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2-1
【按：我從來沒有見過她笑得這麼甜，整整34年，在伊利縣醫院昏迷一個多月中醒過來以後，她一直是悲苦的，而我，則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離魂歷劫自序●再版前言》）。昨天我們去羅蘭岡圖書館，本來要講我的新書《雨煙雪鹽》，我思考了幾天，決定講標題上那個題目，我講過無數次《河殇》，今天才發現，我卻從未講過「河殇中的傅莉」，而其實她在這個文化與政治事件的角色，比誰都重要，舍她我甚至不可能活到現在。這次洛城文化沙龍的活動，叫做「苏晓康新书《雨烟雪盐》发布会暨演讲」，沙龍主辦人盧燕華設計的海報更絕：「聽爺爺講那過去的故事」，（我開玩笑說，「爺爺要講奶奶的故事」）；而跟我对谈的，是青年作家石皓偉，他把這本書讀出超乎他人的內涵，令我吃驚，他寫道：『这本书的书名非常好，初看很有诗意，细品又充满辛酸。您在结尾的时候提了一下，说雨烟来自水牛城照顾阿姨的时候，而雪盐来自普林斯顿开车穿过下雪街道的时候。给我的感觉，这个书名应该是分成四个字的：雨是潮湿的、流动的、能洗涤一切的，烟是迷雾、是虚幻，雪是冷的、孤独的、也是纯净的，盐是苦涩的、现实之物。雨、烟、雪都是飘忽易散的，而盐不会。很复杂的情绪。您好像已经能坦然接受现实，体会到了生命的如真似幻。人生好像经历潮湿、迷惘、寒冷、苦涩，真实的、虚幻的，有时傻傻难分。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梦游了警幻仙境，醒来发现却是真的。您已经接受了这种处境，但是难免还是意难平，充满遗憾、不甘、不解与无奈。』】
一、傅莉永远是先拦我，然后就往我造下的陷阱里跳
二○一七年春，囹圄中的劉曉波查出肝癌晚期，一個香港醫生憑經驗說，他最多還有三個月到半年的活命，因此他無論出國還是留在中國，結局都一樣。在國內外一派悲情洶湧之中，傅莉忽然跟我討論一個問題：假如當初你沒逃出來而去坐牢，結果會怎麼樣？我不假思索便答：那也比今天會好！我試分析給她聽：坐牢可比王軍濤嘛，頂多三、五年，會挨一頓打，然後讓你出獄流放西方，那時就會來美國，但是逃過普林斯頓一劫，無論去哪個大學都行，可能性最多的是哈佛，要不哥倫比亞，那麼就是波士頓或紐約市，估計我不會讀學位，你的歸宿就像高皋去當護士，當初你不也是拚命考護士嗎？不是車禍你就考上了，蘇單則能讀一所好中學，因此不會比今天差……。
傅莉一聲不吭地聽著，然後只吐出一句話：不行，他們會打死你！
三十七年前，恰恰因為她的這種清晰和果斷，讓我逃出中共的追捕，乘桴浮於海，餘生都在自由中；眼前這個從不言悔的傅莉，陪我流亡而遭難，終生殘廢。
1、憂著點，兒子還小
先者，我专挑揭露性题材写报导文学，弄得官方视我为眼中钉，傅莉只淡淡的敲我一下﹕「悠着点，苏单还小。」不过开始讨厌我那帮文学界的哥儿们，谁上门来她都很冷淡。她从来不觉得这些人在干什么正经事。
說起來也很有趣，我們倆，一個是醫生，一個是記者，各幹各的，誰對誰的行業都不感興趣，尤其我在八十年代，因為寫報告文學，不斷轟動，一路出名，對傅莉似乎毫不觸動，她就安靜地當她的醫生、養我們的兒子，比如，當時《河殤》劇組安在軍博招待所，電視界文學界的各路人物，紛紛去看我們，夏駿也總要讓我們吃大盤子，各種餐館都去，有時傅莉值夜班，我也把兒子帶到招待所跟我住，可是傅莉好像連一次都沒去過。
2、《河殤》轟動之下的憂慮
