家,建設法治國家,當然要有一個過程。因此,一個國家,不是法治國家似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國家行進的方向與建設法治國家的方向南轅北轍,更可怕的則是把這種與建設法治國家南轅北轍的行進方向稱作是向法治國家邁進的方向。由此細觀中國在最近二十幾年中之國家治理取向,其實際行進方向為何,相信人們不難判斷。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文革陰影尚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眾中共元老,其疤痕猶新,痛感難除。彼時,他們尤怕黨內再出毛式人物,毀黨於一旦。因此,企望從制度上剷除毛式人物產生的可能性,幾為當時中共黨內共識。鄧小平本人也說,在歐美法治國家,文革根本就沒有可能發生。鑑於此,中共甚至在憲法上規定,(中共)黨要服從憲法和法律,一切活動都要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並在"人治"與"法治"的討論、選擇與取捨中,明確了建設法治國家的價值取向。

雖然鄧小平在大權獨攬之後,逐漸偷換了政治改革的內涵,並由此改變了改革的外延,使政治改革問題成了行政辦事效率、行政機構設置、行政程序設計等技術性的機制問題,但是,即使如此,在"黨大還是法大"等尖銳問題上,中共也從來沒有膽量公開說出"黨比法大"的結論。至"六四",中共否定了趙紫陽的"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以槍砲解決了國內政治問題,從而把中國政治引領到法治以外的方向。

最近二十多年裡,在腐敗盛行的政治背景中,中國的法治狀況在逐步惡化,法律調節社會衝突和矛盾的功能極大弱化,民眾對法律、法治、法官、法院的信任度急劇降低。中共黨內主管法律、司法的最高領導人周永康因腐敗濫權而被整肅,更是從根本上揭示了中國法治不行的終極原因。因此,中共新一屆領導班子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大局初定後的首次中央全會討論法治問題,也從另一個方面顯示了中共領導人深知中國大陸法律制度已經難堪負荷,必須做出某些實質性的改變。

但是,從中國大陸各方披露的消息看,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討論的所謂法治問題,乃司法改革問題。而司法改革問題,是法律的執行機制問題,其與法治的關係是點與面、部分與整體的關係。這就如同行政機制改革難為政治體制改革一樣,司法體制改革也難言是中國整個司法制度與體系的改革,雖然這種"點"與"部分"的改革關聯到整個法治建設這種"面"與"整體"的改革。

這其實也就是說,由司法改革而言中國大陸法治建設依此要向"司法獨立"或"審判獨立"的方向前進,就難免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從司法改革試點城市的改革方案看,改革內容幾乎全部局限在技術環節。並且,從提高效率的角度看,(中共)黨對司法的領導沒有任何被弱化的地方,而只有強化的地方。

這當然也並不奇怪。今年中共政法工作會議重提文革及其之前中共對政法系統的稱呼"刀把子",就已明確表露了此次司法改革的方向。(原載《世界日報》)

(原載《世界日報》)

吴祚来:习近平的党主立宪是否可能

图:变态辣椒时政漫画



习近平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只能利用旧体制旧体系,但这个旧体系正是造恶的体系,而不是倾向或致力于转型的体制、体系。依宪治国重要,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社会,更为重要。



大清的君主立宪为何失败?
一切问题都焦点都将归结到党是不是可以主导立宪,一般意义上的改良派认为,中共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势力,无法撼动,所以更寄希望或促成中共自上而下的改良,一步步转型宪政民主,是目前最现实的选择。政治反对派或革命派、改制派认为,相信中共会改革,是相信鸭子会上树,中共过去的一次次的政治欺骗、现在进行中的一项项政治打压,都在告诉世人,不要再存幻想,你可以说现在无法撼动中共,但要摆脱奴役与压迫,只有唤醒世人抗争,通过抗争扩大力量,最终迫使中共改变或废除独裁政治。
说到党主立宪,人们自然会想起大清的君主立宪,还有国民党的党主立宪。
大清的君主统治体制有二千多年的统治经验,是农业社会生态下最为成熟发达的政制,在没有西方冲击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政制,人们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便反了皇帝,也不反政制。在黑格尔或马克思眼中,中国是长城围起来的怪物,历史一直没有进化,腐败的长城迟早会被西方摧毁。
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看到了世界、知识分子群体觉醒与抗争、统治集团权势走弱造成的危机感,促使大清开始思考与缓步走向君主立宪。当《瀛寰考略》、《海国图志》这样的地理书籍,使读书人发现天朝不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世界,天朝天下的理念就完全破产了。
尽管步伐迟缓,但大清也一直在寻找顺应时势的改变之道,国际国内形势也在逼迫大清政治转型。但最终君主立宪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朝廷是分裂的,而真正的实力是掌握在反对光绪皇帝改制的太后慈禧手中。大清的问题出在内部,没有改制的责任人,即没有改制的威权人物,朝廷不像个朝廷,精英阶层呢,拿现在的话说,没有强大的中间社会,没有精英集团与宫廷进行有效的对话,康梁的变法是急切的、百日维新宪政是井喷式的,所以昙花一现,被扼杀于无形。

