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何以变成一条虫？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图为晚年顾颉刚

图片：顾颉刚（网络资料）

顾颉刚，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历代疑古辨僞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学派”深受胡适、傅斯年等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而一般的中国青年学生知道顾颉刚这个名字，仅仅因为顾颉刚是一个被鲁迅痛骂过的人。

历史学家一般都勤于记日记。《顾颉刚日记》始于一九一三年，终于一九八零年，共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余英时指出：“就我所读到的近代学人日记而言，祇有《胡适日记全集》与《吴宓日记》正续两编份量略与之相埒。”余英时为整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写序，洋洋十万言，成了一本独立的小书。以“未尽的才情”名之，“才情”一词，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才，二是情。以“才”而论，顾颉刚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完成的，一九四九年之后险恶的政治环境让他无从治学，至多就是为毛泽东标点一批古籍而已。以“情”而论，顾颉刚对谭慕愚“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半个世纪。这段单相思的精神之恋，一改人们对顾颉刚固有的“迂腐书生”之印象。不过，两人的性情与经历少有交集，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鼎革之后，顾颉刚半推半就地进入中共的学术体制之内，在家人的压力和个人功名心的驱使下，逐步放弃独立思想，趋同于当政者，依然不免遭受鄙视、羞辱和迫害；而谭慕愚当年被闻一多形容为“Chinese Jeanne d’Arc”(中国的圣女贞德)，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积极参与“联合政府”，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但她面对毛泽东的巨大威势“仍强硬不服罪”。还是女子比男子更加坚韧刚强。

你遭遇的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在三十四年代的历史学界，较为左倾的学者有陈垣、吕思勉、翦伯赞、吴晗等人，较为右倾的学者则有傅斯年、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人。顾颉刚一度是国民党员，受到过蒋介石接见，与国民党文化和教育部门的诸多高官关係良好。他曾考证出大禹的生日为六月六日，国民政府遂订六月六日为工程师节。

抗战胜利之后，顾颉刚对中共与苏联配合而分裂中国的种种行动深恶痛绝。日本投降后第五天，他便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跋扈鸱张，存心割据，要日军向彼投降，要自己选出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要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停止租借法，简直要使中国立刻分裂。国民新逢胜利，正谓兵革无惧，乃内战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别有心肝之人，无不痛恨共产党者，此真有祸中国也。”两个多月后，他又分析国内政治情势说：“国民党唯知保守自己地盘，固已腐化。共产党欺骗民众，攫夺地盘，亦为恶化。各党各派及民主同盟不过乘势造成自己地位，为浑水摸鱼之计，所求者仅为自己作官耳。今日政党如是，民众之痛苦可知。”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顾颉刚一度也想赴台，因家累太重未能成行。他闲居于上海五年，一方面新政权对他颇为冷澹，另一方面他也对新政权心存疑虑。受传统文化影响，他希望新政权能够“行仁政”，而毛泽东决然地宣佈“不行仁政”，于是，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新政权滥杀无辜的情形。如：“浙江崇德，一三等县耳，而枪毙地主至百馀人，则全国二千县，所杀者当逾二十万。”、“闻三五反期中，上海商人之跳楼者达八千人。”、“解放后四川死者者二百万人以上，除地主外，凡帮会中有力者皆死，乡镇长无一免者。”

一九五四年，顾颉刚应邀北上，两个月还不满，他的感受竟是“苦”，而不是“乐”，聊以解忧之事是读《梅村集》。余英时发现，在重庆的吴宓两年前也是读《梅村集》。吴宓以文化遗民自居，欲做顾亭林不得，只好降格为吴梅村。一九五二年，吴宓被迫撰文批判胡适，内心极为痛苦，中秋节作诗自嘲，其中有“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逼来诅楚状，巧作絶秦资”之句。因“学生皆讚扬苏俄社会主义，并歌颂斯大林”，吴宓沉痛地预言：“今后中国将永非华夏五千年文明之国矣。”依照顾亭林“亡国”（改朝换代）与“亡天下”（异族文化征服中国）之辨，吴宓自以为所经历的是后者，因为他认为中共为苏俄之前驱，中国亡于中共犹如亡于异国。

这种感觉，在顾颉刚的身上恐怕更为强烈。对此，余英时追问说：“顾参加过国民政府的制宪与总统选举，复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如今北上进入新政府系统下的科学院，他难道完全没有一点旧朝换新朝的感觉？”顾颉刚在日记中频频将自己描述为“被征服者”，“被征服者”的屈辱心态，与当年明朝覆亡之后，不得不与满清异族统治者敷衍周旋的吴梅村何其相似！

《一九八四》提前到，半生为奴究可哀

一九五零年年初，友人汪叔棣来访，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叔棣来，谓共产党有三个原则：谎话即真理，奴隶即自由，战争即和平。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余英时解读说：“最后一句话最值得玩味，我们不难想像他当晚失眠时的心情。”顾颉刚未尝不羡慕友人远赴香港，躲避已经开始张牙舞爪的新政权，而他本人却进退失据、无可奈何。此种境遇，有点像当年因家累太重，不得不留在北平，以至于落水当了汉奸的周作人。

让我更为惊讶的是，汪叔棣所谈及共产党之“三原则”，正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名言。《一九八四》是奥威尔所写的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创作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于一九四九年。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未来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温斯顿·史密斯的生活描写，投射出现实中正在兴起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一九八四》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在奥威尔去世前七个月，他在一封信中如此解释写作此书的初衷：“这本书的场景放在英国，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非天生比其他民族优秀，并且，如果不与极权主义做斗争，它将无往不胜。”在奥威尔去世后，共产极权主义裹挟半个世界的世界格局被其不幸言中。

《一九八四》这本书进入更多的中国读书人的视野，却要等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已然一一上演过书中描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了。而在当时，在这本小说出版之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居然有中国知识分子同步阅读到，并摘录出该书的精髓之处互相分享，让我不禁歎为观止。我更有了强烈的好奇心：这位目光如炬的汪叔棣是何许人也？原来，汪叔棣曾任《申报》特派员，二战期间赴英国伦敦工作。他曾亲自目睹东方战场，亲历卢沟桥事变和沪淞抗战，并目睹欧洲战场、非洲战场的战况。他勤于观察、搜集、记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料，在顾颉刚的督促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全球最早的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样的经历、学识与视野，使汪叔棣在《一九八四》刚一出版，就注意到了其独特的价值，并迅速将书中的批判对象与正在席捲中国的共产党联繫起来，所以称之为先知亦不为过誉。

“一九八四”提前降临中国——中共夺取政权与《一九八四》的出版是在同一年。顾颉刚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了三十一年，“老大哥”的眼睛始终盯着他，可谓“半生为奴”。一九五四年，他接受科学院历史一所的聘任北上，科学院出资帮他将藏书运到北京，并分配给他一处宽敞的房子。顾颉刚“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以安置书比安置人更优先考虑。当他为此去感谢当局的安排时，历史所所长尹达却毫不留情面地对他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此后，顾颉刚一直认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也许上过他的课的尹达，对他抱有极深的成见。殊不知，尹达的反应即党的反应，正如尹达自己所说，“我只知执行党的政策”。可见，在共产党眼中，顾颉刚引以为傲的学术根本一钱不值。留下他来，一是对外有一定的统战价值，比如让他写信给在香港的钱穆，劝钱穆回来；再就是他精通古典文本，“毛看中的不过是有关文本处理的技术部分”。

勉为马前卒，梦见毛主席

余英时发现，一九五四年定居北京以后，顾颉刚的日记和上海的五年划下了一道清楚的界限，其中再也找不到“反苏”、“反共”的记载了。余英时分析说：“与其说这一界限象徵了一种思想上的变动，不如说它精准地折射出他的生活世界彻底改变了。在上海的时期，他游离在体制之外，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因此经常听到种种杂音。入京之后，他已归属于一个固定的‘工作单位’，平时来往的都是同一类型的人，所关注的也是同类人共同面对的问题。”这就是单位制度的可怕之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没有自由职业者，再没有党掌控之外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国家宛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将人民当作无数细小的铁屑紧紧吸附在其上。连陈寅恪都无法抗拒这一“举国体制”，更何况性格内敛而软弱都顾颉刚呢？

对于顾颉刚而言，除了单位的控制以外，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家庭。他的续絃妻子张静秋及其兄长张雁秋与国民党关係深远，当年都曾有意竞选国大代表。五十年代初，张雁秋在“镇反运动”中被捕，判处劳改十二年。从此，张静秋成为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心惊肉跳。她更不断逼迫顾颉刚追求“进步”。顾颉刚未能入选科学院学部委员，张静秋遂责骂不止，顾颉刚只得在日记中感叹说“生当此世，人人自危”。到了“文革”爆发，四个儿子均与之划清界限，冷若冰霜，妻子甚至出手殴打，日记中有记载“静秋打予五次”。众叛亲离之下，顾颉刚没有像老舍那样自杀，已是不幸中之万幸。

从顾颉刚的日记中可以梳理出他与党及领袖关係的演变轨迹：从被动依附到主动投靠、从附和谎言到大声颂扬，这是一个由量变影响到质变的过程。一开始，顾颉刚还要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不进步”辩解：“以余年龄之长，精力之差，业务之忙，家累之重，何能多看新书；即看新书，亦未必有进步。若实未进步而表面冒充进步，以期当局之赏识，此乃投机分子所为，非予良心所安，且予之品性亦实不能为也。”然而，进入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日记中便很少出现“良心”和“品性”二个词彙。因为，在这个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越是有良心和品性的人，越是难以活下来。

