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带来抗议：经济成功与政治不满的周期性困境1
中国在从1911年到2011年的一个世纪之中充满了改革、叛乱和革命，尽管在这百年里，统治中国的不同政权，从晚清王朝到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从毛泽东的政治恐怖到后毛时代转行资本主义之实的共产党政权，全都为了其各自所界定的所谓国家利益，强调国家统一、社会控制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2 一般认为，叛乱与革命的发生，是源于晚清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贫困与停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一个标准看法，就是在持续鼓吹国家富强之时，强调他们所理解的贫弱中国和因此而来的现代化动因之间的种种联系。3 共产党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阐释（如今已经成为当今官方观点或主流叙事，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代替了其它阐释）强调，1949年之前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饱受经济贫困、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的苦难，国家则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欺辱。4 无论在本土中国还是在海外，人们所广为接受的当年中国的标准图景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败于大英帝国，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持续处于贫穷、停滞和保守状态。对那些不认为毛有效地解决过贫困问题的人来说，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1979年；尽管毛时代在意识形态上是激进的，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极权的。5 是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孕育了持续不断的叛乱和革命——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甚少遭到质疑。
本文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并对有关中国革命的物质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提出质疑。本文首先展示，中国在20世纪初期曾经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尽管是不均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重新发现这段被遗忘的繁荣为基础，本文重新审视了经济状况与社会不满及政治抗议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虽然物质落后和经济停滞常常引发中国民众造反，但在国家整体经济表现良好、各种西化改革措施顺利推行、社会走向现代化之时，政治不满同样会急剧并大规模增加。本文认为，中国对现代化的追寻，一直受困于经济繁荣与社会抗议之间的张力。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有过三波周期性的由现代化努力所推动的经济繁荣，但每一波的经济成功都伴生着社会不安的加剧。因此，本文断言，不仅物质的落后会导致政治不满，而且，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就像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取得的那样——也同样会推动政治不满的高涨。
本文考察的重点，就是这三波现代化周期：始于社会危机，经过经济繁荣，终于政治抗议。其中第一个周期始于晚清。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碰撞震惊了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改革，最终结束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这个过程中的高光阶段，在于慈禧太后的“新政”。“新政”在20世纪头十年里刺激了中国的工业投资与商业发展。这场经济领域的单轨现代化推动了经济繁荣，但并未能够缓解社会冲突。于是，社会矛盾持续积累，形成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中华民国由此建立。然后是第二个周期，同样始于外国侵略与社会落后所带来的危机。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代表，要求进行根本性政治制度变革的呼声高涨，但这类努力全无成果。相反，稳固后的国民党威权主义政权启动了经济建设的“南京新政”。日本入侵前的十年见证了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6，在这期间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显著增加。然而，这一进程走上了和慈禧新政一样的“自我毁灭”之路：政府腐败恶化，社会不满加剧，都为1949年共产主义的全国胜利铺好了道路。
当代中国看来又一次在重复这种循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繁荣，已经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怨愤和政治不满——尽管或许还未到引发政治革命的地步。政府的腐败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再次引起广泛的政治不满与民众抗议。共产党政权对此的态度与策略，与1900年代的慈禧和1930年代初期的蒋介石一样， 就是以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压制相结合来达到维持政权合法性的目的。今天的中国领导层，尽管口头上还在坚持马列主义，这套主义百余年来都在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但事实上却正强力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然而，它小心地切开市场机制与政治民主的关联，也切开市场机制与普通民众借以影响财富积累的全国分配的渠道之间的关联。再一次，抗议不仅因贫困但更因繁荣而高涨，政治不满不仅随经济停滞但更伴随资本积累而增长。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贫穷、落后与停滞固然诱发了社会动荡，但经济增长与物质进步，在中国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以其在历史上出现的那种方式，一样引发社会动荡。这就是中国故事的另一面，即：国家繁荣、经济增长和物质现代化是如何引发抗议，乃至把中国推入社会动乱与政治革命的呢？这日益要求学界的关注和解释。国民经济成就与国民政治不满之间的这一悖论性关联，成了妨害中国现代化的世纪难题。问题的症结，并非如何选择经济增长策略的发展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平衡财富积累与社会正义的政治议题。研究显示，中国富强的政治条件与政治后果之间总存在着内在矛盾：在所有三轮历史周期中，经济繁荣始终以威权式改革为政治前提，而威权式繁荣却反过来加剧社会冲突。因此，中国现代化的瓶颈是政治的和制度的，而非物质的或发展的。
