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陷入了治理真空，民主问责制和威权问责制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11月26日发生在香港大埔的火灾是近几十年来香港最严重的火灾，造成至少160人死亡，数十人至今下落不明。这场悲剧本身令人震惊，而香港政府的反应同样令人担忧。当局非但没有展现出对公众关切的问责和回应，反而采取了以政治安全为中心的防御姿态。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官方对事件后续的处理方式是香港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又一迹象。但实际上，情况更加令人担忧。香港在未获得中国大陆有效治理工具的情况下，削弱了自身的问责机制。香港非但没有向北京的党国模式靠拢，反而危机时刻的表现更差。
灾难性的应对措施
从一开始，政府对这场火灾的处理方式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对抗性。火灾发生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公开讲话中，首先反复表达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感谢，其次才提及支持当地的救援工作。记者们直接质问，为何消防员的贡献被放在次要位置。
随后，政府迅速将公众的关切表达定性为安全威胁。国家安全局警告称，“敌对势力”正利用这场灾难扰乱香港，并将表达不满的个人污蔑为“歪曲政府努力”。
这场火灾引发了人们对潜在腐败问题的担忧，一名大学生因呼吁进行全面调查并要求追究责任而被国安警察以煽动叛乱罪逮捕。向受灾家庭运送物资的志愿者报告称，他们遭到政府主导的社区服务队的恐吓，一些人甚至被拘留。最近，北京安全机构在香港传唤外国记者，警告他们不要发布可能“歪曲”政府救灾工作的信息。与此同时，当地评论员宣布，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无法再就这场火灾发表评论。
这些举措凸显了一种主要以政治风险规避而非公共行政为导向的治理方式。在当今的香港，公众情绪和公民参与被视为潜在的安全隐患。尽管香港的现状常被描述为与内地相似，但这种比较忽略了关键的区别。尽管北京统治下的是威权体制，但内地当局确实拥有能够吸收公众压力并落实行政责任的制度机制，而香港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机制。
香港比中国大陆更糟糕
将香港的反应与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处理类似危机的方式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区别。
2010年，上海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58人死亡。事后，北京立即派遣国务院调查组进行调查。随后，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26人被控犯有刑事罪行，另有28人受到中共处分。此外，时任上海市市长也公开道歉。考虑到公众情绪，当局谨慎处理了大规模的哀悼活动，没有采取暴力镇压，尽管数十万人聚集在一起要求追究责任。
同样，在2021年河南洪灾造成近400人死亡后，国务院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列举了体制上的不足。该报告导致8起刑事诉讼和89名官员受到纪律处分，其中包括数名市长和副市长。
虽然中国大陆也有压制批评和异议的行为，但它拥有进行至少适度问责的结构性工具，并且有信心允许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安全阀来释放最强烈的愤怒。
然而，香港在大埔火灾后并未启动类似的机制。尽管有十几名涉嫌纵火者被捕，但没有一位政府官员道歉或接受正式调查。政府尚未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有关遇难者的基本信息仍然有限。
与此同时，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呼声遭到拒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缺乏法定权力的审查委员会。香港政府非但没有展现行政责任感，反而将主要手段集中于信息控制和政治遏制。
治理真空
这些差异根源于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歧。中国大陆应对灾害的能力与其政治晋升体系密切相关。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高度依赖绩效导向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危机管理方面。官员的考核基于可衡量的成果，失败可能导致迅速的纪律处分。这一点在新冠疫情期间尤为明显，当时北京明确将“清零”政策放在首位——控制疫情和维护公共卫生的能力与地方官员的职业前景直接挂钩。那些未能落实防控措施的官员很快就会被撤职或受到训诫。
香港的管治传统发展历程有所不同。其许多关键的问责机制是在英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间设计和制度化的，当时殖民政府力图将香港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国际化都市，并以专业精神、公共问责制和法治为基础。例如， 1968年颁布的《调查委员会条例》正是为了处理需要独立审查的重大事件而设立的。立法会也依据《权力及特权条例》拥有调查官员不当行为的重要权力。
然而，这些机制只有在有利于权力制衡的政治环境中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自2019年政治动荡以来，这些监督工具受到政治制约或沦为象征性工具。
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呼声如今让人联想起2019年的抗议诉求，使其成为一个政治敏感话题。2021年选举改革后，立法会成员全部由亲北京的“爱国者”组成，不再发挥独立监督机构的作用，也鲜有挑战行政部门的意愿。近期立法会选举中，候选人甚至在辩论环节都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这一尴尬场面凸显了当前立法机构的无能。
香港已经掏空了曾经保障问责和有效治理的制度机制，但它并没有建立起支撑中国大陆稳定的结构。其结果是治理真空，民主问责和威权问责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一国两制”的局限性
更成问题的是，即使在北京主导影响下形成的新政治现实中，香港也缺乏在“一国两制”的法律框架下复制大陆治理模式的条件。
在中国大陆，多层级的行政体系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隔开来。这种安排使得北京能够在不牵连高层的情况下惩处地方官员。共产党庞大的干部体系，其成员超过一亿，也确保了干部队伍的快速更替。因此，地方官员的撤换在政治上代价有限。
香港缺乏这些制度缓冲。作为特别行政区，高级官员由北京任命并直接向北京汇报。因此，任何承认行政失误的行为都可能对中央政府的监督产生负面影响。如今，政治代价更高，因为北京一直在构建一种叙事，即在最近的镇压行动后，香港已经恢复了稳定和治理效能。承认香港特区政府的严重失职将削弱其2019年后政治结构调整的合理性。
此外，“港人治港”原则限制了从内地官僚体系中提拔人才的能力。高级官员必须是北京方面亲自信任的香港人，这使得快速替换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且存在政治风险。
这种结构使香港陷入两种治理模式的夹缝之中。它削弱了曾经支撑其行政合法性的制度，却又无法采纳使中国威权主义得以维系的绩效问责体系。在此背景下，政治镇压成为为数不多的可用于控制不满情绪的有效手段之一。
结论
大埔火灾暴露的不仅仅是应急预案的不足，更暴露了香港现行管治模式中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香港已经背离了曾经使其行政公信力得以维系的制度传统，却无法借鉴中国内地赖以通过绩效和问责来维持稳定的机制。
只要北京重视“一国两制”的表象，香港就无法复制内地的危机治理模式。但如果不重建自身的透明和负责的制度，香港将面临公众信任度和行政能力进一步下降的风险。
香港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像中国大陆，而是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缺乏有效的自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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