顾颉刚与毛泽东同龄，二十年代，他已名满学界，而毛尚是流寇一个；但此时此刻，毛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而顾只是“奋力进步的遗老”。一九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诗为毛祝寿并全家吃麵庆祝。一九六七年，他在日记中记载：“余梦见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梦特长，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想，但足徵予参加运动十个月，对毛泽东思想已渐渐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弥可喜也！”余英时认为，这些细节都是顾的“真情流露”，顾对毛已“心悦诚服”。但在我看来，这些表达未必就是顾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当年友人汪叔棣告诉顾的共产党的“三原则”，顾不会那么容易就忘记了。顾颉刚在外边的会议上和在日记中大肆颂扬毛，更多是一种他曾经不齿的“投机分子所为”。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赢得了“天下归心”，不如说毛用暴政让大部分人不得不过着“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的生活。这此意义上，顾颉刚的悲剧，也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至今仍然在重演的、共同的悲剧。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2007年。

――RFA

高新：政治主导司法，薄瓜瓜说出了他娘被免死的原因

图片：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中）与妻子谷开来（左）及儿子薄瓜瓜。 （法新社图片）

Photo: RFA

最近几天，正在泉城济南老老实实地配合习近平当局抓紧彩排审判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委员、重庆市委前书记薄熙来同志的独生子薄瓜瓜因为一句“中国大陆司法仍不成熟，政治力量仍起主导作用”的议论招致舆论界的又一次强烈好奇。一家海外中文媒体援引薄瓜瓜朋友透露的消息，说是已经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薄瓜瓜以美国司法史上著名的马布瑞诉麦迪逊案为例大发感慨，评价说“中国大陆的法院还未成熟，政治仍然主导司法，正如马布瑞诉麦迪逊案（Marbury vs Madison）前的美国司法。此前法院只能按照议会通过的法案判决，无法决定法律是否违宪。”

报道文章还透露说，过去一年里，薄瓜瓜常常和亲朋好友探讨中美司法体系的差别。他说，（中国）大陆司法仍不成熟，政治力量仍起主导作用；自己虽然很佩服美国法院，即便如此，美国法院还是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

拿二百一十年前的一桩美国讼案说事儿是否有卖弄学识之嫌并非这里的讨论的重点，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薄瓜瓜的这句中国大陆上“政治仍然主导司法”恰恰是对为什么他那犯下恶性杀人罪的母亲仍然能被他的近平叔叔刀下留人的最准确解释。所以该篇报道的小编应该以“薄瓜瓜不经意透露了自己母亲被免死的原因”之类为标题才是。

愚笔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里曾说过恰恰是因为无论是外界舆论还是中国大陆内部甚至是中共党内的左派势力都在无意有意地把薄熙来美化成“政治犯”，反而会令习近平即使象当年的邓小平仇恨江青一样恨薄熙来恨得牙根痒，也绝不敢下令对薄熙来处以极刑，更何况无疑也是由他习近平亲自拍板定夺的绝对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那一档的薄谷开来杀人案都已经被网开一面。

自打满清开始至今的中国历朝历届专制政权从来都是令在自己境内犯案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洋外国人罪轻一等，而对在自己境内加害外国人----尤其是西洋外国人的刑事犯罪者罪加一等，更何况是亲自下手直接向受害者的嘴巴里强行灌毒令一英国商人当场七窍出血、气绝身亡的情节极为恶劣、手段极为残忍的涉外杀人犯！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仍然主导司法”，如果加害外国人的恶性杀人犯不是“二品夫人”薄谷开来而是其他随便什么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命抵命是唯一的可能，被刀下留人的可能性半点都没有----无论依什么样的理由。

前文引述的薄瓜瓜评论中国司法的相关报道中还透露说，薄瓜瓜还说“若不是怕弄巧成拙、将事情弄得更加糟糕，他非常想纠正父母的负面价值观。”

这份报道已经陆续被海外的大部分中文媒体转载、转贴，相信已经是读者无数。不知其他读者是否读懂了“非常想纠正父母的负面价值观”这句话，笔者相信薄瓜瓜的本意应该是肯定自己的父母而不是相反。

说起来，瓜他爹一生中已经坐了两次共产党的监狱，第一次的结局是典型的政治主导“司法”，而如今的第二次肯定更是。

笔者在几个月前的一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薄熙来的一位小学同学当初为巴结薄熙来而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曾不经意地提到薄熙来读小学的时候就有自己的一辆凤头牌自行车。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年随便一台国产自行车就已经是相当贵重的奢侈品，而英国进口的凤头牌自行车先不说价格上可能要花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小半年的工资，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整个被中共政权彻底对外封闭的中国大陆，贵贱都没处去买。而就是这位能够享有凤头牌自行车特权的既富且贵的花花公子，居然会在自己十七岁那年因为偷窃自行车入狱。

外界有报道说，文革初期薄熙来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期间响应当时造反派的“革命潮流”，声明和被打为反革命的父亲薄一波断绝父子关系。报道中还引述薄一波的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 这类的内容显然是为了糟蹋薄一波父子编造出来的内容，而关于薄熙来是因为偷开一辆海军的吉普车撞死了老乡一头驴而入狱的说法，笔者也曾经向自己刚来美国时的一位室友，薄熙来当年在北京男四中的同班同学求证，该人士说偷开吉普车的说法是这几年在网络上出现的“新故事”，不足为信。而偷窃自行车入狱的说法应该是不编造，因为他当年，也就是薄熙来被押送到天津茶甸农场服刑的时候即已经听说此事，与其他几位同窗议论起来的时候，大家也都奇怪成天在同学面前，特别是在女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凤头牌自行车的薄熙来为什么要去偷一辆普通的国产自行车。

2007年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共官媒上公布“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同志简历”中说他“1968--1972年　‘文革’中进‘学习班’，参加劳动”，1968年之前，也就是他19岁之前的经历一句未提。 事实上薄熙来是在1967年上半年因为偷盗自行车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抓获，被在市局预审处所属的看守所内关押数月之后即被判处两年劳动教养，随即押赴天津茶甸劳改农场。几个月之后仍在为自己的秘书、薄一波的夫人胡明自杀一事而内咎不已的周恩来得知此事，下令关照，于是薄熙来被提前解除劳教，送回北京，安排进入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改造思想”。当时的那种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们都是因为政治原因，其待遇有点象如今被共产党各级纪委强制“双规”的对象，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变相关押。薄熙来在自己的简历中强调自己“文革”中被迫进入“学习班”，目的就是要令外界相信他“文革”中曾经被关押是政治原因而不是刑事犯罪。有意思的是，如今的薄熙来仍然是因为刑事犯罪而二次入狱，外界舆论又在有意无意地把他美化成当今中共政权治下的“政治犯”，中国大陆境内的毛粉、薄粉和“文革”遗老们更是拼命渲染薄熙来与胡锦涛、温家宝二人之间的所谓“重大路线分歧”，意在证实薄熙来的入狱是党内路线斗争的结果。

毫无疑问，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中共党、政一把手胡锦涛和温家宝与薄熙来之间是有严重政治分歧的，人们也都还记得去年三月的两会上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利用自己最后一次召开中外记者执行会的机会强调“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无疑是针对当时的薄熙来在重庆主导“打黑唱红”的“文革”式的政治变态。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薄熙来一个耳光把个王立军扇进了美国领事馆，胡锦涛和温家宝肯定是仍然奈何不了他薄熙来。

说起来，如果那个英国商人海伍德不是那么贪得无厌，他会继续还是薄瓜瓜的洋干爹(教父？）、瓜他娘的洋情人，而瓜他娘的身份则自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以后就已经从二品夫人升至一品夫人，王立军已经是公安部长（至少也是享受正部长级待遇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明则很可能已经在今年三月被安排为中国致公党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一想到这里，目前正在泉城济南老老实实地配合习近平当局彩排审判秀的薄熙来肯定是不胜唏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曹长青：美国大报为何贱卖

图片：贝索斯（Jeffrey Bezos）（维基百科）

三天之内，美国有两家大报出售，成为瞩目新闻：一家是全美发行量排名第25的《波士顿环球报》上周末被贱卖，另一家是排名第八的《华盛顿邮报》昨天出售。两家大报隶属不同，但出售原因却一样，都因发行量大跌、广告锐减，陷入财政困境。

《波士顿环球报》隶属"纽约时报集团"，《纽约时报》是美国左派媒体的龙头老大，近年发行量也"跌跌不休"，股票缩水，财政艰难。虽然该报采取断腕措施，包括裁减编辑记者，把报纸版面变窄（以节省纸张成本），甚至变卖家当，把报社的飞机卖了，总部大楼抵押借贷，向墨西哥电信巨头借款（2.5亿美元），去年（2012）卖掉下属16家报纸等，但今年上半年广告收入仍减少7%，财政仍无根本性好转。

20年前（1993）纽约时报集团花了11亿美元的天价，买到《波士顿环球报》。所以说"天价"，因为当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报价，可见当时《纽约时报》之财大气粗。但今非昔比，现在售价才七千万美元，只是当年买价的6.4%，《纽约时报》亏死了。由此也可看出，《纽约时报》的财政艰困到何等地步。

纽约时报集团显然是断尾求生，以求保住"旗舰"《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原为当地一家族拥有，20年前发行量50万份，可到了纽约时报集团手里，十年就流失10万读者。网络兴起，《波士顿环球报》更江河日下，今天已跌至24万份，不到当年的一半。