本文首先叙述这三轮始于改革、终于革命的现代化周期。对前两轮现代化，重点凸显那些被官方史学和传统记忆所忽略的经济成就，进而分析其在各自的具体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第三波现代化的经济成就已人所共知，因此重点讨论社会方面。然后，本文转向探讨百年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总体政治条件，并展示政治的视角如何比物质主义的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历史的百年轨迹。结论中，本文将就经济发展与其政治支撑的关系而简要阐述关乎历史记忆的主旨。
从不情愿的改革到辛亥革命：晚清的第一轮周期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败于大英帝国的“中央王国”从此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持续追求。7 在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在物质财富、军事实力和技术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这是一种痛苦而震撼人心的自我体认。按照标准的历史叙事，正是这一震撼促使这个国家奋力重获富强，并由此引发了一个世纪的革命与动荡。8
这一观点虽有其正确之处，却未能道尽个中曲折。最起码，它忽视了鸦片战争与辛亥革命之间长达七十年的时间跨度。七十年里，几代人过去了，许多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造反与改革更是重复出现。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类的暴力动乱，绝不仅是对国内的贫困和阶级压迫的反抗，它们有着强烈的宗教与民族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而后那些直接导向辛亥革命的动荡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条件下出现的，是政府主导的旨在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改革所促发的。换句话说，虽然贫困与压迫确曾引发晚清中国的社会危机，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现代化努力的最初进展和国民经济的相应改善并未能够疗治社会不稳。相反，这些进步和改善常常唤起进一步的政治不满，并最终孕育出革命的动力。在历史发展的这条奇特轨道上，正如20世纪头十年的各种事件所证明的，政府发起的改革经常扮演着一种矛盾的角色：它既推动了经济繁荣，也促发了政治抗议。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是晚清中国现代化追求的开端。这场运动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技术，但拒斥西方工业的精神和政治因素。9 经过满汉统治精英内部的激烈辩论之后，现代化运动伸展进入经济领域，洋务政治家们希望发展“官督商办企业”来扩大中国的经济基础。10 其中一些企业在航运、采矿等行业颇为成功，并使中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最初的“现代化”。不过，只有在满清统治的最后几年，当慈禧太后虽然很迟但却决定性地接受了变法思想之后，改革步伐才“非同寻常、出乎意料地”加快了。11 1898年，慈禧镇压了百日维新，牢牢树立了她在帝国内部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权威与权力。与此同时，她认识到，由于落后并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犯，她的帝国深陷来自外部的威胁。她是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学到这一课的，当时她被迫带着皇帝逃亡西安。从1902年1月慈禧返回北京到她1908年11月去世，清廷正式颁行“新政”，发布并贯彻了一系列鼓励工业、贸易和铁路发展的政策。在经济制度方面，晚清政府多方推动私人工商业的合法化，包括在1903年设立商部，起草并颁布“奖励公司章程”等。12
变法的大潮席卷朝廷。正如费正清所说，随着“现代”的到来，“1900年之后的中国天翻地覆”。13 当然，变化主要出现在经济领域。由此，商业发展了，最初的工业化也出现了。这些虽然不能让整个中国经济迅速“现代化”，但确实给中国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带来了繁荣和富裕。费正清进一步指出，这一时期的“增长在各主要省份最为强劲”，私人企业的成长壮大到了需要“在制度架构上表达出来”的程度。14 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也与日俱增。粗略估算，此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之高相当惊人。15 据研究20世纪早期中国的权威经济史家罗斯基（Thomas Rawski）估算，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与1897至1931年间的日本不相上下16，中国也因此“决定性地突破了经济演化的旧模式”。17 而人所共知，上述时期日本经济的表现可谓奇迹，其GNP在1900年为19亿日元，到1920年已高达110亿日元。18
中国这个时期的对外贸易也有迅猛增长。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显示，那种认为对外贸易及外国投资只会对中国有害的看法，这时已经站不住了。相反，外贸“不仅对条约口岸、而且对内地农村的产出增长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19 从189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由于国际参与日益深化，中国进出口开始快速增长。20 据海关总税务司的数据显示，有记载的贸易额（进口和净出口）的价值，从1880年代后期年均20万海关两，增加到一战期间年均超过100万海关两。21 到1900年，棉纺织品取代鸦片成为中国第一大宗进口商品，占到全部进口的40%。20世纪初中国的贸易结构也有了显著的多样化。出口方面，中国外销丝绸、茶叶、大豆制品和棉纺织工业产品。 22 1902—1914年，外国在华投资也翻了一倍。23