党主立宪在台湾获得了成功

革命裹胁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主主义,登上了主台,人们更愿意花更大的成本代价,来颠覆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中国。人们不愿意异族皇帝还住在紫禁城里,作为汉人主体的国家象征。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第一要义。民族主义在当时是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孙中山在借一切力量推翻大清王朝,而不是动用一切智慧来推行民主宪政,这是百年革命乱象之源,也是孙中山持续革命之因。
革命获得了机会,但革命成功了吗?革命百年,一直没有使中国进入宪政,所以,孙中山另一句名言,像是谶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严格来说,革命成功了,宪政尚未成功,公民需要努力。
但党主立宪在台湾获得了成功。
宪政在传统中国文化一隅台湾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台湾因地域小,所以易于民主的活,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地域小,更易于独裁,独裁者更易于控制每一个人。台湾的民主宪政从独裁党控制之下破壳,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党尽管独裁,但毕竟还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这样的远景目标,国民党政权历史上也有负债,但相对有限,并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使其不堪重负,害怕宪政之时被颠覆性报复;还有:台湾当局没有剥夺富人地主的财产,私有经济一直正常发展,宪政到来之时没有扯不清的历史债务或土地纠纷;台湾地方民主在县一级正常实践,中下层行政有一定的民主基础;台湾民间社会没有破坏,人们信仰自由民风纯朴,难以产生暴民政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统治还有一定的威权,蒋经国能控制政局、美国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影响力、台湾政府长期的民主宪政教育、以及民主力量自下而上的持久抗争,这些因素形成合力,促使蒋经国痛下决心,解严之后,转型民主宪政。这期间,"江南案"造成的震荡,蒋经国在美国遇刺造成的心理冲击,都促使台湾新威权人物反思,国民党的党国,何处是归途?
蒋经国的个人威权,国民党当时还存有的体制力量,对于转型过程不出大的动荡,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威权人物与转型
关于威权人物在历史转型过程中作用,当年的杨度已有过精辟的论述:
"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创宪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车使入于轨道,其事至难;守宪政者,如以机器驱火车,使行于轨道,其事较易。"杨度们一厢情愿地希望有一个向善的专制,使国家快捷地进入宪政轨道。杨度认为清末立宪失败原因是"有适宜宪政之国体而不得实行宪政之贤豪"。在我看来,大清没有立宪者没有威权,才是立宪失败之关键,当然,如果有强大的理性社会力量加上精英阶层,共同促成君主立宪,也有成功的可能。
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拥有了个人威权,甚至是被神圣化的绝对威权,但毛泽东一直有着威权焦虑,五十年代,认为潜藏的敌对势力会危害自己的天下,所以三反五反,后来又认为知识分子是异已的力量,于是反右,再后来认为党内有异已力量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炮打司令部,自己来帮人民主张正义,自己来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领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不为资产阶级服务。毛的威权变成了极权,他在延安时代是知道有一个华盛顿的,也知道民主宪政可以摆脱国家兴衰周期律,但他还是沉迷于个人极权与神化,走向一条不归路。
八九之前,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分裂,或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分裂,使中国宪政转型蒙受巨大损失,八九民运之前,体制内已着手实验地方普选、党政分离(向宪政转型),在深圳已准备实施,这是在邓、赵团结的情形下出现的好的转型契机,但学潮促使邓、赵分裂,这一分裂,最终结果是邓被拉入极左或保守势力中,不能自拔,而赵的改革、改制力量全盘覆灭。我说这一段历史是想说明,体制内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也有改革因子,关键是我们如何利用与激活,如何顺势利导。而改制需要体制内威权,体制内的分权或分裂,就会出现权斗,政治转型者反而可能成为失败者,因为改制要伤害体制内多数人的权益,大清官员考察西方宪政国家时就意识到,宪政利民而不利官。


那些焦虑习近平通过威权建立个人极权,并不是毫无道理,习近平如果不致力于宪政民主,不把人权当成党国价值中的核心,习如果一心一意打造中央威权,并走在通往个人极权的路上,他很可能像毛泽东那样,走上一条不归路,在这条不归路上,他会永远觉得,权力不够用,只有强化个人权力,提升个人政治形象,才能搞定政治对手,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中国梦。
政治路径决定政治目标,在打击政治对手之时,也许可以闭门博弈,但要真正的追求民主宪政,就得阳光开明,要和党内的政治对手(而非政敌)开打天窗说亮话,以获得整个社会乃至文明世界的支持。


习在党系里如何主导立宪?

习近平一点零版的敌人,就周永康及腐败分子们,这样的敌人,与新政的习是无法对话博弈的,反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习正在面对二点零版的敌人,就是强大的党系,人们知道团系、江系、左派、政法系,但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党系。八九民运失败之后,一家独大的派系,是党系,党政干部、党宣部门、党的组织部,这个派系一直延伸到村支书,而这个派系,习如果无法撼动,中国政改就是一句空话。
习近平主导的中央,希望固守现在这样的现状,甚至将习近平完全定性为左派保守力量,为构建个人极权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定性为时过早。
习近平被多种力量牵制,特别是其上台之前,必然会对各政治力量有内部承诺,难以逾越一些樊篱,权力稳固期,他能做的大事,也就只有反腐败,以及倡导依法治国理念,加上已有的一些改革:废除劳改、户籍改革、法院垂直管理等,这样的推进速度,仍然难以满足公众的期待,普通百姓并没有看到生活的改善,宪政民主派也没有看到宪政转型的影子(反而满耳听到的都是反宪政的讨伐声)。有趣的是,与此同时,电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放之后,左派们也引起一片失望悲鸣之声。
习把自己领导的各种小组设在党内,譬如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习是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是虚职,国家下面是国务院,现在各小组设置以后,国务院被严重弱化,成为一个国务办公室,但各小组权力实化了没有?也没有,习分散了所有常委的权力,本是九总统制,九总统各有自己体系,尽管形不成合力,但各自在自己领地可以贯彻自己的方案。习现在既无强有力的智库,又无强有力的执行,习可能就被自己架空了。权力太大,就可能大而化之,他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威权架子。他说什么,别人跟后面执行什么,他不说,别人不执行,这就像驴推磨,一头驴无论怎样有力量,在一定的时空里也只能推动一只磨。
我在上期动向杂志中说习一头九脑,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即习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习只能利用旧体制旧体系,但这个旧体系正是造恶的体系,而不是倾向或致力于转型的体制、体系。依宪治国重要,因此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社会,更为重要。
习近期也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习本人甚至重视海外智库的独特作用,这是以前领导人很少谈及的话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习看到了体制内的局限性,而现在国家智库与教育部体系,宣传系,基本由左翼保守力量完全控制,他们与党系利益集团相配合,对习形成强大的捆绑、掣肘。海外有学者因此认为,习就应该通过集权完成极权,甚至军事化管治,当一个浑人,只有浑不吝的方式,一意孤行带领中国人走出埃及,重建共和宪政。其实,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扮演的就是浑不吝角色,市场经济也搞成了,现在如果真出现一个为宪政民主而浑不吝的政治强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污浑的政治生态中,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确实积重难返,最大的问题不是左的问题,也不是权贵利益集团做大,而是权贵利益集团背后,体制内的党系被做大,现在党系在做着各种努力,强化马列宣传、围剿异议人士、对公民维权打压、对异已力量敌对化,莫不是为了自身权益,通过各种方式绑架习近平在政改方面的任何企图。
因此作为体制边缘部分的人大政协与知识分子群体,利用有限的空间与体制资源发声发力非常重要,我不认为社会独立的政治反对不重要,我同时认为,体制内的政改建言与体制自我改良也非常重要,如果促使中共和平走下神坛,党主立宪将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也是中共洗刷历史罪恶的还债之举。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东方无忌:大小喇叭、科学废话及其它——插嘴时文八则

