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y und Aya X
@WillyundAya · Feb.5, 2026
@WillyundAya · Feb.5, 2026
现在中国极权政府的溃败大体上可以观察到以下趋势：
第一阶段：合法性缓慢流失
这个阶段已经明显存在。官方叙事与公民日常经验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在年轻一代和中产阶级中，人们对社会公平、制度透明、机会可得性的质疑显著增强。官方宣传仍在强调“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但民间普遍的冷漠、讽刺甚至消极顺从说明合法性正在流失。
第二阶段：社会不合作的日常化
这也在部分城市、部分领域出现。表现为基层单位和社会组织对政策执行缺乏热情，民间对制度的遵从更多是形式而非实质。在经济、教育、医疗、房地产等领域，公众对制度的参与和配合逐渐“去动力化”。但是这种不合作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有组织的非服从，更多是隐性和分散的。
第三阶段：结构性裂缝出现
这是判断的关键阶段，目前仍然处于初期或局部阶段。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债务问题、地方财政压力、人口老龄化、国际贸易和技术制约等因素，已经让体制承压，但中央仍在用政策工具和制度手段应对。裂缝存在，但还没有演变为系统性分裂或失控。
第四阶段：精英分裂成为主导变量
目前绝大多数分析认为，这个阶段还未到来。核心权力集团内部虽然存在利益摩擦和路线博弈，但整体表面上仍保持高度一致。精英分裂在制度之外的公开层面尚未明显出现。
第五阶段：叙事重建或制度崩溃
这个阶段是最终窗口的体现，目前距离这一阶段还有较大距离。体制在很多领域仍然保持高度调控能力，安全系统和宣传系统仍在有效运作。叙事仍然集中统一，内部危机尚未公开化到足以削弱统治合法性。
目前中国可能处于第一阶段的中后期，第二阶段的初期，以及第三阶段的局部萌芽阶段。
合法性在慢慢消耗，民间不合作开始日常化，结构性压力在积累，但核心精英尚未出现系统性分裂。也就是说，系统仍然具有高度适应性和调节能力，真正的历史窗口还未完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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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中国，大规模罢工、罢课和上街游行几乎注定失败？
很多人讨论罢工、罢课和游行时，默认了一个前提：
只要规模足够大、情绪足够强烈，政府就会被迫让步。
但在中国语境下，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问题不在于“勇不勇敢”，而在于这是一个高度不对称的博弈。
对高度集权体制来说，真正的威胁从来不是某一次具体行动，而是一个更危险的东西：
示范效应。
只要社会普遍形成“集体行动是有效的”这一认知，单一事件就会变成可复制的模板。
因此，面对大规模罢工、罢课或上街游行，一个理性的高压体制，首要目标不是解决诉求，而是三件事：
第一，阻止跨地区扩散；
第二，阻止跨行业、跨群体复制；
第三，阻止社会把事件理解为“共同处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事件往往会被迅速“去政治化”：
被描述为个别单位的问题、管理失误、情绪失控，甚至是“少数人被利用”。
诉求是否合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社会形成结构性理解。
在处理方式上，这种体制通常不会一刀切。
相反，它更倾向于分层处理：
对大多数人，给台阶、给模糊承诺、给“回到正常生活”的出口；
对少数被视为关键节点的人，集中承受后果，并从群体中被切割出来。
这样做的效果只有一个：
让参与者逐渐形成一种心理认知——
“大多数人是安全的，问题出在那几个人身上。”
时间，在这里也是一种治理工具。
个人有生计压力，学生有学籍和前途压力，家庭会施加反向约束，情绪会自然衰减。
只要不升级为失控冲突，拖延本身就会瓦解集体行动。
更重要的是，体制会刻意制造一种“记忆结构”：
哪怕最终让步一部分，收益必须是模糊的、集体的、不好量化的；
而成本必须是具体的、可感的、个体化的。
最终留在社会中的经验总结往往是：
“好像也没改变什么，但有人为此付出了很重的代价。”
这比公开、无差别的暴力镇压更有效。
事实上，大规模、可视化的强硬清场反而是下策，因为它会制造象征、留下历史节点，并引发外部关注。
理性的选择往往是：低烈度、长周期、低可见性的压制。
因此，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
这种体制最擅长处理的，恰恰是明确、可见、可命名的对抗——
口号清晰的游行、组织明确的罢工、公开对抗的行动。
而它真正感到棘手的，并不是愤怒本身，而是另一类行为：
模糊的、分散的、难以定性的集体变化。
不喊口号的同步退出，合法外壳下的系统性不配合，跨阶层的沉默协同行为。
这些行为难以指认带头者，难以定性为“事件”，也难以通过震慑复制阻断。
它们看起来不激烈，却在长期中更具侵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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