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展，社会冲突也在增长，而并非如当局所期盼的那样被驯顺。新建项目经常引发政府与当地社区的对立，对立的势头可以盖过官僚与商人的合作。尤其是被视为经济进步与繁荣之关键的铁路，其建设在许多地方都激起了社会骚动。24 族群冲突亦明显加剧；现代化开始唤醒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汉人的民族意识，相应增加了他们对满族统治者的不满。然而，在解决这些冲突上，晚清的政治制度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1900年代的慈禧新政涉及教育、军事和行政等多方面，包括在中央政府设立现代的部，在各省组建咨议局（1908年）、甚至计划在北京召开国会。25 虽然各省的咨议局鼓励了地方、社会与汉族的政治参与，但总体来说，变法的实施是“不情愿的、断断续续的、并前后矛盾的”。26
更重要的是，伴随上述新政举措的是“试图重新加强中央对各省的控制，并使权力集中于北京的一小群满族权贵之手的种种努力”；而且，新政的目的“是挽救而非摧毁这个王朝”。27 这便决定了新政在解决社会冲突时的无能。当经济现代化加剧社会不满时，帝国政权没有采取相应的、根本性的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来应对。其所进行的有限的政治改革，其实与深远的经济改革一样，旨在维持、甚至强化现存制度以保证满族精英垄断实际权力。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正是这一情形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改革增强了社会的力量，而强大了的社会力量却决心要终结满族的统治。新兴反对力量的核心，不仅有各省谘议局的商人、新军人物，还有各种秘密会社——后者既包含长期反抗“外来”满族的民族斗争因素，也反映了当时农民们的苦难现实。28 因此，孙中山革命势力的崛起和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简单地源于中国的经济落后与民众贫困，而是源于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初步成功所促发的种族冲突和社会动荡。让清帝国垮台的，也不只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带来的冲击；相反，这一冲击激发了改革，而改革甚至创造了繁荣，但是繁荣反过来激化了社会对政治束缚的怨愤。改革还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不满，并强化了反对派组织抗议的社会政治力量。简言之，改革和繁荣加深了危机，并为政治革命增加了动力。
从布尔乔亚繁荣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民国的第二轮周期
辛亥革命未能突破上述困局。中华民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上述循环：从经济进步，到社会冲突，再到革命——这一次是共产主义革命。当然，贫困依然是驱动农民革命的因素之一，但历史的真相又绝非如此简单、线性。日本入侵前的十年中，政府倡导的各项经济现代化政策相当成功，1930年代的繁荣也令人印象深刻。这段繁荣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认识之中被隐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党宣传有意突出中国在1949年前的落后。本节的重点是从西方学术著作中汲取经济数据，以纠正主流中国记录中对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叙事，从而揭示孕育社会冲突和政治革命的背景。
白吉尔第一个明确提出，南京十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她这样写道：“辛亥革命十年之后，即19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全面活跃起来，新一代的商人伴随工业生产和对工薪劳动阶层的剥削而诞生了”。29 这个故事显然有两面：一面是经济繁荣，另一面是阶级对立；两者携手发展而共同指向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
据白吉尔研究，这一“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见证了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化和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深度参与。30 一战后，中国产品涌入欧美市场，1919年上海口岸出口价值额比上一年增加幅度达30%。1917年以前，中国外贸总额增势平缓，但此后五年增长迅猛，从1918年的10.4亿两白银到1923年的16.7亿两，增幅达60%。白吉尔还指出，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结构日益多样化，且贸易逆差也在缩小。她由此认为，就外贸结构而言尽管中国仍显示了不发达经济体的特点，但 “已不再是一个依附经济体的贸易结构；毋宁说，它对应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31 “由于国内外两重市场的需求刺激，生产扩大了”。32 从1912到1920年，现代产业增长率达13.8%；此种快速增长步伐，只有到了1953至1957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才再次出现。33 毫无疑义，这段时间出现了经济繁荣，民国的“整个商圈”因此受惠。1914至1919年间，纱厂单位线球的平均利润增长70%，同期钱庄利润增长74%，重要企业的利润增长了20倍，有些甚至达到50倍；股息高达30-40%，有时甚至达到90%。34
向称谨慎的学者也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35 贺金思（Graham Hutchings）指出，这类经济成就“包括铁路、公路和电信的建设，还有学校和大学的创办或改革”。36 他认为：“政府日益强化的经济干预虽时有腐败，但造就了一批专业的管理精英。1928年收回关税自主权，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终结了外国对海关税收、盐政管理和邮局的控制。‘不平等条约’时代的终结尚需时日，但民国政府竭尽所能地在推动这一时刻早日到来。”37
即使对国民党政权持较强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也同意说“民国历史并不只是一段持有期，并非是经济的全面停滞和政治体系的崩溃。相反，现代都市因素的聚合增长为1949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38