图:吴其轺(1918年-2010年,福建闽清人)说:"我在空中对日作战飞行超过800小时,我击落过5架日本战斗机、运输飞机。奇袭日军汉口机场,我开轰炸机超低空飞行,一次炸毁停在机场跑道上来不及转移的十几架日机。我的军衔,在美国援华空军的中国军人中是比较高的。我的飞机三次被日军飞机重创,三次,我都是鼓励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在飞越驼峰航线的时候,我同样这样鼓励自己。" 抗战胜利后,参加了88次空中作战的吴其轺获得盟军总部授予的"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另外还获颁"航空勋章"和"单位集体荣誉勋章"。1949年自台湾经由香港回国后,他被劳教20年,后以蹬三轮车维生。吴其轺老人曾经是杭州一带英语最好的三轮车夫,但他从来不告诉家人自己曾经参加过飞虎队。


作者对大陆时政的点评,在幽默诙谐中启发读者新的视角。
——编者

不得侵犯"小喇叭"

时文:与微博开放式的信息共享不同,微信群和朋友圈构成了熟人社交网络,"躲进小楼成一统",更为私密,信任度也更高。正如传播学者指出的,"谣言利用了朋友圈"。特殊的信息生态,既使谣言更易被相信,又使辟谣更为不易。面对相对封闭又有门槛的圈子,"大喇叭"的声音,很难覆盖那些自吹自唱的"小喇叭"。 …… 最近,国信办发布了"微信十条",用文明法治为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立规矩,可谓驱散谣言雾霾的"及时雨"。
——《别让谣言污染朋友圈》,2014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插嘴:"微信"是什么?是朋友们之间的通信,其权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朋友之间即使用"小喇叭"传递了什么"谣言",只要不涉及该条所称"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国家的"大喇叭"是无权干涉的。今天可以出台"微信十条"管理朋友间的"小喇叭",明天未尝不可颁布管理"更为私密"的"夫妻私语"若干条,把"大喇叭"和"大录音"放到公民的床上去。——自然,这就应当彻底废除宪法第四十条了。
顺便说,把朋友之间的"微信"说成"小喇叭",令人想起当年在延安的老革命中反对"小广播"运动。那可是革命时期,并且尚无无比尊严的"宪法"呀。

科学出废话
时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而是党领导的宣传思想的重要战线、学术理论的重要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所谓"自由撰稿人",就是不受任何政党领导、不受任何组织纪律限制、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的"自由文人"或"文化个体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所谓"自由撰稿人"。……我院学者绝不能为了个人名利或其他什么政治目的而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要为党和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我院的研究人员不仅仅是普通学者,而是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工作者,更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自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一点全院同志必须明白。
     ——王伟光:《在中国社科院2014年"三项纪律"建设专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7月29日
插嘴:讲话人是所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的堂主即院长,其人又是学哲学出身。在上述短短四百字的讲话里,居然一再自打嘴巴,连起码的形式逻辑都不要了。才说他的殿堂不是"自由撰稿人"的联盟,接着就说这样的撰稿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废掉了前一句话;接着又指出"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正在"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废掉第二句话。还说那些"V"们"知"们,只是因为是"自由文人",就一定为"党和国家不需要",——又是一句小小院长根本无权胡说的废话。科学也能出废话啊!

动辄滋事

时文:新华社报道:7人报社门口喝药自杀案有"更多内情,有关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已以"寻衅滋事"罪名将7人刑拘。"更多内情"据说就是此事有人给7农民支招!也就是说,7人是"以死威胁政府",看来,有关方面的意思是,你要自杀就必须真正把自己杀死才行。
——何三畏《新浪微博》,2014年7月19日
插嘴:在家里聊天,寻衅滋事;在家外自杀,寻死滋事。在社会主义祖国晴朗的天空下,何处不滋事,何动不滋事啊?!


"独立自由勋章"和"国民党抗战老战士"

时文1:习近平神情庄重,迈步走上台阶,来到"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前。一名中国共产党抗战老战士和一名中国国民党抗战老战士,在两名少年儿童陪伴下也走到雕塑前。习近平按下启动按钮,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新华社2014年7月7日电
插嘴1:请注意,参加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的有共国(共在前国在后)两党的"抗日老战士"。可是——

时文2: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分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
——《习近平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新华社2014年7月7日电
插嘴2:那枚"独立自由勋章"自设立以来五十九年至今,根本没有"中国国民党抗战老战士"的份呀!


向外交部学习

时文:军国主义侵略是日本的一笔负资产,日方的正确态度应是正视历史,正确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问题,而不是企图否认甚至美化历史,否则这个负资产只会越背越沉重。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记者问。2014年6月12日外交部官网

插嘴:华女士讲得太好了,不仅日本人和其他老外该领教,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该领教。
试把上文改几个字,成为:
"文化大革命运动(或"反右派"运动,"三面红旗"运动,天安门"平暴"运动等等)是我们的一笔负资产,我们的正确态度应是正视历史,正确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问题,而不是企图否认甚至美化历史,否则这个负资产只会越背越沉重。"
是个好建议吧?我们做到了吗?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愿意做吗?我们敢去做吗?

幸好不是标准答案
时文:海淀区民族小学的校长马万成说,孩子们特别实在,当习近平问大家"我第一批没入少先队还哭鼻子,是不是没出息呀?"一些孩子说:"是。"听到童真的回答,大家都笑了。
——《习近平看望民族小学儿童》,2014年6月1日《新京报》

插嘴:"习爷爷"给孩子出题,孩子答题,惹得"大家都笑了",说明答案出人意料,只是"童真的回答",不是标准答案。那么标准答案是什么?
是"不是——习爷爷怎么会没出息呀"吗?
如果这样回答,答案则标准了,"童真"却没有了。
可是连"童"都不真,"大家"的将来还有希望吗?


谁"撞了法律的红线"?

   时文:问题最终出在少数"死磕派"律师故意撞了法律红线。据浦志强的亲友透露,他在被刑拘前参加了一个上世纪"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纪念聚会",我们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和它与浦被刑拘之间的联系,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那样的活动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它显然就压在法律的红线上。
——单仁平:《"死磕派"律师不可政治上自我高抬》,2014年5月9日《环球时报》
  插嘴:试问"明眼人":中国有哪条法律规定禁止在家里纪念上世纪或上十个世纪的任何"风波"(例如九百七十二年前西湖侧畔绞杀岳飞的"风波亭事件")?倒是对"那样的活动"横加禁止,却"显然就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红线上了。一张报纸,即使取名为"环球",也没有资格"政治上自我高估"到任意冲撞中国宪法红线的地步吧。




2014年5-8月陆续撰写,8月25日定稿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未普:“依法治国”的最大挑战是共产党本身

中国大陆网络漫画


还有三个星期,十八届四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其主题是关于依法治国。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底的一次会议上决定的。