这次从《纽约时报》手里购买《波士顿环球报》的是著名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的老板，但到了大富豪手里，这家连年亏损的报纸就能起死回生吗？关键在于这位富豪是否知道《波士顿环球报》别说在"环球"，就是在本土都卖不出去的原因。

当然现在很多报纸关门是因网络兴起，抢去市场（读者和广告），但却有报纸不仅没关门，反而发行量上升，例如《华尔街日报》（发行量238万份，全美第一）、《纽约邮报》（发行50万份，全美第七）。这两家报纸都是媒体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它们跟《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左翼报纸的理念不同，走的是保守主义（conservative）路线，或者称为"大众常识"路线，跟左翼报纸的"意识形态"路线形成对比。它反映的是美国"左、右"博弈的现实：大众常识Vs.意识形态。

如果红袜棒球队老板还是继续原来的左报路线，那么这张报纸就很可能在他手里关门，他的七千万美元就扔到水里了。这样的先例有过，曾隶属"华盛顿邮报公司"的美国两大政治周刊之一的《新闻周刊》，就是被一个富豪买去之后，没法起死回生，现已接近关门。购买的富豪后悔不已，说该决定是"一个错误"。

当初"华盛顿邮报公司"出售《新闻周刊》，跟现在"纽约时报集团"卖掉《波士顿环球报》的原因和做法一样，都是想甩掉下属亏损媒体的瘦身，以保自身。《新闻周刊》销售时，还扯上中国，因当时广东"南方报业集团"联手成都博瑞（A股上市公司）等"财团"来美国投标，媒体报道说"他们出手大方，不计价格，一心要把《新闻周刊》拿下来。"但美方却不管多么有诱惑力的报价，就是不卖给中国的"大财团"。华盛顿邮报公司老板说，他们要找一个"合格的买家"。为什么中国的官媒和公司"不合格"？因为担心他们把这家老牌周刊变成共产党宣传品，砸了牌子。最后"华盛顿邮报公司"用一美元的象征性价格，把周刊卖给了美国一位富豪。这位富豪把它变成电子版（当时还有150万订户），但还是继续亏损。这个买主大呼后悔，因维持电子版员工薪水和开销，他赔进一大笔，而且这个老牌周刊还要在他手里举行"葬礼"。《波士顿环球报》会不会步《新闻周刊》后尘、被同样没有办过媒体的棒球队老板"一棒"打到寿终正寝？也是未知数。

华盛顿邮报公司卖掉《新闻周刊》，断了"尾"却没求到"生"。该报过去六年营业收入下降44%。今年上半年又减少7%。 20年前，该报发行量83万份，现降至47万份；去年就亏损了5300万美元。2007年默多克新闻集团购买《华尔街日报》花了50亿美元，前年"美国在线"收购网络报纸《赫芬顿邮报》花了3.15亿美元。如今以挖掘报道"水门事件"而全球知名的《华盛顿邮报》只以2.5亿美元出售，证明这家有2000名员工的报纸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华盛顿邮报》的买主是以创办亚马逊网络书店而暴富的贝索斯（Jeffrey Bezos）。贝索斯以商业眼光独到著称，1993年他跟女友父母借了30万美元创办了亚马逊，一炮打红。随后他把亚马逊扩展成各种物品都销售的综合性网络商店，其销售额自2004年以来增了10倍，股票价格过去五年翻了四番，去年营业额达610亿美元。据《福比士》排名，在全美400名富豪中，贝索斯以个人资产232亿美元排第11位。

但是贝索斯跟买了《新闻周刊》的富豪一样，也是从没办过媒体。他能使这家连年亏损的报纸"复活"吗？令人质疑之处至少有两个：

第一，贝索斯过去四处投资，有很多失败。例如1999年他以近四千万美元购买的宠物网站（Pets.com）和花六千万美元到手的Kozmo.com（想跟eBay竞争），最后都血本全无。贝索斯兴趣广泛，奇想联翩。例如他建立太空旅游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建构火箭发射基地，要带人去月球旅游；他还投资4200万美元在得州的山里设计据说能运转一万年的钟表。这次购买《华盛顿邮报》，是不是这种"奇想"的一部分呢？

第二，《华盛顿邮报》之所以江河日下，除网络兴起的原因外，也跟《纽约时报》走下坡路、《波士顿环球报》要破产，以及美国西海岸最大报纸《洛杉矶时报》要出售的原因大同小异，就是"意识形态办报"，立场左倾，所以遭读者扬弃。那么新买主贝索斯是什么派？从他政治捐款来看，多是捐给左翼民主党，他们夫妇去年捐出250万美元，帮助华盛顿州"同性婚姻合法化"公投通过。《纽约时报》说，这是全美对同性婚姻的最大笔捐款之一。

贝索斯宣布，《华盛顿邮报》易主后，其编辑方针不变，原来的主编、记者等都不解雇，包括报纸原老板、家族企业第四代掌门人，凯瑟琳的侄女Katharine Weymouth还是当"发行人"。但一切都不变，报纸怎么可能转亏为赢？办报可不是"变戏法"。贝索斯可能要求索苦思，才能找出报纸回生之路，成为他的"亚马逊"钱河的一部分。

家族报纸《华盛顿邮报》易手后，在全美国的大报中，只剩下《纽约时报》还是家族掌控。它还能维持多久？六年前出手50亿美元收购了道琼公司（下辖《华尔街日报》）的媒体大亨默多克曾对写他传记的作者说，你写得太早了点，应该等我收购《纽约时报》后再写。那么《纽约时报》跟默多克等买家们的比赛，前景会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李直：既有習近平 何須薄熙來

习近平、薄熙来

7月11日，習近平來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聖地西柏坡。在西柏坡，習近平稱「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要不斷學習領會兩個務必的深邃思想」，使「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自此，習近平以其上任八個月來的言行舉止，為人們描摹了一幅比較完整的政治自畫像。

這幅政治自畫像，其實正是中共奪取國家政權以來所要極力塑造的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形象。習近平在西柏坡的言行，為其政治自畫像留下了可謂點睛之筆。對此，如果毛澤東水晶棺中有知，也當含笑於人造真空當中。

延安、西柏坡也好，其他革命聖地也罷，都是中共政權臍帶一部分。習近平到西柏坡，乃是向世人宣示其革命血統的純正與嫡傳。「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實是中共奪取國家政權之後，直至改革開放前的流行語，其在中共傳播介子中的密度，簡直到了目不暇接、俯拾皆是的地步。

當然，中共的江山究竟變沒變色，還是不是傳統的血色紅，這是外人無從置喙的事情。因為什麼是本色的血色紅，以及變色與否的標準都掌握在中共當政者的手中。套用中國大陸流行的一句話就是，「說你變你就變，不變也變；說你沒變你就沒變，變亦沒變」。

頗值得玩味的是，正是在毛死後不久的劇烈變動期，中共反倒沒了變色的焦慮與警惕。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返朝掌權。在此，如果按照毛的標準，習仲勛翻案上台，這絕對稱得上是資本主義復辟，也絕對是紅色江山變了色的顯著標誌。不過，也正是因為習仲勛的翻身，習近平才得以重又漆上了中共的正統色——紅色。正是因了這個保護色，習近平才有了後來的紅色接班人地位，也才有了要保證中共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歷史責任……歷史的弔詭之處真可謂盡在其中。

中共對所謂變色的焦慮，實際上就是其對失去政權的恐懼。這樣的恐懼，在建立中共政權的一代人中，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因為中共政權之得以建立，不是靠數人頭，而靠砍人頭。依照「砍頭只當風吹帽」（歌頌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的紅色歌劇「洪湖赤衛隊」中的一句歌詞）的血色邏輯，中共自然恐懼江山變色易手後的清算和報復。「只當風吹帽」，當然只是中共在砍別人頭顱時的隨意與灑脫。

及至習近平這輩紅二代，砍人頭雖已不是他們的恐懼，但丟掉政權卻仍是他們不絕的夢魘。經過不管白貓黑貓、不問姓社姓資、因而也不論紅色還是什麼色的改革開放，巨量的經濟利益已成為紅二代保證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自覺動機。對於紅二代而言，失去政權，就是失去了獨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的地位，並且，這種失去，也同時意味著永不再來。因此，可能的顏色革命所導致的江山易色，不也同樣是非同小可嗎？

說到以「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傳統思路來保護當下的巨量既得利益，紅二代的另一大員薄熙來真可謂是先知先覺。現在看來，薄熙來的唱紅以及「唱（革命歌曲）讀（革命經典）講（革命故事）傳（革命箴言）」等路數，與習近平的西柏坡宣示，大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遺憾的只是，既有習近平，又何須薄熙來呢！

（作者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原載世界新聞網 - 名家觀點 

万延海：游说各国使节对中国审议中提出自己的问题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资料照片)

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制度对其193个成员国的人权状况审议已经进入第二轮。从第二轮开始，每四年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完成对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人权状况审议，给被审议国政府提供其可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各项建议，并对各国政府落实上一轮审议时提出建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将于2013年10月22日对中国人权情况进行审议，审议涉及的人权议题非常广泛，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公约、各国政府主动作出的承诺以及相关人道主义法所涉及的人权保护。

尽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是一个对话机制，但却给各国公民社会参与在国内与政府的人权对话、向联合国人权机构表达与政府不同或补充的意见、游说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对本国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大会上对本国人权状况发表评论、参与落实以及监督各国政府落实在普遍定期审议中接受的各项建议、开展人权教育和培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成员国给普遍定期审议递交国家报告，由各国政府负责，但却需要政府广泛听取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把民间社会的意见纳入其国家报告中，也吸纳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国家报告的准备工作。但是，中国政府在准备国家报告时，没有公开和广泛听取民间社会的意见。为此，希望向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反映情况的访民团体和访民们近日来持续在中国外交部门前静坐，要求参加外交部主持的国家报告准备中去。