傅莉最近幾年才回憶起來，並對我說：八八年春天有一晚她值夜班，護士們說今晚中央電視台有重要節目，傅莉是醫生，對她們說你們就看吧，病人有我呢。結果節目播完，護士們對她說：這下你們麻煩大啦！傅莉都沒有看過《河殤》，但是護士們的擔憂她記在心裡。至今我都很吃驚，中國的老百姓，常常比我們這些文人更懂共產黨，她們看過《河殤》不僅叫好，還知道共產黨不會饒過蘇曉康的。當年護士門的提醒，正是傅莉很早就啟動藏匿我的計劃，叫我逃出公安部的全國通緝令和大搜捕。
3、拼命攔我參與學潮
一九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騰騰，《文匯報》忽然給我一個「文學新人獎」，我4月22日坐晚班飛機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滬特快返回北京。4月25日夜裡，往北京家中給傅莉打了個電話，她說：「囘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趙紫陽出來安撫學生，好像挺管用的。」沖著傅莉那句話，兩天後我回到北京；中午一出火車站，正趕上著名的「四二七」大遊行。那個火燒火燎的大革命陣勢啊！我只有心裡暗暗叫苦……
胡耀邦去世後，學潮陡起。
学生一闹起来，傅莉把我看紧了。当时我正躲在炮兵大院的招待所里，领着一个剧组赶制《河殇》的续集《五四》。我的电话外面没人知道，只给了傅莉。不记得是哪一天，刘宾雁的女儿刘小雁（《报告文学》杂志编辑）﹐跑到傅莉的医院找她，说严家祺让晓康去历史博物馆西侧碰头﹐要发什么「声明」。傅莉不好挡，就通知了我，但是她也跟医院请了假赶去，拽着我的衣袖跟到天安门。不管我跟别人说什么﹐她总是在身后拽一拽我那袖子﹐生怕我说走了嘴。
人山人海中﹐忽然又要游行﹐赶来此地的几位「精英」一时竟不知如何向群众亮相自己是鼎鼎大名的「某某」﹐要知道当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创造出这一套来﹐总不能如同那时的「牛鬼蛇神」挂黑牌或戴顶高帽吧﹖焦急间﹐只见台湾来的那位黄顺兴出现了﹐赫然从肩头横挂到腰部一布帘﹐上书「人大代表某某」字样﹐令众人豁然开朗﹐可现成儿哪里找布条去﹖黄顺兴恐怕是把他在台湾用了多年的家伙随身带来北京﹐知道迟早会有「街头运动」的。于是大家也只好拿纸条临时代用。见我肩上挂起「河殇作者某某」的长纸条来﹐傅莉几乎忍俊不禁﹐说了句「这叫什么呀？」接着又随我攀上一辆大卡车﹐到长安街上兜起来……待回转家中﹐她说﹕「得﹐今儿你当演员了吧﹐都让公安局录了像了。别再给我出门﹗ 」她也干脆坐在家里堵门，不让什么人来把我随便拉走。她认真了。
几日后又有人来硬拽我去「自行车游行」，一大群作家从复兴门外的广电总局，顺长安街一路骑到朝阳门外金台路的《人民日报》社，末了大家商议还要发声明，一直推举我执笔，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知识界声援学生的「五一六」声明。我精疲力竭骑车回家后，吃过晚饭就动笔，没摆弄出两行字，剧组又来车把我拉回炮兵大院去。
第二天鄭義前来取声明，傅莉在家，说你看书房桌子上有没有，他一看只写了一个开头，就急了：
「什么时候了，还弄电视！」
「那是他的正业。」傅莉接了一句。
「正业﹖谁不会写电视﹖这是历史关头，谁的表演都会被记载下来。」
傅莉来气了﹕「你们去创造历史好了，我们晓康不是那块料﹗」
再后来就是戴晴来拉我去广场劝学生，傅莉死活不准我走，弄得戴晴央求她﹕「大妹子（戴晴本姓傅），妳就赏我这个脸吧。」直到门口，傅莉还紧紧攥着我的手不松，后来我一掙脫她的手，便因了这趟广场之行，中共「赏」了我一个「反革命煽动罪」。
二、百天逃亡
五月二十號李鵬下了《戒嚴令》，我告別夏駿，鑽進翠微路地鐵口，但是我到崇文門站下車了，沒出站，因為站台上有個人在等我，那是傅莉。