有专家说,在中共全会上专题讨论依法治国,在中共九十多年的党史上,尚属首次,可见习近平当局很看重依法治国。有人因此对依法治国持谨慎乐观态度,有人则仍然悲观。

笔者以为,在确定乐观或悲观态度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执政当局此时为何提出依法治国?二是依法治国能走多远?三是依法治国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习近平执政当局此时提出依法治国有多重考虑,即,用依法治国的武器反腐、整党、整军及在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中,保持话语制高点,并顺便收获民意。

习近平首先要用依法治国的名义处理周永康。关于周永康一案,有不少人质疑,认为习王反腐是选择性反腐,是暗箱操作,是用自己的调查机制处理干部。官方媒体因此而为习近平反腐辩护。新华网8月1日刊文"周永康落马是推进依法治国的一大步",《人民日报》则辩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进程,本身即是依规治党、依法治国的重大实践。

其次,习近平要用依法治国的口号处理和警告乱作为的党内干部和军队干部,调整党军高层人事结构。目前被处理的乱作为干部主要是指贪腐官员。四中全会要把这些乱作为的高层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拉下马,把有作为的干部或者党需要他们有作为的干部,譬如现国家宗教局局长和统计局局长升为中央委员。

再次,习近平要用依法治国的理念安抚人民,收获民意。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习近平早在两年前就说过这话,但在中宣部编纂的习总《重要讲话读本》中不见了。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不仅重申了这个原则,还说得很具体。他说:"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这种说法颇得赞赏。

那么,依法治国能走多远?笔者以为,四中全会可能会成立一些机构,采取一些措施,以示进步,但依法治国是走不远的。主要原因是,依法治国有一个严格的约束条件,即必须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就造成党规党法始终大于国规国法。

这是依法治国走不远的根本原因。若按照国家规定和国家法律治国,那共产党怎么办?它的位置在哪儿?换言之,依法治国的最大挑战是共产党本身。1982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首版刊登了一条500字的新闻,报道首都法学家在学习1982年新宪法的座谈上,使用了"以法治国"一词,因此而遭到责难。指责者认为,提"以法治国",那把"党的领导"放到哪里去了?

法大还是党大这个问题,过去30多年没有解决,习近平能解决吗?我看很难。习的一系列讲话显示,他不会放弃党对依法治国的主导地位。他特别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说:"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

事实上,习近平政府在落实宪法的基本条例方面,也走不远。习近平不是说,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嘛?全国人大名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权力长期被空置,人民似乎被赋予了许多权利,但实际上也都是空的。如果习近平真的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那就应当落实宪法,还权于民,把人大的权利还给人大,把宪法35条到41条赋予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习近平能否做到这一点,令人质疑。

近一两年来,习近平政府对知识分子以言治罪、大兴文字狱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习近平自己的依法治国的承诺。目前,落实宪法的当务之急应是,停止打压那些正常行使宪法赋予权利的知识分子、记者、维权律师等。

如果不能落实宪法的基本权利,谈何"依法治国"!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江棋生:中秋祭显扬