遗憾的是，尽管没有听取民间社会的声音，目前中国外交部应该已经向联合国递交国家报告。那么，民间社会可以有其它参与影响对中国人权审议的策略吗？有的。

民间社会可以在更早的时候，向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独立或联合其他民间团体递交人权报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会根据各个民间社会的报告，编辑一份十页纸的各个利益相关方意见总结，提交参与普遍定期审议的各国政府参考。在对中国第二轮审议中，联合国接受民间报告的截止日期是今年的3月4日，截至日期早已经结束了。

那么，那些希望发出自己声音的团体或个人，在10月22日对中国人权审议之前，可以尝试游说各国驻华使馆或驻日内瓦的使馆工作人员，因为普遍定期审议将由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代表参与，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意见。

就中国人权审议而言，已经有人权团体安排递交民间报告的团体和各国使馆人员在日内瓦进行一次对话，进一步提出自己关注的问题。各个团体也可以在日内瓦参加或召集晚会、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影响各国使馆的意见。不能去日内瓦的团体可以委托去参会的团体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同时，人们可以在本国或其他地区试图影响各国使馆的意见。为影响使馆的意见，民间团体需要准备一份简明扼要的问题清单，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普通邮件发给使馆。同时，人们可以约见使馆人员，特别是使馆负责人权、政治或民间社会的官员。人们也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社交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召开记者会，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作成视频节目，提供他人观看。和使馆人员的交流，不仅可以影响该国政府参与普遍定期审议时的意见，也可以影响该国政府在其双边合作和对话活动，提出共同关心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彭小明：记下老红卫兵的血债――读老红卫兵的回忆录

　2011年香港出版了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风云人物》，其中包含了一些1966年老红卫兵的口述历史。比如陈小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晓的《走出乌托邦》。前些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始作俑者之一骆小海发表过讲话，2012年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也发表了《四十多年来 我一直想说的话》。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历史罪行，“彻底否定文革”就始终不能贯彻到底，这些人物还把红卫兵的历史当做了不起的事情来讲述。但是随着中国人对普世价值的逐渐深入理解，对毛泽东时代的深刻反思，红卫兵的形象将越来越成为负面的典型，逐渐归类到反人类犯罪团伙的历史地位上去。

　

中国版水晶之夜的法西斯冲锋队

　　“老红卫兵”是 成立最早的一部分以高干子女为主要骨干的极端组织。早期是中学生，稍后一部分大学生也参与其中，是红卫兵暴行的始作俑者。红卫兵从理论上对已经相当极端的毛泽东政治运动手段进一步极端化，将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的暴民暴力行为在和平时期全面重演，造成了举世震惊的恐怖红八月。1938年 11月9日纳粹冲锋队制造了柏林水晶之夜，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公开非法冲击犹太人家庭和商店，焚书、抄家、绑架、歧视和虐杀犹太人，成为持续的官方行为。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以扫四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为名，在北京街头撕行人裤管，剪妇女发型，到所谓黑几类分子家庭抄家，辱骂殴打被批判的对象，有的被举家押送出京注销户口，上千人被当场打死。这些行为很快从北京蔓延到上海和其他城市。专政机关的辱骂、拷打和人格侮辱、疲劳虐待……从1949年开 始还基本局限在监狱、劳改场所；后来的政治运动又将暴力施行于各单位的隔离审查囚室和批斗场所，文革的红八月忽然将这些暴力恐怖手段公开地施行于城乡街头家庭，施行于校园课堂，师生之间、青少年之间。这一切暴行的首恶当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同事包括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叶剑英、谢富治等人，而具体执行人就是 北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1966红八月打人死亡数为10,275人 ；被抄家为92,000户 ，被驱逐出北京的家庭为125,000户，《1985年 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动向》2011年9月号），老舍、陈梦家等在暴力和侮辱下自杀的大量死者还不计算在内。这些老红卫兵不仅打骂行凶，而且采用野蛮的手段侮辱人的尊严。捆绑吊打之外，还搞剃光头、阴阳头，不仅对男老师实施，还对女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女同学实施。
　

老红卫兵负责人皆已触犯刑律

　　老红卫兵的组织者虽然不一定直接动手打杀，但是根据“首恶必办”的原则，他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刑事犯。（当时虽无刑法，却有相应惩治条例）。中国现代历史一定要把这笔血债详细地记录下来。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老师。该校的校领导和红卫兵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进、马德秀和（邓小平之女）邓榕等人。 宋彬彬在卞仲耘挨打时说“杀杀她的威风也好”；卞仲耘死后，邓榕带队去医院要求大夫开具死亡证明书。（陈毅之子） 陈小鲁的讲话承认，他组织成立了西城纠察队，而且在毛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西纠就公开用武装皮带集体打人。老红卫兵参与抄家行动，例如将罗瑞卿的岳父母驱离北京，押返原籍。（后来该岳父自杀身亡）。陈小鲁还命令西城纠察队冲击和取缔八大民主党派，收缴各党部官印。八大花瓶党派曾经是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虽已被毛泽东玩弄在股掌间噤若寒蝉，毕竟还是一部分统战对象和右派人员的归属单位。党派横遭取缔以后，那些被剥夺了起码人权和尊严的右派更加失去了最后的一道保护层。吉祥戏院集体棒打，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乃器是极少的幸存者，九三学社宣传部长储安平被毒打后凄凉出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著名翻译家民盟成员张友松无靠挂单位，当时右眼被打瞎，竟无人救助（民盟本应好歹出面管一管）。陈小鲁的双手沾满了暴力的鲜血。老红卫兵除了暴力人身伤害以外，用血统论对联侮辱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鼓吹“红色恐怖万岁”，同时还集体冲击公安部，占领办公大楼，张贴反政府大标语，呼喊反党口号等等。陈小鲁竟在回忆中否认他参加过红卫兵。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当过西纠头头、收过八党官印的陈小鲁晚年还把百姓当阿斗，玩的是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暴力行凶之外，“混蛋、狗崽 子、滚他妈的蛋、砸烂……的狗头”等粗野的语言暴力全都首先出现在老红卫兵的文章、对联和标语口号中，然后再蔓延全国；“建立非法社团、冲击国家机关、人 身伤害、侵入民宅、恶意诽谤（血统对联和狗崽子骂名）”等等刑事罪名，每一项都足以给这些犯罪嫌疑人定谳；未满十八岁则宜按未成年犯审理。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语言暴力典型标本的作者们，暴力团伙的领导者们，宋彬彬、邓榕、谭力夫、宫小吉、卜大华、彭小蒙、秦晓……每一个人都罪责难逃。实际上老红卫兵们并没有因暴力言行受到法纪惩处，直到他们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和“1960年后的毛思想”，公安部才仅仅拘押了几十天。然后非经司法审理，由江青周恩来先接见再释放，不了了之。文革时期，经常张贴审判公告，说罪犯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集团。实际上老红卫兵的西纠、联动才是真正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暴力集团。这伙现代义和拳人物因为出身高干家庭，是中国当朝新贵的后裔，所以凭籍革命的“丹书铁券”，犯法却不“与庶民同罪”，长期逍遥法外。中国人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无法像以色列人那样组成追剿小组飞往各地捉拿纳粹逃犯那样将这些老红卫兵缉拿归案交付法庭审判。至少要在文字史书上将他们的血债一一 写明，将他们的姓名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笑的辩白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宋彬彬都说自己反对过打人，还特别制止过暴行。他们比中共中央还要不自量力。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好歹还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造成了千百万人民的灾祸，包括许多无辜者被打死和自杀，为此承担了罪责。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红卫兵头目曾经劝阻红卫兵不要动武，甚至解救过他们认识的个别老师和同学。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所带领的团伙造成的集体暴力浪潮犯下的滔天罪行。被审判关押的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乃至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也都没有执鞭打人，持枪杀人，可是他们都曾被判处长期徒刑。卜大华等人炫耀他的所谓《十点估计》发挥了制止打人风的作用， 完全不足采信。难道8月8日中共中央没有发表过十六条吗？（第八条要文斗）8月18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难道不是林彪用他那拖音很长的湖北方言大声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毛泽东签署过十六条，林彪呼吁过不要武斗，能不能减轻他们的反人类罪行？说起来很可笑，“不要打人”又不是什么深奥难通的哲理，需要烦劳中央正副主席三令五申，还有老红卫兵首领来开导？三岁的娃娃就听大人教训不可以打人，50年代开始每 个小学生都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五项和第八项），《二十三条》反对逼供信，据说毛本人在12月份专门给周恩来写过信，强调不要打人。依照此说，制止 打人的功劳怎么也轮不到这几位红卫兵小将。为什么打人恶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说穿了，这是我们的党文化。毛、林都知道要先矫枉过正，害死一部分人。毛甚至公开鼓励宋彬彬“要武嘛！”刘少奇每次搞运动都知道又有人自杀，他早就成竹在胸，那都是刑讯逼供（即残酷打骂）的结果，陈毅甚至将凶残当有趣，戏称跳楼自杀的上海工商业者是降落伞部队。各级干部都掌握着这样一种火候，“先拿一部分人来开刀，然后才能把运动铺开，多多少少死伤自杀之类都是难免乃至必要的”。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人类性质正是隐含在这一种默契文化中。文革只是将这种从富田肃反到延安整风，从土改到四清的革命传统扩展到了未成年的中学生范围里来 了。然后再将批斗会、私设刑堂的暴力行为扩大到了街道、里弄、家庭和校园、课堂。老红卫兵中不乏已经入党的成年人，如宋彬彬、刘进、邓楠、贺鹏飞、秦晓、谭力夫、马德秀等，而陈小鲁（1946年生）等干部子弟多是中学生入党候选人，党支部培养的党章学习积极分子。他们对于历次运动暗含的这类潜规则“基本套 路”绝不可能完全无知。到了老兵暮年，陈小鲁还来假扮天真巧装嫩，难道不觉得恶心？陈小鲁说“毛主席都夸我不赞成打人”。这种说法十分无力，历史早已看 清，掀起文革打人浪潮的首恶凶犯不是别人，正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本人。先“矫枉过正”，再出面颁布一点政策，这是老红卫兵父辈的老伎俩。根据《吴德谈 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的记载：毛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彭真和叶剑英等人早就想把北京清洗成水晶一样纯净，军警不方便行动，红卫兵刚好成了他们的打手。抄家、驱离的名单都是公安派出所暗中给定的。老红卫兵干了父辈们梦寐以求而不便下手的脏活罢了。将数十万名黑五类人 员押解出京的行动哭声震天，已让陈小鲁略动恻隐之心。其中发生了多少死伤冻饿，现已无法统计，很多受害人早已亡故。现居德国的德籍华人蔡升先生堪为这一暴行的历史见证。文革前他从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爆发时，他因出身富农竟被单位批斗，红卫兵将他押解出京，一路训斥打骂，在火车上就把他的眼镜打得粉碎。他深度近视，四顾茫然。押入原籍浙江江山县看守所，无人了解他的案情，一押竟押了整整八年。1974年狱方清理陈年旧案，方才想 起将他移送劳改农场，当时他的四肢因长期禁锢，无法站立，由难友背拖上路。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平反。一位新婚燕尔的青年德语编辑，就这样丧失了最美好的青春。（蔡升已经加入德国籍，他的悲惨经历由笔者当面采访记录，发表在《留德学人报》）。
　　这些老红卫兵自辩的潜台词是“应该让直接下令打人者承担罪责”。历史上的动乱惨案几乎都查不到下令者。北京三一八惨案并没有查到下令者，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也没有找到国民党高官的手令，六四天安门也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清场的说词，并没有具体的开枪命令，柏林墙下死难者数百人，德国法庭审判东德官兵的时候，也没有找到直接的命令文本。直到2007年才发现了一份70年代东德国安部发给士兵的材料，要求哨兵向鸣枪警告后仍不停步的越境者射击。但仍然是一纸笼统的指示，没有首长签名。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彭小蒙、宋彬彬、宫小吉、谭力夫、王铭、薄熙来等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都是红八月时期的红卫兵头目、校文革领导人。抄家打人杀人的恐怖局面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愈演愈烈的。几篇回忆讲话更加坐实了当时普遍发生的打人暴力情景。获得专制权力的平民如果缺乏监督制衡，会 在短暂期间疯狂滥权，打压甚至虐杀对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西方有过相关的实验，取名路西法Lucifer现象。从正常的青年演变成暴力专制者， 时间只需要几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征用两组大学生分别充任狱警和囚徒进行试验。结果本来很正常的青年因获得了权力变成了虐囚恶警。这还仅仅是一场假定身份的实验，在文革的现实中，毛泽东确实将专政的权力交给了红卫兵，从毛给红卫兵写信的八月初到批判联动的次年一月底，将近半年，具备了充分的犯罪时 间。这种权力（抓人、关押、拷打、侮辱……）是默许式地真实赋予，而不是实验式地虚拟给予，当然就导致了全国性的血腥风潮，滥杀滥捕、私设公堂，刑讯逼 供。2008年德国导演甘塞尔Gansel拍摄的故事片《浪潮》Die Welle非常形象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所中学的师生本来以为纳粹专制的社会已经离开现实生活十分遥远，不料经过老师的心理实验，发现这种恐怖和压迫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身边重演。温和善良的青年也可能变成粗暴蛮横的法西斯狂热分子。这部影片给研究老红卫兵暴力犯罪现象提供了非常形象的参照。
　