她把我藏在地安門一個朋友家裡，自己去安排下一步。從鑽進北京翠微路地鐵站開始，我實際上已經從「人間」消失，一百天後從東莞虎門鎮逸出中國，安排這個逃亡旅程的不是別人，正是傅莉！
那幾天地安門路口又圍著幾千人，人們把巴士推過來橫在路口；有學生站在交通島上演講、鼓動，說張愛萍、楊得志七上將給軍委寫信要求軍隊撤走，群眾熱烈鼓掌。一會兒，又傳說地安門這裡抓住一個奸細，正用步話機聯絡，他承認自己是總參的，12人一個小組，專門探聽城裡情況，並坦白說，天亮五點軍隊要攻進來。學生要求市民不要鬆懈，要同他們一道堅持到底。
幾天后傅莉再來，匆匆收拾離開朋友家，一路穿小胡同走，所有路口都不見交通警，據說是故意撤走，讓全城陷入混亂，以便找到軍隊進城的藉口。九時抵北京站，乘九次特快赴鄭。
鄭州連夜下雨，我心急如焚。早晨打開收音機，果然傳來凌晨北京血腥屠殺的兇訊，數万軍隊封鎖天安門廣場，從西邊開來的軍隊，用衝鋒槍掃射，見人就殺，婦孺不避，士兵站在軍車上，向路邊走路的群眾掃射，坦克開進廣場，推到民主女神像，再把帳篷連同裡面的學生一道碾死……很奇怪，外電稱國際廣播電台英語廣播有一男播音員突然向全世界報導，凌晨中國軍隊漫無目標地向手無寸鐵的群眾掃射，不止千人被打死。整個中國傳媒只發出這麼一個聲音。
外電稱，王丹已死，是被士兵用刺刀挑死的。這個瘦弱的、見人話不多的孩子，看上去同時下大學生沒有半點異樣，五月十日我們遊行那天，他坐在一輛平板車上跟在後面，我至今還記得他坐的那輛平板車經過復興門立交橋時翻車，他從車上滾下來的情形。
傅莉則隻身南下廣州，去為我探尋離境去香港的門路，當時還沒人知曉港支聯的黃雀行動，傅莉黯然北返，怕有跟踪，不停鄭州直接飛回北京，然後開始悄悄安排我往南中國瓊粵一帶轉移的計劃。
我在岳母家待到第二十天，便對老太太說：我走了，有人來問，就說我回北京去了。岳母也不多問一句。那天我離開岳母家，並沒有離開這座城市，而是有個叫譚龍的人（自然是化名），騎著自行車把我馱到另一個住處。
「六四」後我的秘密逃亡，曾在一間黑屋裡躲了四五十天，人都接近瘋了，就是想活下來。可是，當覺得活下去都是恐懼的時候，你才會有撒手的衝動。這大概就是黑洞。
窗戶都用黑布蒙上的那間黑屋，其實在鬧市中很普通的一棟居民樓的三樓，人跟外界隔絕，處於時空全無境地，懷疑和恐懼兩種心理最活躍，極易產生幻覺，比如有一個夜晚，我在黑屋中忽聽外面有狗吠聲，馬上覺得是警察牽著狗搜查到這棟樓來了，我必須當機立斷：要不要推門離去？可是我暴露到外面以後怎麼辦？這兩個念頭在我腦中狂烈地爭辯著，我緊握住門把的手也在出汗，幾秒鐘後理性佔了上風，我鬆開門把，退到窗戶前，稍稍撩起黑布，這才看到樓下街邊，有幾個小孩在逗一條小狗玩！我廢然倒在地上，一身釋放的大汗。
不知幾天后忽有人開門，竟是譚龍，他又騎著自行車，馱我在夜色中悄悄離去，他邊蹬車邊說，你都快瘋了，俺們去鄉下吧。
「先去坐長途汽車，你跟著俺只管上車，現在火車上都查證件，只有長途汽車不查，俺們先出城，到郊區找個車站。」我便這樣跟他上了一輛長途汽車，可是車子開出去沒多久，就被攔住，有人上車檢查證件，卻只檢查了車門附近的幾個人，就放行了，幸虧我們坐在最後一排。
長途汽車把我們載到南陽某縣，譚龍領我進了一個莊戶人家，滾滾麥浪掩隱著的一個農家四合院，我半信半疑的問主人，這兒不會查證件嗎？咳，能摸到這兒來的只有郵差，他說，而他竟是文革前第一批下鄉知青，落腳到南陽便再也不想回城了；我找間屋子蒙頭大睡，後又被譚龍叫醒，「睡啥？走，跟俺去河裡摸魚」，大大小小一群人出了莊園，嘰嘰喳喳歡叫著，順一條小路走到河邊……。
就在那戲耍的河邊，譚龍忽然感慨一番，說道：俺們就是擱這裡插隊的，一晃二十三年啦！然後他壓低嗓門兒補了一句：傅莉也擱這裡插隊，她們幾個女生在城郊公社，那兒有大米吃……。
