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來說，這不是一本關於「貿易戰」的作品，而是嘗試解釋，因為貿易收支失衡所引起的國際紛爭，背後所存在的階級與不平等因素。它關注不平等對於總體經濟的破壞性效應，表面上看似純屬一國國內事務的事件，最終卻因為國際收支的變化，而影響到世界其他經濟體的人民。
美國人抱怨中國搶走了他們的工作，賺走了他們的錢，但是，國家之間的貿易衝突，不過是遮掩「各國內部不同經濟階級之間整體衝突」的假象，歐洲的債務危機以及當前的美中貿易衝突，在兩位作者看來，本質上都並非「貿易戰」，主要經濟體的所得集中現象，才是導致生活水降低、貿易失衡惡化乃至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禍首。
帝國主義的舊事重演
而這些都不過是「舊事重演」（Everything old is new again）。全書的觀點立基於20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John A. Hobson）對於帝國主義的觀察與研究。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來自於殖民母國的生產與資本過剩，受薪階級沒有足夠的消費力消費本國的生產，將過剩的生產產出向海外輸出成了當時歐洲資本家續命的手段，當「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投入現有政治版圖以外地區」時，「為了將新國度納入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政治擴張，就成為輸出剩餘資本與生產的政治搭配方案。
今天所謂的貿易戰也是如此。表面上是國家間之於市場的衝突，但本質上是國家內經濟分配的反映。所得分配被不平等地從勞工轉移到資本，衍生了製造品供給過剩、就業機會流失與債務增加等後果。霍布森當年的建議是通過徹底解決生產過剩問題，來避免帝國主義的政治惡果，具體方法是提高受薪階級的消費能力。
本書的觀點基本上立基於霍布森的診斷，作者認為，經濟上的不平等，造成受薪階級消費能力被壓抑的結果，這導致了兩個問題：（1）勞動階級消費能力出於各種原因而導致的貧弱，造成過多的產出無法消化；（2）勞工的財富被系統性地移轉到權貴階級，不僅扼殺了普羅大眾的購買力，形同犧牲消費來補貼生產，其金融資本的巨大積累，也導致了過度的投機行為。
這些都會讓本地國家尋求透過海外市場來消化過剩產出與資本，導致了投機性泡沫，例如美國在1994年到2000年間的資本支出泡沫，被葛林斯潘稱之為「不理性繁榮」的結局是金融危機。過去，企業部門花費在擴大生產產能上的開銷，理應超過它產生的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則由家計部門的儲蓄來填補，但在金融危機之後，從2000年到2003間美國的淨商業投資大幅縮減，如今，企業部門的支出經常少於其所產生的現金流量，因此而產生的企業結餘不是被分配給股東（例如美國的狀況），就是被企業保留下來（例如德國、日本與南韓的狀況），但未做他用，這同時也是生產性投資萎縮的象徵。
貿易戰的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
對於美元全球準備通貨地位的評價，也是本書頗具啟發之處。一般認為準備通貨的發行者具有優勢地位，但就如兩位作者所說，這是一個「以心理學而非經濟學為出發點的錯誤觀念」，如果準備資產的發行國並沒有掌握支配全球經濟的絕對壓倒力量，否則它必然面對國內需求與全球對準備資產需求之間的張力。尼克森當年在國際霸權與自由貿易的抉擇之間，選擇了妥協，就是一例。廢除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結果，短期來看，貨幣貶值恢復了美國出口商的競爭力，長期來看，美元與黃金脫鉤使得美國在經濟事務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本書認為因為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及美國金融部門因此被迫成為全球超額儲蓄的巨大貯存槽，反而造成了美國的負擔。全球對於美元資產的額外需求，讓美國金融部門必須藉由額外的供給來加以滿足，超額的金融債務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種子。美元的優勢地位，讓美國人被迫吸收了全球湧入的超額資本流入與製造品，結果是房市債務泡沫與製造基地被迫外移等後果。