老红卫兵毫无忏悔意识

　　多少年来，老红卫兵们都非常缺乏忏悔意识。最无自省的当属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骆小海，他竟恬不知耻地将红卫兵自诩为“有正义感、有理想主义、有自我反省精神”的群体。但是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和人文历史价值观的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红卫兵反人类的暴力价值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风雨飘摇。
　　文革中的许多高干子女，大部分都通过参军躲过了下乡的苦差，没有躲过下乡的，一般也是凭藉出身优势最早招兵招工招生离开农村。改革开放后，他们捷足先登最早获得机会出国留学或考察。若无海外学历，好歹混个绿卡。西纠联动时代，他们激情高呼“毛泽东、伊里奇”，“革命红旗白宫招展、四海平，环球赤”。 “出国热”的时代，他们摇身一变，玩过了拉斯维加斯（赌城），巴黎红磨坊，荷兰红灯区，学会了最西方化的各种奢侈游戏，……唯独一样他们没有学会，那就是 最具西方人文色彩的忏悔精神。德国社民党总理勃兰特跪求世界人民的宽恕，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谅解，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要误以为勃兰特曾经参加过党卫军或冲锋队，恰恰相反，少年勃兰特是因为参与反纳粹斗争被迫流亡北欧的民运红小鬼。不仅德国的领导人从不拒绝忏悔，每逢我们谈及纳粹，德国的大学生都普遍而诚恳地表示谴责和忏悔，没有任何迟疑。
　　老红卫兵最热心提倡的阶级路线输得最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仅仅十年过去，三代贫农的王洪文变成了反革命，毛邓去见马克思以后，汪伪汉奸官僚的儿子江泽民当上了总书记，拉扯上一个被敌人杀害的亲叔叔认做养父，认养的时间和手续又不那么吻合；胡锦涛的家庭，竟是苏北茶叶小商贩，胡父不要说省部级地师级县团级，竟连党员都不是，还有贪污的疑点。从向忠发、顾顺章到王洪文，这几个无产阶级出身的中共高干偏偏都不是好东西。文革中叛逃投敌的解放军飞行员，个个都是三代贫农出身，投奔美国中情局的俞强声、出卖解放军情报的姬胜德竟皆是革命老干部的儿子。俄国十二月党人出身贵族，却喊出了打倒沙皇专 制、实现民主自由宪政的口号，主张废除农奴制。今天翻开西纠、联动的文件，真为他们汗颜！红色贵胄联动背负着“曾经反抗过毛、江”的虚名，却连起码的个人 崇拜都没敢反对过。扭扭捏捏地反过一阵“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思想深度远没有走出高干子女既得利益的小圈子，毫无超脱自身地位的人文气息和自由精神。而且释放出狱以后便立刻销声匿迹，他们对毛泽东的封建法西斯思想和当代社会现状的认识和分析，还比不上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俄国贵族里出现了反抗沙皇专制的诗人普希金、作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赫尔岑，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也发生了世界性影响。东欧干部子弟中出现了以米奇尼克为代表的理论家。中国红色新贵子女享有贵族特权，却少有贵族精神，从他们里面走出来什么思想文化人物了吗？至今六十上下的年纪，思想还没有完全走出红卫兵、联动的藩篱。出身平民或贱民的同龄人除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等烈士以外，如郑义、谢泳、丁东、智效民、朱学勤、艾晓明、易中天这些自由色彩的作家型学者，海外还有胡平、陈奎德等现代民主的理论家已崭露头角。老红卫兵们中小学上的是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1970年代或参军、或当工农兵学员，先后入党提干，改革开放时，往往最先照顾得到出国的机会，或拿绿卡，或拿学位，或定居，或海归。除了一位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较有成就以外，张木生还未走出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其余老红卫兵薄熙来（已倒台）、刘延东、李源潮等等，皆以官位而得名。从这个角度说，唯出身论不仅阻碍了许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优秀青年的成长之路，也贻误了全民族的青年。 干部子女也是民族的后代，若能出类拔萃，也是民族的精英。可恰恰是门阀观念也阻碍了他们的成长。血统论把家庭裙带、阶级身分、特权优惠跟人生前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打造了一律的红色保险箱，顺利倒是顺利了，可是才情、思想、志向呢？从生产队、连队上调回城令人欣羡，但参军、入党、提干有时 也并非全是福祉。他们往往阙失了最重要的精神历练和独立思考。更加可悲的是阶级路线的庇荫让宋彬彬的姓名沾满了文革暴力的血污，也把一大群老红卫兵的姓名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秦晓的回忆披露了他和宋彬彬等人下乡后上大学的过程。大学简直就像是“吃窝头还是面条”一样任凭挑选。这种描述是可信的，但是不应该让后世的读者以为 当时的情况对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这样。那就太不公平了。高干子女到处得到领导的眷顾，习仲勋已经失势，但是还有一些他的朋友、部下继续照应习近平在1974 年入党，次年推荐进入清华。而平民子女非常困难。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从五十年代就被政审拦路很难进入大学，文革时更只剩下下乡的资格。大学他们根本不敢奢望，能脱离农村回城跟家人团聚，吃一口商品粮都是难圆之梦，男青年不得不引刀自残，例如《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就曾经体尝了当代折臂翁的痛楚，另一位重庆女知青过量吃盐导致肾衰竭获得“病退”回城，终于在回城后半年因肾衰竭而撒手人寰。还有许多下乡女青年因为要上大学，不得不奉献自己的贞操，“工农兵上大 学”的时代，女生“脱了裤子上大学”的故事绝不是谣传。面对这类特权，秦晓们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愧怍自惭，没有任何忏悔。还有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任世民， 侨寓德国已经多年，当中文报刊上清算毛式阶级路线的时候，他竟还写文章辩护说，“阶级路线是重在表现……”