恍惚間，我才回過神兒來，這譚龍竟是傅莉派來救我的。我們又要離開南陽，繼續朝南走，先是坐長途汽車到襄樊，從那裡搭上焦柳鐵路，俗稱「第二京廣線」，從河南焦作到廣西柳州，譚龍領我不乘京廣線，也是避開檢查，挑這條新建而人稀的焦柳線，而且我也不知道要被領到哪裡，結果到廣西柳州沒停，直奔湛江，最後頂到海安，隔海便是海口，那時節正有一股海南淘金風潮，大江南北俊男倩女湧進這個海島，急切中政府封島，上輪渡須有什麼手續，又因為輪渡上有檢查，譚龍在夜色裡把我領到偏僻一處，停泊著許多運沙的木船，我跟他跳上一艘，躺在沙堆上，靜等那船無聲地起航，頭上星空明亮，須臾便到了對岸。
譚龍把我安置在一家旅館，海軍航空兵營業旅館，「這裡最安全，不會檢查證件」，然後他就消失了。從旅館背後，隔著棕櫚樹就能看到海灘，走過去卻並不近，每天我都去躺沙灘一個上午，走回旅館，會路徑一個面攤，要一碗海鮮面，好味道，強似旅館食堂伙食；但是無聊地躺在海灘上，頭腦裡像晴空一般空空如也，思緒也似雲朵凝固不動，幾天下來，沙灘、碧波、藍天，仿佛也是那間黑屋的蒙布，叫我有點窒息，漸漸不敢躺沙灘了。
或許有一個月了，譚龍又出現，「走，俺們去廣州」，我沒多問，便隨他坐上輪渡，好像過了臨時搜查期，輪渡上也無人檢查，到對岸便搭乘長途汽車，一夜跑到廣州，譚龍說他只有個接頭地址，找到那裡，是一棟普通居民樓的一層居室。
兩個人在房間裡，都是高個子，見我推門進來，他們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聲不啃的遞給我一張小紙片，我接過來一看，是一張照片，那照片是幾個孩子在玩耍，我一眼就認出兒子蘇單在其中，一股驚怵擊中全身，我哇的哭出來……其中一人走過來從我手中一把奪走照片，還說了一句：「行了！」
我這才緩過神兒來，敢情他們是在試探我見了兒子照片的反應，這人是不是蘇曉康，便一目了然，好專業的技術，我心想，但是這樣的照片，只有傅莉手裡才有啊！
接下來，他們打發掉一路陪我過來的譚龍（似乎他們互相不認識），徑直將我領到近旁一座豪華的白雲賓館，在他們的房間裡，用相機「咔嚓」給我拍了一張照，立刻洗印出來，並當場製作一張身份證，叫我看的目瞪口呆的是，他們居然從行李包裡拿出一隻鋼印，在身份證剛貼上我照片的一角，壓上某某公安局的鋼印，其中一人還說：「以防萬一，不一定用得著」，轉頭又跟我說：「你別怕，我是偵察兵出身，一人打三四個人沒問題」。
原來他們要領我上火車，才准備這些證件，此前譚龍則一路不敢讓我坐火車；在火車上，這兩人坐的跟我都隔了幾個座位，還好火車上沒有查證件，不一會兒就靠站了，竟是深圳，他們匆匆領我出了火車站，叫了計程車，駛進一處高檔住宅區。
我們住進一套居室，空蕩蕩的，沒有什麼家具，卻住著母子倆；這房是高個子裡其中一個的，另一個可能住別處？我被關進一個房間裡，房裡只有一張行軍床，我倒頭便睡覺，餓了才到客廳吃點東西，那母子倆也不跟我說一句話。幾日後，那高個兒進屋，坐在行軍床上說：
你休息了兩天，放鬆點了吧？自我介紹一下，我叫高馳，奔馳的馳，從前是軍人，轉業了，在深圳做生意，你放心，我們可以送你出去，正在弄一艏大飛，不過進入香港水面有問題，還在想辦法……。
我幾度想問他，為什麼要救我，都忍住了，這種境地，最忌諱的就是扫人家的興；況且他手裡有蘇單的照片，證明他們跟譚龍一樣，都是傅莉託付的人。其間，這人曾突然問我：你認識一個叫孔捷生的嗎？我說是不是廣東那個小說家？不熟，但半年前還在江西廬山的一個筆會碰到過。他沒再多問。
幾天后，高馳說要去一個碼頭，這次領我又坐長途汽車北上，在暮色中抵達一個小鎮，然後在一家餐館裡等候，須臾，便另有幾個人走進餐館，我一眼認出孔捷生也在其中。這裡就是東莞的虎門鎮，不久我們便上高速快艇 。