晚年张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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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国自由派学者张显扬与妻子合影。(网络资料)
2013年中秋节前夜,9月18日晚上19时59分,显扬先生溘然长逝。一年之后的中秋节,我们和显扬夫人张靓文老师、显扬先生的女儿张红雨全家,一起到京郊门头沟的万佛华侨陵园,祭奠先生。
那天的天气,出奇的好。秋阳高悬,秋风爽人;长天湛蓝,碧空如洗。在墓地高处的"荷香园"中,我们将显扬先生的遗照摆放在他的墓碑上,再放上祭品和花束,然后,大家面朝墓碑,默然站立。靓文老师拿出怀揣的祭文,轻轻地、深情地向显扬先生诉说:
显扬啊,一晃你与我们大家离别已有一年了,但是你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仍然留在大家的心里。你的朋友都很想念你,特别是,选在今天中秋佳节的日子里,前来墓地看望你,的确非同一般。现在我要告诉你,今天首批前来墓地看望你的朋友是:江棋生、章虹、林江和陶为;同时前来看望你的亲人是:庞亚平、张红雨、庞雨林和我。
你应该记得,当你住在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时,他们都来看过你;去年入住太阳城老年公寓后,他们曾来公寓探望你;在你过世以后,棋生最早在网上发表了长篇悼念文章,我很钦佩棋生的记忆是那么细致和完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生动的回忆。今天棋生就在这里,我要当面谢谢他。
接着,靓文老师在一一告诉显扬五件事后说:
最后我要告诉你,你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你的人气依然还在。你的很多朋友们,都很关心我。孩子们也很孝敬我。我的健康也不错,我会慢慢适应现在的生活。唯有我们还没有好好享受晚年的生活,你就悄悄地走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万佛华侨陵园是你心仪的地方,你的好友包遵信先生长眠在这里。往年你很执著一年两次为包先生祭奠,现在不用了,你们已经相依为邻,随时可以促膝畅谈,并可小酒一杯,庆贺你们再次相逢在天堂,继续你们的心灵之旅,享受你们自由自在的生活。
显扬,安息吧,长眠就是幸福。
靓文老师之后,是我对显扬先生说心里话。我说:
显扬老师,整整两年前的今天,2012年9月8日,我去协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看望你。万幸的是,在那之后,你竟有了奇迹般的康复,出院回家后,亲自编定了一部对你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的专著——《历史决定论批判》。
一年前的9月15日,我和朋友去昌平太阳城老年公寓看望你,你亲笔签名将《历史决定论批判》赠送与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次见面后仅仅过了三天,病魔就夺去了你的生命!
今天,我来到万佛园你自己选定的墓地,天气是如此之好,我站在青山之巅,觉得与你所在的蓝天,仅一步之遥,伸手可及。此刻,我特别想对你说的是,在《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中,你把共产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看得何其透彻,批得何其到位,然而,你可能想不到,时至今日,有些体制外"知识分子",竟然还用令人恶心的谀辞和媚态,去争相拍一党专政"皇上"的马屁!
显扬啊,与你这位公民化君子相比,他们真是差劲到家了!
在我之后,还有别的朋友真情地对显扬先生说了知心话。
最后,大家三鞠躬并照相留念,在撒下显扬爱喝的白酒,撒下洁白的菊花花瓣后,离开了安详、静穆的墓园。
当天中午,我和章虹设家宴招待靓文老师和别的朋友。我下厨做了不少家乡菜,因为靓文老师和我一样,是常熟人。
饭后,靓文老师拿出显扬先生葬礼的完整视频,我们一起在电脑上从头到尾将其看完。靓文老师说,去年9月22日,在昌平殡仪馆举行的显扬先生的葬礼,完全是由亲人和朋友操办的,与社科院没有半毛钱关系。然而,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点岔子,我"因故"未被通知参加,没有最后送显扬一程。
显扬先生的葬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88岁高龄的李洪林先生手执显扬的《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不是照本宣读悼词,而是用心中流淌出来的语言,追述逝者的高尚品格、无畏精神和理论贡献。我完全赞同李洪林先生的看法:显扬先生长逝了,但是,以《历史决定论批判》为代表的显扬先生的真知灼见,将长存于世。
的确,《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最能体现显扬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性,最能彰显显扬的学术良知和理论勇气,最能代表显扬的思想成果和人生贡献。在《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的封底,浓缩而精当地刊印了清醒的理性批判者——显扬先生所选定的一段话: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人道目标",是共产体系思想上的两大支柱,一党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以此为基础。共产体系的一切罪恶,理论根源就在唯物史观,道义根源就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人道目标"。前者使他们感觉自己是"历史规律"的体现,后者使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因而不管干什么伤天害理、荒谬绝伦的事情,都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本书是专门批判这两大谬误的。
手扶案头的《历史决定论批判》,我不得不说,与该书的作者显扬先生相比,有些人身上的主体性缺失和理性迷误,实在是到了令人悲叹、不容不加点评的地步。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列举三例。
第一例是1992年夏天,我读到了《十年改革反思》的油印本。读了之后,我大吃一惊。作者是一位被当局无情逐出体制的人士,但洋洋20万言上书中,却完全看不到持不同政见者的主体性。通篇观之,只见其忧党忧社之心跃然纸上;但见其殚精竭虑,为救党救社献计献策。拿今天的话来说,那位作者是以编外南书房行走的心态,写出了一部散发着浓浓的自干五气息的策论。
三年之后的1995年5月,当闻知上书者依然坚持他在《反思》中的基本立场时,我忍不住写了一篇书评,题目是:"立国之本"应无恙?。然而,在朋友的力劝之下,我压下不发,将其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自那之后,19个春秋慨然流逝,但我从未见其作出相应的反思和自省。看来,至今我只给三、四位朋友读过的书评,是到公开发表的时候了。
第二例是1993年初冬,一些人发布文告,公开宣称他们"极端重视和尊重这样一个事实,中共及其政府是唯一能主导大陆和平地完成从一元化转型到多元化民主政治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的宣称同样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事实上,在他们发表文告之前,中共及其政府是唯一阻碍和反对大陆和平地完成民主转型的主要社会力量;在他们发表文告之后到如今,中共及其政府依然是唯一阻碍和反对大陆和平地完成民主转型的主要社会力量。我真的闹不明白,究竟是何等严重的依附心态,才能够说出那样的昏话来?究竟是多么病态的理性迷误,才使他们至今不认错、不纠错?
第三例要说说定居海外、执著上书的冯胜平先生。去年2月27日,就冯胜平写给习近平的第一封公开信,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读冯胜平上书有感。显扬先生读了我的短文后,于3月1日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全文如下——
棋生:
短文拜读了,说得有理。
冯先生的上书,我的看法,简单说就是三句话:文章是下了功夫的,有可读性;世界观是乌托邦的,全文充满幻想;他以为中共拒绝宪政,是因为认识上有迷误,给他们开开窍,问题就解决了。尽管冯先生也说了很多尖锐的话,对那些于此道不很熟悉的人可能有点启发,但整个说来,客观效果是不好的,它助长国人的幻想。
上书不是不可以,把它作为和当局面对面地、直截了当地进行交锋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揭露和批判他们,并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把上书当作哥儿们弟兄之间谈心、规劝、说服教育的一种方式,那就扯淡了。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明白,当权者坚持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不是因为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权力问题:这个制度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有利于他们这个既得利益团伙升官发财。想通过说服教育去改变他们,等于与虎谋皮。
我们一些朋友,包括阮铭先生在内,也在犯糊涂,认为习先生们会使黑暗的中国出现"破晓"局面。中国究竟出路何在,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指望中共顶层人物自己来改变,把中国引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中国不是苏联,出不了戈尔巴乔夫,除非在未来某个时候,团伙内部分赃不均发生分裂。     
我出院后40多天,在家静养,效果还可以。春暖花开时候,咱们聚聚。问候夫人。你的同乡、我老伴老咪同志让我代她祝福你们,祝你们蛇年大吉大利!
显扬
2013.03.01
针对冯胜平先生等人的主体性缺失和理性迷误,显扬先生要言不烦的点评,说得何其贴谱、何其通透、何其浅近晓达!
还是这位冯先生,今年8月27日,又痴心不改地给习近平上第三份万言书,推心置腹,掰开揉碎,劝喻习近平搞"党主立宪"。不过,这封公开信中所主张的"宪政",已经根本不是他的第一封信《党内民主,依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中所言及的"宪政"了,而是"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的中国式宪政。普林斯顿的冯胜平与上海的萧功秦,虽远隔万里,却如出一辙,都是从主体性缺失和理性迷误,坠落到了一心为一党专政搞精装修的可悲地步。
三例举罢,我想面对书房中栩栩如生的显扬遗像,再和他说上几句话:
显扬啊,
你本想亲临的江枫的婚礼,去年12月8日在常熟举行,你的忘年之交小浦(浦志强)代你登台,和他的法大校友童屹一起作了嘉宾发言,而婚礼的视频我已给了你的老伴——老咪同志;
你在去年9月15日亲口托我转送的三本《历史决定论批判》,我已送达孙长江老师、施滨海先生和董郁玉先生手中;
你最为看重的《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我已认真读过,读书心得已然融入我的思考和我的文章,而下个月,我近年来的文章就将结集在香港出版,书名是:点燃良知的烛光;
你很牵挂的凝聚我多年心血的物理学研究成果,也将在国内公开出版,书名为: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
显扬啊,
破晓前,风雨如晦;而我们,自将摩顶放踵,继续前行。
我们会像你一样,崇尚自由,追求真理;
我们会像你一样,不畏强权,公民抗命;
我们会像你一样,坚守良知,九死无悔。
显扬,安息吧!
2014年9月22日 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