历史的定位
　　

   老红卫兵是共产党权贵子女的一个文革群落。被定性为生活在文明现代而思想偏执、言行狂暴的当代义和拳。但是简单地将他们描写成一伙专制社会的男女衙内，也有欠公允。至少在文革初期，他们追求的完全不是物质享受，恰恰相反，他们充满了权力意识，这种权力意识强烈到西纠、联动几乎完全排除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尤其有意识地排除与他们在学业上平起平坐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从诞生之日起，红卫兵就拥有强烈的接班意识，一切言行都是准备承接权力的。但是数十年的时间过去，毛泽东鼓励的老红卫兵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历史名词，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之类高官的履历都对相关经历避之唯恐不及，可见一斑。这类接班的培养形式已经完全失败。从毛泽东江青毛远新等人的授权举措，陈云关于“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之类的私房话来看，朝鲜金氏王朝的封建套路还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模式。中国人民不可以不警惕以防范之。红八月暴政就是太子党执政的极端形式。习近平、刘源、薄熙来等人比其他高干子女略胜一筹，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中确实 有一段“沉入沟底”的时期：父辈真的是黑帮，自己真的感觉被抛出了体制外，坐班房，下农村，几乎没有庇荫。这样的底层经验歪打正着，反而曾使他们清醒。
　　政治人物希望子嗣继承己志，本是人之常情。历史上的梨园流派，杏林高手，训诂渊源，武林门派都有家学渊源，连传统名菜名点也多世代相传。政治作为一种高级管理艺术未尝不可以子承父业，克绍箕裘。西方社会亦不少见。例如美国的布什父子和肯尼迪家族，德国的施特劳斯家族。关键是不能依靠血统论去建立门阀特权制度。共产党的干部有意培养自己的后代成为接班人似也无可厚非。但是共产党的方法却是绝对愚蠢的。“阶级路线”给予子女各种特权，让他们绕过各种社会的障碍，占尽国家的资源，却使他们脱离了社会的基层，先天不足地缺乏历练。加速入党、提干、升学，实际上是揠苗助长。习近平在三五年内既拿博士文凭，又搞省市中央“跳加官”，结果在知识界和网路媒体上影响不好。在宪政国家，政治人物必须有公开的群众基础。不论你是谁的儿子，你必须有演说辩论的能力，有团结同侪的能力，必须面对群众集会和各级议会的场面。如果父亲是政治家，或许你会有一点遗传获得的演说能力和组织手腕，也有一些父辈的朋友帮衬，可是学术文凭和社会资历不能非法捞取，党内的初选，民间的竞选，都需要自己去打拚，没人能提拔栽培。治国理念、战略策略和应变能力更是必须由自身历练来打造，而且所有的 过程都有法治的制衡，权力被掌控在宪政框架之下。人民痛恨官二代、富二代，说到底就是担心这些人享尽社会恩泽捞取各种头衔，上台却不干好事。毛泽东嫡孙毛新宇，硕士、博士、少将、研究员，什么头衔都挂上了，就是题词写不通，年份也算不对。笨一点倒也罢了，依靠祖荫和特权登基的人物一定不了解人民的疾苦，看不清民族的前途，掌权一定会贻误国家的命运。如果狡诈贪腐，又缺乏监督机制，那么纳粹、文革式的灾难就不远了。
　　老红卫兵是一伙二十世纪的刑事罪犯。当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债已给他们定罪。进入21世纪以后，从刑法的理念出发，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诉期。但是不论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状况如何，尊卑贫富生老病死，他们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日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秦晓的回忆有一些服膺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表示，当然是好事，值得欢迎。但是晚年的认识也不能洗脱早年的罪愆。今天仍犹健在的老红卫兵，如果良知未泯，人性犹存，何妨出来向公众表示忏悔，也好给历史留下些微的亮色，以略减后世的天谴。

——读者推荐

鲍彤：吓人战术的效用和极限

图：鲍彤

王小石文章（见附录）的出台是一个大动作。有人说，这篇文章的支持者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这话我信。一篇信口雌黄之作，能够在四条巨型喉舌和四个大网站上同时亮相，没有最高层的命令是不可思议的。

这篇文章提出两个判断。判断一，苏联解体“惨”，中国若动荡，“只会更惨”；判断二，中国的社会动荡，是被宪政模式“造谣”、“煽动”、“痛骂”所“引发”出来的。这两个判断，都具有欺骗性和恐吓性。

苏联解体惨不惨，要由一个中国人来感受，这已奇了；这个人又先验地作出了“中国只会更惨”的历史性判断，就更奇了。为什么“中国只会更惨”？我们且听这个人怎么说。从开笔到结束，他只有一句话：“中国的人均资源比苏联贫乏”。第一，如果人均资源不贫乏，必然“惨”于实施宪政；第二，如果人均资源贫乏，“只会更惨”于实施宪政；所以第三，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必须远离宪政！——这篇奇文的任务，就在于晓谕这几句宇宙真理。能够使“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垂青的，大概不可能和这个宇宙真理无关。

中国正在生一系列大病。制度性污染，制度性腐败，制度性冤案都是病，包括王小石骗局在内的制度性谎言也是病。用短短二十年时间高速掘开了举世无双而且与时俱进的贫富鸿沟当然是病。整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怨气冲天，全出自一个病根。在王小石看来，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惹的祸，是《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出路在于坚持一党专政，把法定的公民权废掉，使老百姓只能逆来顺受，不可能监督官员，不可能要求公平公正和公开，就可以确保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永远是特权者和腐败者的乐园。这些话，尽管没有被说出声音来，但构成了这篇奇文不言而喻的前提，不证自明的公理。

用不着说作者设置的骗局有多么荒唐，也用不着说这种吓人战术有多么拙劣。我只想说，能够骗得了、吓得倒“主要领导同志”的东西，一定骗不了、吓不倒中国的公民。

——原载RFA 

【附录】

王小石：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在此过程中不断煽动民众怨恨现政权，并痛骂中国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荡。

    那我们看看曾经动荡过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是否到达了幸福的普世价值彼岸。

    如今俄罗斯百姓确实觉醒了。他们觉醒到被欧美画出的民主化大饼骗得输个精光。

    因为他们在“民主化”后一夜醒来，发现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丢失了十四个，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新老沙皇历经几个世纪打下的出海口丧失殆尽，曾经强大无比的红色黑海舰队变成了内湖舰队，装备老化腐蚀，最后变成一堆废铁，国内新寡头疯狂掠夺国有资产，俄罗斯老百姓照样在街上排队，只不过这次连前苏联时期的计划供应卷都没有了，老兵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勋章换取面包，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 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了。

    长期流亡国外的不同政见作家，号称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目睹苏共的倒台，兴致勃勃的回国参与“民主建设”，目睹对“市场化”后俄罗斯母亲的惨状，悲愤的写出回国后出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199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在作品里通过主人公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民主化”后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国媒体的民意调查，民众普遍怀念过去强大的苏联！这就是苏俄人民的觉醒。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这样的“民主国家”，现在沦为了靠卖资源为生。俄罗斯如果没有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工业体系崩溃后肯定是穷得要死的国家。

    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一样去工业化，你觉得中国老百姓靠什么为生？卖资源的话恐怕还不如印度人的生活。

    如果中国走了苏联的老路，又没有那么多资源，中国老百姓吃什么？中国会惨几倍？你准备好棉衣了吗？你和你的家人，能撑过漫长的冬天吗？俄罗斯与中国的资源对比，石油储量是中国的40倍。天然气：193倍。煤炭：7倍。人均国土面积：17倍。请问，同样的崩塌，中国会惨多少倍？

    冷眼看叫嚣推翻现体制的西奴公知，那些成天在网上忽悠的带路党们，你们诱使中国走向被人欺负、贫国弱兵、给米国人当狗、给中国带来耻辱的灾难时代。苏联休克崩塌给俄国人惨烈十年，虽最终觉悟并呼唤民族主义强人普京上台勉强镇住场面，却再也无法止住颓势，中国人均资源的现实，决定中国惨烈会数倍于俄罗斯，所以收起你们鼓吹的所谓觉醒，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比欧美强加给中国的要好，至少我们现在在发展前进，这就是中国人的觉醒！

    欧美那一套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从袁世凯死后一直到蒋介石掌权就一直在中国尝试，但带来了几十年灾荒饿死上亿人，带来了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带来了日本趁乱侵华屠杀，可否带来富强与和平？直到毛泽东平定了天下，中国才进入了真正和平稳定与独立自主发展的正轨，哪个敢否认？

    我父母需要安享晚年，我孩子正在茁壮成长，居心叵测的天使、导师、公知们，你们若想在中国通过掌控舆论煽动乱局，就必须在我身体上踩过去，我若有一口气，都要让你们功败垂成！

    普京：“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筋疲力尽……社会濒临崩溃，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濒于崩溃。”

    ★寿命

    俄男性现在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寿命的63.4岁还低了4.8岁。

    2007年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0岁。

    ★人口

    俄连续15年每年人口缩减60万至90万人。

    ★宏观经济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

    ★工资

    1988年，苏联平均工资可以买1250公斤土豆，1992年只能买172公斤土豆。2008年俄国恢复到1989年的收入水平。考虑到苏联解体后巨大的贫富分化，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凄惨。