我把傅莉甩下只顾自己逃了。
三、回北京獨自面對警察的是她
兩周後長安街血肉橫飛﹐夜裡傅莉摟著蘇單驚恐不已﹐他們在家可以遠遠聽到天安門那邊的槍聲。
天一亮她還得去醫院上班，她走過東單過街橋，那裡壞掛著燒焦的屍體。
她們醫院就在崇文門大街上﹐病房樓朝街一側被衝鋒槍掃射過。接著﹐軍警就開始挨門挨戶抓「要犯」。
警察到医院﹐找保衛科的一間屋子﹐讓她坐在中間﹐七八個人圍住她一個﹐
傅莉很鎮定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我在這兒的身份，是受審查嗎？
警察馬上否認，只問她苏晓康的去向；
傅莉說：不是被你們通緝了嗎？我還朝你們要人呢！
後來又通知她要去家裡搜查﹐她說﹕「可以。但必須是我兒子不在家的時候。」
全院的醫生﹑護士都看著她被一群警察帶走。
這邊我先在巴黎、後在美國普林斯頓，都跟傅莉約好，我往我父親家裡打電話，她帶著兒子到那邊去等，有時候等不到我的電話，兒子會生氣，她還得寬慰兒子。
接下來，她就是死命地拼出國，一次次到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局去奮鬥，弄得那邊的人都很同情她。
四、零落成泥
陆游《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傅莉一生有兩大悲慘：
一是上天給了她一對雙胞胎，卻只活了一個；
二是她好不容易帶兒子來美國跟我團聚，還不到兩年就車禍終身殘廢。
然而，傅莉卻是一個金子心腸的人
那次我們新婚旅行，從鄭州——漢口——廬山——上海——泰山——北京，一路上她都快快樂樂，唯獨在上海、尤其在繁華大街如南京路口一帶，她不斷冒出無名火，連連發作，我在她後面緊跟慢追，不知道她在生什麼氣，結婚以後她也從未提起，直到車禍後她才常常提取她的記憶，其中便有她畢生僅有的一次幻滅，跟這上海有關，也跟中國教育史上一段蠻荒歲月有關。
文革末期，她從南陽插隊兩年後，剛被招工回城，立馬找老師補習功課，準備考醫學院。傅莉從小醉心當醫生，機緣是什麼，她自己也說不清，卻在晚年常常跟我誇耀，她在初中擔任學校紅字十會副會長的榮耀，會長就是校醫，而她的任務不過是每天帶領全班做眼睛保健操而已，或在校運動會其間擔任現場救護員，她皆視為神聖無比，終身不忘。一九七五年正逢鄧小平復出恢復高考，她考出優異成績，據說全市第二名，化學考了滿分，被上海化工學院錄取，她卻說我想當醫生，去讀化工幹啥？竟然不去報到，希冀下一次高考，旋而發生「張鐵生事件」，「四人幫」借機廢止了剛剛恢復的高考，她受到重大打擊，竟然低燒不止，這個幻滅便在那一刻嵌入她的心靈，毀滅了什麼是不知道的，她從此寡言少語，人生快樂不起來，這是接受了命運嗎？那命運也許身臨現場才爆發了一下，像那次在上海南京路上……。
也許我是見證她悲涼的唯一者——她媽媽見胖妞要毀了，立刻採取兩個措施，一是託人推薦她去讀開封醫專，那時叫「工農兵學員」，從工廠、農村、部隊，憑特殊關係「推薦」上學；二是托老朋友找來我這個在省報當編輯的女婿，因此後來的故事，則是多了我這麼個男人，回頭去看，若非岳母這兩計，她可能鬱悶而死，而在她，怎會甘心讀個醫專？她卻如癡如狂，讀外科時，老師見她五指纖細修長，說是標準的外科手指，要她幹外科，她卻說視力欠佳，默默讀完之後，想做一個兒科醫生卻未遂心願，也許令她憧憬一個家庭願景作為替代，對我們的婚後生活傾注全部心血，雖然後來又遭遇雙胞胎難產，畢竟得到其中一個兒子，從此視為心肝肉兒。這種連番的厄運襲擊，在她表面平靜的神態並未留下痕跡，她大致都能以生活裡的點滴幸福予以化解，所以我一向覺得，女性遭遇不幸，以婚姻家庭作為心理代償，效果常常奇異，雖然這很不女性主義。