在兩位作者看來，美國朝野兩黨對於「控制聯邦赤字」之財政手段的政策共識，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任何個別部門的支出與儲蓄決策，鮮少足以解釋整個國家的整體經常帳收支為何出現順差或逆差」，關鍵是「家庭、企業與政府等部門的支出及儲蓄決策的綜合影響」，以及「促成這些整體綜合影響發生的系統性扭曲」，控制預算赤字並不必然能防止貿易逆差持續成長。
兩位作者開給美國的政策處方是藉由消除不平等來緩解低消費的壓力以及整體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大社會安全網與公共支出，有助於矯正不平等的所得分配地位，例如降低薪資稅、提高所得稅標準扣除額以及醫療補助等等；而也因為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無法撼動，美國應該尋求更好的方法消化全球的資本流，例如發行足夠的國債來應對海外資本的湧入。伴隨這些項目而來的預算赤字都是必要成本。更重要的是，能促使出口剩餘國家降低出口的機制，例如貨幣升值。
就中國來說，產生所得不平等分配的結構性因素，最重要的中國壓抑消費的金融機制。極低的存款利率，以及因為政治因素對貸款方的偏袒，將中國普羅民眾的財富大規模轉移給大型製造商、基礎建設開發商、房地產開發商以及省級地方政府。另一個結構性因素是中國的戶口制度，中國的社會安全系統無差別地要求全國勞工捐輸，但只有居住在正式戶籍登記地的人，才能領取津貼，這樣的規劃設計讓社會安全部門成功縮減對以億計貧窮中國人的支出給付。犧牲勞工與儲蓄者利益的結構，必然產生了壓抑消費的結果。從1998年到2010年底，中國家計消費的GDP佔比降低了15個百分點，到2018年，家計消費依據低於總產出的40%，這明顯低於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
此外，中國累退型的租稅系統，也加劇了所得的不平等分配。在這個租稅系統中，在個人所得稅項目所徵到的稅金僅相當於於GDP的1%，但消費稅與社會安全稅的項目卻約當GDP的14%，在中國，低所得者甚至必須應付比富豪更高的稅率。
根據本書的解釋，中國儲蓄率的上升並不是家計部門儲蓄上升的結果，兩位作者並強調，「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率並非取決於文化因素或節約習性，而是取決於國內的所得分配狀況」，以中國來說，高儲蓄率是財富移轉到消費占比較低富人的結果，他們是中國限制家計所得與消費成長，因而不成正比受惠的既得利益者。高國內儲蓄如果能挹注到生產性的投資活動，就能促成經濟成長，若是虛耗在類似在偏遠的沼澤地興建地鐵這種浪費性項目，就可能反而阻礙經濟成長，拉低生活水平。
與中國的情況類似，德國因為降低租稅與福利支出所導致的所得集中，已經足以壓抑德國家計的支出。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策讓一般的家庭對於公共社會安全的縮減越來越敏感，導致儲蓄率上升最直接的現實因素就是意識到未來的退休津貼將會縮減。
凱因斯的信徒
本書的寓意是，如果中國與美國能有更平等的經濟分配體系，就能有效緩解國內的整體需求與就業問題，各國的貿易衝突將隨著內部階級衝突的舒緩，而得到解決，或許，也就能避免地緣政治上的衝突。
本書的立論也為中國「一帶一路」的帝國主義戰略提出了相當有說服力的政治經濟解釋，一帶一路能創造中國製成品、建設服務出口以及金融資本的新需求，但兩位作者也指出，一帶一路國家的整體潛在市場遠比北美與歐洲來得小，「中國妄想利用一帶一路來取代它失去的傳統出口市場」的如意算盤，或許短期可以續命，卻不是根本之道。
已經不只一位評論者指出本書對於貿易戰國際政治面向上的空白，畢竟「貿易戰」與「貿易衝突」本質上還是有所區隔，美中之間的貿易衝突也不僅僅只在於貿易的順逆差而已。本書對於國際貿易、全球金融、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政策上的討論，都頗具啟發，其規範性的關懷極具凱因斯主義風格：「繁榮不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各個社會的成就不是靠犧牲其他社會而來。由於每個人都經由貿易與金融而息息相關，所以，更多生產與更多消費最終必定對每一個人有利」。
然而，因襲凱因斯倡議而生的布列敦森林體系，當年正毀於國際政治的現實算計，階級之間的剝削戰爭或許是加劇貿易戰的催化劑，但或許，貿易戰本質上終究是霸權權力競逐的反映。
書名：《貿易戰就是階級戰》
作者：馬修‧克蘭恩（Matthew C. Klein），麥可‧佩提斯（ Michael Pettis）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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