    ★食物

    1990年，包括下水和猪膘油的肉类，人均消耗75公斤，到2000年只有45公斤。1990年，牛奶和奶制品消费，人均消耗387升，到2000年只有215升。注意，1990年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1988年已经发生了急剧下降。

    ★货币

    在苏联解体之前，卢布很值钱的，但是在三次兑换货币之后，卢布的价值接近废纸，许多人毕生的积蓄毁于一旦，沦为赤贫。

    ★贫富分化

    俄罗斯最穷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11.9%，到1999年下降为6.2%；最富裕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30.7%，到1999年上升为47.4%。

    ★粮食产量

    苏联1991年粮食产量3.2亿吨，2008年左右俄罗斯粮食产量8000万吨。苏联是粮食进口国，而现在成为粮食出口国，因苏联时期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现在俄罗斯人生活条件下降，肉类、蛋类等消费减少。

    ★国债

    苏联留给俄罗斯的债务是649亿美元。

    2008年俄罗斯的外债是5600亿美元。

    ★腐败

    透明国际的2010全球清廉排行榜，中国是第78位，俄罗斯是121位，实际上俄罗斯一直在一百二十多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俄罗斯的科学正在走向死亡

    俄罗斯作为一个科技大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变轨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整个科研体系完全被破坏。

    ★俄罗斯去工业化

    近10年来，俄罗斯投资下降了80%，工厂根本不开工。1985年时，俄罗斯经济总量是中国的2.5倍，现在只有中国的1/5。普京曾说，俄罗斯经济要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需要每年增长8%，连续增长15年。

    整个工业基础都毁掉了，一无所有，完全没有技术没有积累没有基础，你怎么参与工业竞争？

    ★俄罗斯沦落为资源出口国

    俄罗斯的GDP有一半都是石油创造的，在世界产业链的地位就是资源出口以及初级加工工业。靠着疯狂采油，疯狂开采天然气，俄罗斯才维持了今天的经济。而现在世界原油储量第一大国还是沙特，俄罗斯储量连委内瑞拉都比不上。

    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中国有多少资源？最困难关头靠什么托底？

    ★黑社会

    俄内政部长称十分之一国土受黑社会操控。叶利钦1996年也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1/4国民经济“染黑”，受控于有组织犯罪集团。

    ★俄罗斯军队早已不象样子了

    没落的海军军舰已减少了一千艘，而核潜艇也减少了三分二。目前俄军的开支预算，每年只得50亿美元，仅是美军开支预算的百分之一。

    空军在苏联解体后监控领空能力丧失近五成。

    ★私有化造就企图操纵政权的寡头

    别列佐夫斯基：“资本应该拥有高水准的独立性，并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扰。企业家的活动应该加强其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罗斯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支柱是大资本”；“作为国家，有责任听取企业家们的意见，而无权给他们穿小鞋。”

    ★媒体——资本掌控的工具

    新出现的金融工业集团寡头们相继插手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到19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已经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

    ★灾难之后，俄罗斯人被迫选择极权领袖

    10年灾难后，俄政治巨头清一色是极权色彩。选票比较多的有普京（极权人物）、久加诺夫（俄共）、普里马科夫（极左极权人物）、日里诺夫斯基（极右极权人物）。再看看那些自由派的候选人，有几张选票？戈尔巴乔夫也仅仅有不到千分之五的得票率。

    ★戈尔巴乔夫:

    “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

    ★俄国部分民主精英的忏悔

    写过《古拉格群岛》、全盘否定过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在反思时也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曾经亲自参与签署协议将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后来说：“如果说在1991年，我知道国家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手，也不会签署（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

    2003年，笔者在访问俄罗斯时曾与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交谈了4个多小时。他从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胜利、人民的全面福利、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振兴等六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笔者在与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交谈时，他痛切地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员，现在箱底仍放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10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但我们从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灿烂的希望。”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他的回国之行经过精心策划，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他一路上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一系列谈话，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在西欧访问时说过的话，只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他曾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识和道德的危机，俄罗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复兴。（《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页）他在杜马的讲话里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批判十分激烈，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谈话中说，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俄罗斯的那种仇恨，“就连在久加诺夫那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了”，“今天索尔仁尼琴的立场是与专门机关的最反动的部分以及与俄共一致的。”（《生意人报》2000年8月1日）

    延续了三十来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也就不再存在了。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并不因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或掌权，相反，他们仍被抛在边缘，其中有的人仍然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批人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先是挟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国，成为外国敌对势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结果却被西方抛弃，又受到理应引他们为同道的苏联“改革派”和俄罗斯新的当权者的冷落，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和一堆煞费苦心编造的、正在失去利用价值的谤书。他们的结局具有双重的悲剧性。应该说，他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反思，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新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视。

余英时：中国城镇化政策的陷阱

中国的城镇化导致"留守儿童"、"村落空心化"等严重社会问题。（AFP / 资料图）

中国要进行都市化跟工业化，要把多数的农民迁到城市来。但不一定都是大城市，因为他们造了许多小的城镇。这个计划规模的浩大可以看出一点，第一是人数，据说要在2020年以前要把两�五千万的农民从农村大批地搬迁到城市来。他们就变成城市人了。

城市人就一定要有某些消费的增长，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如意的算盘。我想政治考虑、经济将考虑都有。政治考虑是把农民搬到城市附近，那么像以前那种农民造反的事情就不会有了。

总而言之，这个计划之大是惊人的，因为它要在未来十年到十二年之内用两千亿的美金来支持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已经在实行了。《纽约时报》报道的是西安总部负责人叫李勇平（音），他要在陕南一�，都是山区，山东也有很多人，要把他们搬到城市来。陕南这一�就有两百多万人先搬到城市来，这是陕南的一部分。另外，在宁夏在贵州也都有。这可以说是自三峡工程以来最大的一次迁居。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很大规模的迁居， 比如汉朝以后把许多地方的人搬到长安附近来。也是动辄几十万，规模也很大， 不过那不是全国性的。并没有改变全国性的以农村为主的模式。这就是共产党的计划：要把原来农业国家的中国，要以工业国家自居了。要以工业国家自居，那农民就占很少。像美国这种国家只有5% 的人口是在农村。这无所谓农村，农地也可以做其他用途，主要是做买卖，是商业化的，所以共产党想用这样的方式很快在十年之内到2020年以前完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

这听起来很好，但是问题很多。我们现在就西安的情况来讲，西安的负责人叫李勇平（音），好像这个人很健谈，也很开放，也是很认真的一个人。 好像他说并不是盲目地服从中央的计划，而是常常出外考察， 先考察看看情况怎么样然后再调整。可是就是如此， 我们看到这个计划的困难非常多， 不但如此，像这种城市的问题非常大， 而且找工作极为困难。有些地方的农民说他已经45岁，已经找不到工作， 因为现在所有工厂都要用年轻人。像他女儿本来可以上学的，现在也不能上学了，现在临时到深圳等等这些大城市去打工。去打工的结果就变成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这里引起的问题之大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

《纽约时报》在报道的时候说，好像共产党表示是要整个中国， 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十三�人都完全掌握在手中，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所谓的极权政治之可怕，计划经济之可怕。所以共产党没有脱离大的计划经济。它虽然说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现在基本上还是由党控制的。对私人开放的机会还是很少。私人企业在这里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最近一再说要改头换面，让私人企业进市场。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发展，新的头绪。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共产党就把整个中国当成可以控制在自己手上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是非常荒唐的。

计划经济之所以要带来灾害，就是它因为是唯一的集团，唯一的政体。号称：对整个世界的情况，不但是中国的情况，对整个世界的情况都有最新的了解，因此在这个计划中可以毫无疑问地照顾到方方面面。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共产党一直迷信自己是唯一的一党专政的党，这个党是万能的，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所以这种迷信在他们还是很深。因为有这样深的迷信，才可以有这样大的胆子要把整个中国从一种当初的农业社会，改变为他们随心所欲的城镇化社会，以便于控制。

我们知道共产党，一旦有城市他们就要管理。所以有城管。城管在到处造成危害，所有的人遇到城管常常就会抓起来；受到劳动改造或者劳动教育。劳教也是他们在城市里面进行专政的主要工具，这个工具现在虽然遭到一些疑问，已经受到许多挑战，但是共产党方面好像只是谈到要进行改革，但始终一步不行，一步都没有做。所以劳教制度还是依然如故。而且共产党还用其他的方式，它是根本没有法律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共产党的这个城市计划在十年之内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根据作者7月19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茉莉：在曼谷探访移民监狱――思索王迎政的命运

一放暑假我们就直奔泰国，想要以浪漫的热带风情，慰藉自己在北欧冰天雪地里工作了半年的辛劳。然而，身为政治流亡者，我们无法对他人的命运视而不见。

                                                                                                                                                                                                                  茉莉（左一）在曼谷街头与泰国花农母子合影

在泰国为陷狱的中国政治犯王迎政（或称王迎正）奔走和求助之际，我惊奇地发现：历史上，泰国曾于中国明末清初接受反清移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泰国成为国民党残部的最后基地，文革中不少国内受迫害人士偷渡到泰国。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泰国成了中国异议人士在无路可走时的一处逃生聚散之地。