傅莉偏愛「知青」題材電視劇，自然因為她有「插隊生活」的歷史，可我發現她的記憶，跟大眾經驗很不一樣，她一直說農民的好話。「村裡人都說我們是三個傻妞。我們去河裡游泳，全村都會嚷嚷：三個傻妞洗澡呢。隊長對我們可好了，不派我們重活，但是給我們的細糧比粗糧還多，還擀麵條給我們吃。我們那兒產大米哩，附近的知青都眼饞。後來她們倆走後門參軍去了，我落單兒了，只剩下一個人還在隊裡，會計的閨女薛妞妞就來陪我住。我們隊長看不下去，跑到公社去給我要招工指標，我這才回了城的。」
「她倆走後門參軍去了」，指的是當時一種「特權」，中共的幹部多少都跟軍隊有關係，即便自己文革中落了難，但是總有過去「戰友」仍在部隊做官的，所以文革後期大量人通過這種管道，將下鄉子女送進軍隊，南陽三個傻妞裡，兩個都是如此，傅莉卻自知出身不好，母親也無此類「特權」，然而她不羨慕參軍，自有她的理由，只因她在大隊裡當「赤腳醫生」，自得其樂，文革後有兩種角色頗遭社會嫌棄，一是「工農兵學員」，二是「赤腳醫生」，她都攤上了。
她後來回城的故事，其中有個秘密，她一直埋在心底，卻到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她才不經意的從迷茫往事中撿出來，當故事講給我聽的：
『我們大隊裡，還有一個從鄭州來的女孩，叫冀蘭，是個瘸子，小兒麻痺，她跟我一樣走不了，我們大隊長不是個給我去公社要了一個招工指標嗎？我讓給她了，叫她先回城去，把大隊長氣得，罵我哪有你這麼傻的？其實我在隊裡給人看病，沒覺得待在農村有多苦，回城又能咋樣？後來還是大隊長又去公社給我要了指標才回城，參軍先走的那兩個女孩的行李都還在，最後還是我捎上，都給她們送到家裡……。』
回城指標讓給殘廢人，在中國下鄉知青的大悲劇脈絡裡，其分量只有當年逃離苦海的那些知青懂得，而我這個沒有當過知青的丈夫，看著眼前的傷殘之妻，也只覺得她傻，這個故事足以拍一部電影了，她卻到今天才講出來，而且還有續集呢：
『天安門一鬧起來，我跑去把你拽回家，怕你再惹事，又送你回鄭州我家去躲避，後來風聲一緊，你自己跑了，我跟你就失去聯繫了，公安上我們醫院找我要人，我說蘇曉康是被你們的通緝令嚇跑的，我還找你們要人呢……有一天我在家，有人叫門，聲音很大，你知道咱們家是兩道門，來人在外面那道門喊叫，我問你是誰，她說：我是豫蘭啊，冀蘭的妹妹，我在三十八軍當衛生兵……。』
此刻我問傅莉：
『你知道冀蘭有這麼個妹子？
知道，但是不知道她在38軍。我說我給你開門，她隔著們說，別開門，我就是跟你說個事兒，有沒有蘇曉康的照片給我一張……』
「你要他的照片幹啥？」傅莉問。
『我們部隊奉命要抓蘇曉康，我可以讓當兵的認一下這個人，別開槍。』
我眼珠子都要跳出來了：
『你相信她？
我只能謝謝她，還能說啥？
她突然來找你，就為了說這個？
她不是來要你的照片嗎，我說沒有，她就走了。』
這個故事在我腦子裡轉了幾天。當初在南陽鄉下由傅莉轉讓指標先回城的冀蘭，會用這樣奇異的方式來報答嗎？我跟傅莉結婚後從未見過她，傅莉也絕少提起她，二十多年後她的妹妹竟然出現了，還在一場大屠殺之前、政府對我發出通緝令之後，也太戲劇化了吧？聽了這個故事後我跟傅莉說：
『當年有一個細節，一九八九年六月公安部頒發對我的通緝令，據說他們居然找不到我的照片，通緝令上印的，一說是我的中學時代照片，一說是當月發表在上海《文匯》月刊上我的封面人物照片。有沒有可能冀蘭的妹妹突然去找你，是他們派去找你要我的照片去的？』
傅莉無語。
——《雨煙雪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