慕容雪村:中国五毛党的网络抹黑运动

五毛(网络图片)
北京——中国异议人士常常会遇到各种奇怪的麻烦,艾未未不能出国参加自己的作品展,人权活动家胡佳常常被软禁在家,就在最近,81岁的老作家铁流因"寻衅滋事罪"被警方拘留。
被视为国家敌人的我,最近则不幸地出了一次名。
8月21日,自称是海外最大中文门户的文学城网站上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我的文章,叫作《慕容雪村的前世今生》,作者非止一人,包括墨言、子非、森林等,还有半数文章没有署名。
这些"前世今生"文章的语言和编排风格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喜欢捏造事实,擅长无根据的指控,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和道德洁癖,传播方式也基本一致,其行径看上去很像是亲政府的"爱国之士",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受了中国政府的指使。在最近几个月,许多异议人士都被以这样的方式抹黑,其中包括媒体人《温云超的前世今生》、人权活动家《胡佳的前世今生》和记者《盛雪的前世今生》,这些标题、内容和风格都极为相似的文章看上去像是出自同一个团队之手。
文章从我的幼年谈起,说我从小顽劣,多次被学校开除,还猥亵小女孩,成年之后放荡淫乱,经常嫖娼,跟多位女性偷情,多次被捉奸在床,还因此而毒打妻子,2013年还策划了北京机场的爆炸案。
很快,这一系列文章被转上Twitter,在极短时间内被转了上千次,两家著名的境外新闻网站多维网和明镜网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专题。
开始我只觉得这一切荒谬可笑,但随着谣言越传越广,我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在中国,令名往往难敌谣诼,许多年中,无数清白的声誉毁于流言。作为一个珍惜名誉的人,我很难对这一切心平气和。这些造谣者深知"三人成虎"和"千人所指,无疾而死"的道理,只要人足够多、谈论的次数足够多,传播的范围足够大、足够远,那么谎言就会成真。
这些文章另有一个致命之处:在大量的谎言中,还掺杂了一些真事,有些还是外人很难了解的事实,比如我初中和高中就读的学校。我怀疑这些作者看过我的秘密档案。当他们对我的籍贯和就读学校等基本事实都了如指掌,读者又怎么会怀疑他们提到的嫖娼、猥亵等事件?
"你怎么证明你没做过?拿出证据来!"有本事出来跟我们对质!"一位评论者在我的Twitter上这样写道。我确实想过为自己声明申辩,却发现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不知道这些作者是谁,也不知该跟谁对质。还有,你怎么证明自己没做过的事?
要把一个人搞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他淫乱放荡。2009年冬天,得罪了薄熙来的著名律师李庄在重庆被捕,几乎同一时间,网上开始大量流传一张他赤身裸体、被警察押上警车的照片,照片介绍说他嫖娼被抓。后来证明那张照片纯属伪造,但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至今依然有人在网上称李庄为"老嫖客"。(数年之后,重庆市的主官薄熙来同样沦为阶下囚,网上又开始流传他和多位女明星滥交的故事。)
近年来,这些针对异议人士的网络抹黑行动不仅对个人造成极大困扰,更应被视为在全球范围内操纵网络舆论的一部分。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空前重视互联网舆论,甚至把它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在此认识之下,他们对互联网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包括用防火长城屏蔽了大量网站,以及极为强硬地禁言、销号。此外,这个政府还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招募了大量的网络评论员,即人们常说的五毛。以前这些人主要在中国境内网活动,他们伪装成独立的言论者,却只按照上级的指示发言,并且收受报酬。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赞美政府、为政府辩护,随时随地发出噪音以干扰正常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一年多前,在Twitter等被屏蔽的网站上有一些类似网评员的声音,但数量并不惊人,一年多之后的今天,这样的言论明显多了起来,说明那些骁勇善战的言论雇佣军正在翻越防火长城,涌入自由的网络世界。
去年9月2日《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可以解释何以如此,这篇题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的文章称"互联网已经成为今天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反华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
在以前,类似的话语常被当成笑话,但在中国强大之后,这些笑话已经不怎么可笑。这是一场战争,而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开战。如果他们真的占领了这个阵地,未来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

慕容雪村是中国小说家和博客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丁一夫:流亡藏人的民主建設和內部團結

图:达兰萨拉流亡藏民登记投票


2011年改選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達賴喇嘛尊者宣布政治退休,這兩大事件指標性地表明,流亡藏人社會正在向現代化轉變。這一轉變的具體內容,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社會世俗化。


2011年是藏人流亡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流亡於印度、尼泊爾、歐美國家的十幾萬藏人,歷經長時間的競選和投票程序,改選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長。這是流亡藏人的第二次民主選舉。十年前第一次選舉,他們選出了一位佛學大師桑東仁波切擔任流亡政府的行政首長,這說明流亡藏人儘管生活在境外世俗社會,政治意識仍然秉承傳統,他們更願意信任一位僧侶。十年後改選,他們卻選出了一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一位具有西方政治家風格的現代學者。幾乎與此同時,藏民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宣布政治退休,把政治權力交給世俗的流亡政府。2011年的這兩大事件指標性地表明,流亡藏人社會正在向現代化轉變。這一轉變的具體內容,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社會世俗化。
這是達賴喇嘛尊者在半個世紀的流亡生活中經過長期觀察、探索和思考以後,慎重籌劃的一條自強之路。藏民族只有走開放的道路,在保護和保存藏文明優秀品質的同時,改革其中過時和失效的傳統,和當代世界的現代化潮流結合在一起,藏民族才會變成一個自身強大的民族,從而改變如今被壓制的狀態而獲得自由。
但是,這一轉變也向流亡藏人提出了一個以前從未有過的挑戰,那就是怎樣在實行民主的同時,保持流亡社會在政治上的一致性。
團結是藏民族的力量來源
精誠團結和互助求生使得藏人流亡社會成為二十世紀世界上出現的最為突出的難民社區之一。政治難民在異國生存,面臨著種種困難和壓力,內部發生分裂,互相指責,被外人利用,使得自身政治力量因分裂而消解於無,是大多數政治流亡社會的常見現象。這也是流亡社會的政治力量難免漸漸消失的主要原因。
但是,西藏流亡社區在流亡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向全世界展示了令人讚歎的精誠團結。這是流亡藏人的政治力量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不僅沒有消失,而且越來越強的原因,這一点也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始料未及的。流亡藏人社會能夠做到如此團結一致,一個簡單而帶有根本性的原因,是他們有一個領袖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曾經是藏民族傳統社會的一種政教結合的制度安排,他本人不僅是藏人的精神領袖,也是西藏政治權力的最高掌握者。藏人以全民族不分地位地崇拜、追隨和服從達賴喇嘛,在艱難的流亡生活中就更是如此。
儘管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擁戴是流亡藏人社區保持政治力量的原因,達賴喇嘛尊者本人卻很早就看出,這也對藏人走向現代化提出了一個問題,甚至可以說形成一種阻礙。達賴喇嘛從流亡之初就在考慮和籌劃建設民主的流亡政府和民主化的流亡社區,並且逐漸將傳統的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政治構架改革為政教分離的世俗化政治結構。2011年,在流亡整整半個世紀後,第二次成功的民主選舉,讓流亡藏人有了實行民主政治的信心,達賴喇嘛正式交出了政治權力,讓民眾選出的代表和官員自己來處理行政和政治事務,也就是要放手讓民眾自己在實踐中鍛煉民主生活的能力,包括怎樣處理流亡社區內部的思想分歧。達賴喇嘛不再以政治領袖的身份對政治問題作出決策,不再常規性地對政治議題作出解釋的時候,而實行民主化的流亡社會人人都有思想言論自由,那也就是說,流亡藏人的思想分歧將不再受到表達上的約束,分歧會公開呈現。這是對流亡藏人,特別是流亡政府的一個考驗。
既要民主,又要團結
上世紀七十年代,達賴喇嘛就開始考慮爭取藏漢民族間實現"民族和解"的路徑。八十年代後期,達賴喇嘛正式宣布了他的中間道路方針,代表藏民族提出放棄西藏獨立,爭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的高度自治。這一中間道路方針,歷經三十年,至今沒有改變。但是,流亡藏人中以西藏青年會和讓贊聯盟為代表的一些年輕藏人,他們卻沒有放棄西藏獨立的理想和訴求。當達賴喇嘛作為藏人政教領袖並代表藏人表達政治意願的時候,流亡藏人必然一邊倒地擁護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作為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藏人官方政治機構,在藏人中幾乎沒有受到政治異議的挑戰。在達賴喇嘛宣布政治退休以後,情況有所不同。藏人流亡社會已經是實行民主原則的群體,又是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自由國家裡,每個人都有思想言論的自由,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包括質疑和挑戰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為了讓民眾在民主中學習民主,西藏流亡政府不僅要允許,而且要鼓勵民眾的自由思想和表達。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頑固地拒絕和達賴喇嘛展開有誠意的對話,而且惡劣地貶損、污衊達賴喇嘛,一口咬定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鬧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中國政府的言行經常是明顯地要激怒流亡藏人,使境內藏區的緊張形勢更緊張,挑起事端,以便用"反分裂"的名義在藏區維穩和鎮壓。於是,流亡藏人中的獨立派認為,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方針只是單方面的良好意願,沒有實際效果,不起作用,與其如此,不如爭取獨立。他們認為,藏民族只有一條正確的路可走,那就是獨立建國。
最近幾年,獨立派在流亡藏人,特別是年輕人中的影響在上升。在達賴喇嘛政治退休以後,獨立派漸漸地公開質疑和指責秉承中間道路方針的流亡政府,而且呈現出在流亡社會爭奪民意的能力。