六月二十七日，曼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我、薛伟和傅正明三人，由旅居泰国的朋友程维民开车，一起前往泰国移民拘留中心。接待处的警察出示了一份泰文的囚徒名单，当他念出“Wang Yingzheng”三个字的音节时，我们都惊喜地大叫起来。国内朋友辗转托付我们关注的人，终于找到了。

◎ 热血少年系狱，死命逃出中国

经过填表、交护照，留置手机照相机、搜身等一系列严格的手续，我们和各种肤色的探监者排着队，鱼贯而行，走进了拘留中心的接见厅。那里没有冷气，悬挂高处的电风扇扇出来的风也是热风，我这从寒带来的人很快就闷得沁出汗珠。

薛伟高喊一声“王迎政”，一个文静高瘦的年轻人穿着橘色囚服，睁着小鹿一样惊愕的眼睛，从一群涌奔出来的囚徒中向我们这个方向冲过来。隔着两道相距一米多的铁丝网，我仔细地打量这位命运多舛的江苏徐州人。

                                                                                

                                         王迎政在泰国移民拘留中心。周光福摄影

还是在高中时代，王迎政就接触到一些六四人士，并收听海外电台的自由新闻广播，这对他人生观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曾跑去武汉和北京，会见秦永敏和徐文立等各位民运人士。

1999年，江苏徐州的维权义士郭少坤因为家乡农民维权而被捕，才十九岁的王迎政不顾危险，撰写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当局释放秦永敏、王有才、徐文立和郭少坤等民主党人士。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王迎政还在呼吁书里指出：中国共产党已完全腐败�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无法根除腐败。他去街上店铺复印200份呼吁书，准备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散发，结果遭人揭发，立即被逮捕。

少年热血，王迎政在被捕时还高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徐州当局本来觉得王迎政人太年轻，只要他入狱后能够悔过，准备不予判刑。但王迎政坚决拒绝写悔过书。1999年12月，江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王迎政徒刑三年。

泰国警察在我们中间——两道细密的铁丝网构成的过道中走来走去。按照探监规定，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会见时间。于是我们赶快把联络地址和一些泰国铢托警察交给王迎政。然后，三人中由两人发问，一人记录，抓紧时间向王迎政了解情况。

原来，王迎政出狱后十几年，一直被逼逃亡。出狱后回到家乡徐州市铜山县，这位年轻人开始打工谋生，他心灵手巧，自学中文和英文，还学会了多种机械加工技术。但是，当地的公安与国保不断地骚扰他、欺负他，使他无法安宁地生活。最后，忍无可忍的他决定逃出中国。

最初王迎政逃到俄罗斯，被拘留遣返。而后他又逃到越南，同样是拘留遣返的命运。之后，他拿着自己的判决书等文件，在上海闯进美国领事馆，结果是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十个月。今年初，王迎政从云南越境到老挝，来到泰国，一度借居在泰国寺庙。在钱花光了无处投奔的困境中，他于三月份决定投案自首。目前，作为非法入境者，他被关押在曼谷条件恶劣的移民监狱里。

◎ 中共将勇者义者赶尽杀绝

在漫长而惊心动魄的逃亡历程中，王迎政遭遇到常人想象不到的恐怖和险恶，还有我们可以想象的远离人群的孤独、寂寞与隔膜。十几年来，他一个人在中国的边界上冒险跋涉，朝着各个方向逃亡。他只有一个目标——逃出那个残酷迫害他的国家。我曾考虑王迎政有被泰国政府遣送回中国的可能，因此担心地问他，是否有回国的思想准备。他的回答是：“死也不回中国！”

早在二百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曾称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出名的国家“被一群盗匪统治着”。今天，新一代世袭的“盗匪”仍然强迫人民生活在恐惧、谎言和奴性的顺从之中。虽然当今中国的财富增长了，物质比较丰裕了，但极权主义仍然将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不准人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只允许人们关心他们的私事，剥夺他们的自我思考和逻辑推理能力，将生命葬送在物欲世界里。

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在在一次试验中，发现一种被称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心理现象。这一项研究显示，反复对动物施以无可逃避的强烈电击会造成无助和绝望情绪。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同样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之中，一旦失败，就形成对现实的无望和消极无奈的心理，放弃继续尝试的勇气和信心。

然而实验也证明，有三分之一的动物永不放弃躲避。人类也一样。在专制暴政将一批批的勇者、义者赶尽杀绝之时，在一个充斥犬儒和麻木庸众的世界里，真正的英雄是那种能在孤苦伶仃之中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独立的理念与思考能力的人。在泰国监狱和王迎政短短半小时的交谈中，我感觉到，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这位诚实好学的年轻人仍然拥有对高尚价值的想象力。具有前瞻性的高尚价值想象，是一种批判社会、抵御极权的力量。

◎ 微笑的国度，难民的逃生之地

泰国被称为“微笑的国度”，普通泰国人对人友善。我们在曼谷遇到一些早年逃出中国、现已安居下来的中国朋友，他们都称赞泰国的人民善良、社会和谐。由于这个自由国家拥有较为健全的民主法制制度，亚洲一些专制国家的人民因为生命、自由受到威胁时，就逃往泰国。

联合国难民署在泰国设有常驻机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泰国接收了来自缅甸、北韩、越南和中国的上百万难民。一些中国难民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身份，从泰国前往西方国家。据说，目前尚有一千多中国人在申请政治避难，仍然滞留在泰国。

但是，泰国至今尚未签署1951年的国际《难民地位公约》，也没有一套难民法或行之有效的庇护程序，因此，王迎政被视为“非法入境者”而被关押至今。我们想要找泰国本地的朋友保释他出狱，似乎不太可能。好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已经两次到监狱会见王迎政，调查他申请庇护的案情，已承诺要给予王迎政一份保护信。同时，曼谷的侨界和华人教会的人士也开始去探监，对王迎政伸出热情的援手。

专制中国留给王迎政的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他不肯匍匐在强权的淫威之下，只想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去生存。他属于阿伦特提到的“以政治自由为幸福之源的人”，这种人关心“世界的境况”，要求在“经营共和国”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王迎政以积极公民的态度涉入政治，质疑和反抗极权压迫，拒绝心灵和生活的苟安，因此走上一条风雨如磐的惊悚逃亡之途。

阿伦特曾经谈到，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指标“在于彰显人类作为政治人存在的面相”，“过于顾惜生命而放弃自由正是奴性的标志。因而勇气是首要的政治德性。”对于王迎政一样心地纯洁的勇者，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即使以头撞墙伤痕累累，他们仍然会奉献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八月号

金钟：毛魔大乱底特律

最近，美國有一條大新聞：著名的汽車城底特律七月十八日宣布破產。因為市政府負債一百八十五億美元。

底特律自從一八九六年出產第一輛汽車以來，二十世紀上半葉是它的黃金時代，一九二九年，美國經濟危機，但底特律出產了佔美國八成、世界七成的汽車：二千六百萬輛。使美國家家有車，深刻改變美國社會的生活方式，並影響世界。二戰時期，汽車改坦克，成為「民主的兵工廠」。大量的南部黑人湧來就業，一九五○年人口接近二百萬。三大汽車廠都設在底特律地區 。一九七一年美國汽車達到一億輛。

但是，今日底特律人口下降到七十萬，產業萎縮，市政不景，失業率、犯罪率上升。以前這裡是工人階級晉升中產階級之地，現在很多房子空置，甚至「叫價一元」的房產，也無人問津。據說中國的暴發戶，聞訊底特律破產，房地產無人要，想來大撈一把，了解到很多房屋破舊不堪，修理拆建麻煩之至，便畏難而退。

究竟底特律衰敗原因何在？有人說「醞釀六十年的問題終於爆發了」。有人說是敗於日本、韓國崛起的競爭，市場縮小；有人說是社會福利太高，退休金、醫療保險支出太大，支不敷出……這些解釋都有道理。但是，有一個歷史原因被人忽視。也許年深月久，今天的學者缺乏洞察力。他們知道「美國的汽車業從七十年代開始走下坡路」，卻忘記了一九六七年令全世界震驚的「底特律騷亂」。最近美國世界日報，有密西根州學者描述了事件及其影響：擴大民族矛盾，破壞正常秩序。令人深思。

那年七月二十三日，因白人警察逮捕酒吧一些黑人，引發連續五天的全城騷亂，成千上萬黑人搗毀白人住宅、商店，砸爛警察局，不僅全城商店停業、學校停課，連三大汽車廠也停產。黑人和軍警武裝對抗，底特律市區六分之一夷為平地，二千幢樓房被毀。四十三人死、一千人傷，七千人被捕。政府出動軍隊和國民兵平暴，否則騷亂蔓延，不可收拾。一個火上澆油的因素是中國文革的暴力影響──那時正是紅衛兵大亂天下之際，黑豹黨領袖卡麥克說，很多參加鬥爭的黑人都手持紅彤彤的（中國出版的英文）毛語錄，還說，毛的教導正在幫助黑人覺醒起來。

當暴亂逐漸平息時，主張非暴力的馬丁路德金之死，美國爆發百多個城市的種族騷亂，毛澤東又在北京發表趁火打劫的《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其後還在天安門接見美國黑人暴力派領袖。要求美國黑人運動和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相結合，推翻美國資產階級罪惡統治……但三年之後，毛和「罪惡的統治者」尼克遜握手言歡，美國黑人才真正「覺醒」了。請讀者回頭看看本期首選楊奎松教授的文章，就明白毛澤東的「有槍便是草頭王」方針，不僅禍害十億中國人及亞非拉，而且流毒民主自由的歐美。毛一生「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歷史，不是很值得中共黨人記取嗎？

（2013年八月號開放雜誌，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