警惕中國政府离间策略

每當流亡藏人社會出現獨立派和流亡政府發生爭議的事情,外界立即傳言說,西藏流亡社會分裂了。分裂意味著政治力量的抵消和消耗,是開始衰落的跡象。中國政府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樂見境外流亡藏人分裂和瓦解,為此用了不少功夫。離間對方,拉一派打一派,偽裝成對方的激進派,在對方內部打橫炮,挑起一些特別小的話題然後迅速轉向道德和人格攻擊,往往能激怒受到無端攻擊者,令對手互相殘殺,這是中共用起來輕車熟路的策略。目的就是一個,讓藏人內部分化瓦解,消耗掉藏人的政治力量。
這一套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源遠流長根深蒂固,而藏人是政治文化相對簡單的群體,流亡藏人政府作為民選政府,面對這樣的對峙,在可以採取的因應策略方面處於劣勢。中國政府是一個威權專制政府,有龐大的人力和資源來研究和對抗藏人流亡社會,而西藏流亡政府作為民主政府,必須遵循一定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民主面對專制,明處難鬥暗處。
這樣,藏人流亡政府實際上就有一個兩難處境,既要實行民主生活,又要維護本民族的團結,而這兩者事實上是互相制約,有時候甚至是矛盾的。藏民族未來的前途,依賴於建設民主社會,培養一代一代的民主新人,而藏人眼下的政治力量,則取決於所有藏人的精誠團結,取決於政治上的一致性。怎樣做到兩者兼顧,就要看流亡政府和全體流亡藏人的智慧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梁京:马云现象与中国的未来

马云

9月19日,也就是马云50大寿这一天,我为了看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碰巧在电视屏幕上见证了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历史性时刻,感慨良多。马云的表现(或表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相信也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解历史的人都应懂得马云现象具有划时代意义。自孙中山以来,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像马云这样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能用外语直接与国外精英沟通;第二,对西方文化有深刻了解并能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上升到哲学高度;第三,对中国社会有难以替代的个人影响力。

孙中山滥用了这三个条件,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历史灾难。当然,这段历史公案迄今未了,因为谁也无法证明如果孙中山不引狼入室,也就是不借苏俄之力武力统一中国,中国一定会比今天好。往事不可追,眼下的挑战是如何理解马云现象对中国的未来可能意味著什么?

在我看来,马云现象意味著出现了这样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就是新一代中国精英,能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性使命,一方面借西方文明之力改造中国文明,同时又借中国文明之力,改造西方文明和世界秩序,从而不仅给中国人,也给整个人类带来福祉。当然,与此对应的是另外一种同样现实的可能,那就是中国新一代精英,像孙中山那样把个人权欲置于最高地位,结果是借西方文明之力盘剥中国人,同时又借中国文明之力腐蚀西方文明,颠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把中国和全人类推向灾难深渊。

无需讳言,正是看到了第二种可能,美国和西方的精英对中国崛起非常不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副局长Mike Morell最近在电视节目中分析ISIS带来的中东危机时,非常坦率地表达了美国精英的想法:"伊斯兰极端势力是对美国的真实威胁,但中国才是对美国的真实挑战"。这个表达很深刻,意味著美国和西方要应对中国的挑战,必须进行更根本性的调整和变革,也意味著只有中国才有可能对西方带来灭顶之灾。

www.dailymotion.com/.../x269p5l_charlie-rose-mike-morrell_n 

那么,我有什么理由对马云代表的新一代中国精英抱一点希望呢?我认为马云现象说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经济模式革命为中国精英创造了一种独立人格成长的社会和政治空间,以前这种空间只可能在中国处于分裂和动荡的状态下才存在。也就是说,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与精英的人格独立难以兼容,这是中国老大难题。马云现象说明打破这个难题已然有了现实可能。

马云现象还表明,凭借互联网创造的无国界市场,中国精英不仅有可能摆脱对中国国家权力的依附,也能摆脱对外国国家权力的依附。长袖善舞的马云一定程度上已做到这一点,他选择在美国上市,同时又把在上市公司注册在某个岛国,说明他充分意识到了保持这种独立性的重要。更重要的是,马云不仅意识到超越性价值的精神力量和草根社会生命力的重要,而且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了实现这种价值和草根社会关联的运作平台,这也正是阿里巴巴能做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不容否认的是,支持马云人格独立的空间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都有很大的脆弱性。马云有这样一个理念: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不难看出,这个排序对资本的唯利是图有所约束,但客户和员工又何尝不是为利而来?也就是说客户和员工都不可能成为超越性精神可靠之源,他们像资本一样都很可能被别人抢走,而为了不让他们被抢走,马云有可能不得不放弃自己超越性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阿里巴巴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榨取中国人利器的原因。

当然,在那种情况下,马云也可以选择放弃阿里巴巴,因为他拥有很大的财富和声望,可以继续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从整体来看中国精英,也是如此,就是说如今中国精英阶层已经拥有一笔相当可观、且不易为国家剥夺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精英如何投资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外部世界最关心的问题。

马云说,从阿里巴巴上市那天起,他要把自己的关注焦点从如何挣钱转向如何花钱。因此,马云和中国新富阶层如何投资中国的未来,将充分显露中国精英文化的本色和潜质。在这个意义上,马云们如何花钱,比阿里巴巴股票价格的涨落,对中国的未来将更有指示意义。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力雄:西方叩敲西藏之门

网络图片:1904年8月2日,英军进入西藏

自十七世纪英国在印度次大陆殖民,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势力范围已达到喜马拉雅山脉,与西藏相遇。那时,印度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为英国提供大量资源,积聚了英国的巨额投资,被称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为了保卫这条生命线,大英帝国和它的印度殖民政府随时警惕对印度产生的威胁,主要针对北部的亚洲大陆,那里有中国、俄国两个超巨型大国。当时俄国势力已经扩展到蒙古和中国新疆,与印度只剩西藏高原挡在中间。为此英国就有控制西藏的战略需要,使其成为横在俄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根据这项政策,西藏必须是独立的,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
但是英国却敲不开西藏的大门。在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中,总有很多篇幅描写他们进藏所受的拦阻。有人统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全部年代,大约只有四十个西方人访问过西藏,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正到过如神话传说那样神秘的拉萨。
在与西方较量遭到一系列惨败之后,晚清中国从抗拒洋人变成了惧怕洋人。西方探险家们纷纷要求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对西藏进行考察 。然而即使洋人拿着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藏人也坚决不许他们进藏。西藏方面陆续向清廷上书,称洋人"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待至男绝女尽,情愿复仇力阻",坚决反对中国准许洋人进藏。
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部分是以个人身份活动的传教士或探险家,阻挡他们并不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藏面对的西方已不再是个人,而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一个具有深远野心和充分谋略、掌握着先进武器并且被高效组织在一起的西方民族。
为了进入西藏,英国人先向西藏派出被称为"班智达"的间谍。那是从西藏人不太防范的亚洲人中招募的,事先都要进行长达两年的训练。装扮成朝圣者或商人进入西藏,随身行李有秘密夹层,衣服有暗袋。他们的手持转经轮里装的不是经文,而是记录沿途情报的笔记。班智达的主要使命是绘制西藏地图,为了不暴露,采用原始方法,如距离是用步数量。在行走过程中,他们用念珠充当计数器,步子必须保持均匀跨度,经常独自一人行走几千公里,还要努力修正不规则地形造成的误差。为了确定方位,他们每天多次进行太阳及星星的观测,记下每次观测的数据。测量各个地理位置的海拔高度,是通过测量水在那里的沸点(一般是在装作烧茶时进行)。由他们绘制的地图,后来通过以科学手段进行的重新测量,被证实具有难以置信的准确性。
面对着这样一个深谋远虑且坚韧不拔的对手,西藏人像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采取了不理睬、不对话、我行我素的态度。然而英国人的向北扩张把尼泊尔、不丹、锡金、查谟—克什米尔相继纳入控制,而不丹和锡金过去一直是西藏的藩属,二者不可能不发生冲突。
为了西藏和锡金的边界问题,藏军与英军在1888年发生首次交战。当时是中国清朝政府出面解决冲突,一方面约束藏人克制,一方面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达成了一系列针对西藏问题的条约和协定。然而那些条约和协定却没有一项能付诸实行,西藏人根本不承认。理由是那是中国人签的而不是西藏人签的条约,因此对西藏没有约束力。他们照样对英国人关闭大门,不予理睬。英国人这才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权力只是个名义,实际不能控制西藏,敲开西藏的大门,必须和西藏统治者直接打交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英《经济学人》:“习大大”和他矛盾的权势

《经济学人》杂志封面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就习近平发表多篇分析文章。这组报道的核心在于:被中国人亲切称为"习大大"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
类似文章今年已经出现了多次,但《经济学人》本周再以封面出刊,足以显示其对习近平对中国政治影响的关注。
"习近平或许是自邓小平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了,"《经济学人》观察道,虽然邓小平将中共的领导机制改为"集体领导,"但习近平正在打破这种既有的规则。
"这对中国政治的根本有深刻的变化,"文章说。虽然在中国,习近平在饭馆里吃包子,出门乘坐出租车等举动展现出他亲和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正在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中收紧权力。
"虽然一直都是少数,但中国的决策者人数正在进一步缩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Odd Arne Westad说。确实,若从本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来看,中国的核心决策人数再次回到了十多年前的7人。
不过,《经济学人》观察道,这样的安排,或许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地位。习近平还调查了前常委周永康。在胡锦涛时代,周永康曾经将中国的法治带入死循环。目前,周永康和他的旧部正身陷囹圄。"习不想让任何人像威胁胡那样威胁他的权力。"

矛盾的权势

和中国以往的领导人所不同的是,习近平还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在他上台前,中国媒体也"泄露"了习近平的个人爱好等。他甚至还大大方方地展示其歌星妻子彭丽媛,让她成为中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中国公众眼里,习近平是平易近人的"习大大";但在政治观察家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恰显示出他是一个不想被挑战的政治强人。自他上台以来,中国社会的多方面受到更严格的控制,甚至那些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人士也遭到无情打压。
"习近平或许享受这种不同寻常的爱戴,但对许多中国人需要的改变,他却无法做出,"《经济学人》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将变得更加不安。
这对习近平来说,或许是更大的挑战:将自己塑造成主要人物,意味着如果将来事情变得糟糕,他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曾经在毛时代亲历中国变革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习近平的个人宣传策略或许是刻意为之,"因为这样可以让他更好地推进那些经济和社会改革策略,"但现实似乎事与愿违:受到惊吓的地方官员因为害怕被认为做错事,而害怕推行改革。
(BBC编译:欧阳诚/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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