经济史学家们对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各有差异，但都承认工业经济和对外贸易有迅猛发展。有研究者认为，1914/18至1931/36年间，工业部门整体比重从16.1%提高为18.9%，其中现代工业年均增长率达9%左右，其比重也从3.5%提高为7.5%。39 外贸在整个1920年代持续增长，至1931年，进口与净出口年度总值达到峰值，为324万两白银（1910年代仅为约100万两）。民国最初大约十五年左右的外贸指数，若以1913年为基数100，到1931年则为240.7，40 增加了近1.5倍。1920年代，外贸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达10-17%，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美国及世界其它重要独立经济体。41 1914至1931年间，外国在华投资翻了一番；至1931年累计投资额达32.43亿美元，占当年GDP的大约三分之一。42 可以说，无论按哪个指标，“直至1930年代，中国的贸易和硬通货净流入状况都在不断改善”。43
另有学者强调国内市场的扩大，指出一战后的十年“出现了工业雇佣的高潮”，“特别是在轻工业部门”。 44 还有研究显示，“黄金十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年均增速达8-9%，这一速度代表了民国大部分时期的发展节奏。45 一位对南京政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也估算说，1931至1936年间中国（满洲除外）工业年增长率达到6.7%。46 根据他的研究，南京十年期间全国发电量增加一倍，年均增速9.4%，棉布产出增长16.5%，银行存款增加15.9%。这些数据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1936年生产比1929年提高仅6%，）、美国和法国（两国1929—1936年生产甚至分别下降了12%和21%。）。47 他还观察到在抗日战争初期依然有工业高增长，1938至1943年间工业产出增加了近四倍。48
当然，中国经济在抗战的后期几年里受到了严重损害。但是，因加入美英盟国并参与战后国际政治重建，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高。1943年，英美两国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同意取消上海公共租界及其他特权。至此，除香港还在英国手中外，整个大陆“不平等条约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49 如一位史学家所言：“1943年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与蒋介石进行了会晤，这是首次中西高峰会。首脑们达成一致：日本战败后，满洲和台湾将归还中国。中国的国际新地位获得了确认，并重新拾起了失去已久的尊严”。50 随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获得了‘大国’（Great Power）待遇，并将在战后世界扮演重要角色；她成为国际社会中倍受尊重、且具有（几乎）完全主权的成员。这是自一个世纪之前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国门以来几代民族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目标”。51
伴随经济繁荣和国际贸易，城市化也在加速。“在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在日益深广的西方影响下，都市社会在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发展起来”。52 当时中国的现代化程度给外国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对当时情景的生动描述，会让今天的读者很容易联想起全球化之下的当代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呈现出各种现代与传统元素的独特结合，吸引众多西方人为之倾心。基本而言，西化的与传统的两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共存，前者是现代都市的产物，后者则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所秉持。中国的各大城市已是国际性都会：到访者可以很舒适地住在现代化的酒店里，使用抽水马桶、浴缸等现代设施，乘坐进口轿车旅行，使用随处设立的邮政局和电报局往家中寄信或发电报，和穿着洋装、说着（最流行的外语）英语的西化中国人往来，并与现代风格的企业和银行做生意”。53
不过，这只是一层薄薄的现代包装；在包装之下，是逐渐扩大的城乡差距、持续加深的沿海与内陆地区不平等、正在激化的阶级冲突、和不断扩展的社会积怨。193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凸显商业繁荣之下农民的极度贫困。54 更重要的是，虽名为“民国”，但就支持权贵、镇压抗议而言，政治制度的运作与晚清政权如出一辙。白吉尔敏锐地指出，“1930年代形成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和大清帝国末年的官僚资本主义极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与在清朝统治下一样，政府试图利用现代企业巩固其基础权威。在经济发展的名义下，高级官员们调动各种人力、物力资源来谋取私利”。55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繁荣绝不意味着全体国民的富裕。相反，它带来了深重的阶级剥削，穷人成为富人的猎物；“商人谋取了暴利，但他们几乎从不与雇员分享利润”。56 其结果，自然是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对此，许多著作在研究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时，都作过详细论述。57 但这些研究未能充分注意到的是：工人无产者，还有更重要的、支持了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贫苦农民，并非简单地困于贫穷；他们的贫穷是持续出现在国民经济繁荣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在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并非贫穷与落后，而是缺少社会正义的繁荣与威权式的现代化，推动而不是减缓了政治不满与社会革命。
物质成就伴生社会冲突：中国崛起向何方？
历史常常以惊人的方式重复自己。对于1930年代中国的描述，说它“呈现出各种现代与传统元素的独特结合，吸引众多西方人为之倾心”云云，只要稍作修改（譬如把“电报”换成“互联网”），即可恰如其分用来形容八十年之后的当代中国。在今天的这一轮循环中，中国的经济成就更为巨大，可是，与晚清及民国一样，现代化并未缓和、而是激化了社会怨愤。这样的经济成就对许多人来说是如此显著，以致这些经济成就的负面社会后果很少得到考察；这和此前那种强调社会不满、忽略经济繁荣的历史论调恰好形成对比。本文意欲扭转此种叙述，将着重展开社会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升温，社会不满也在不断积聚。58 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民众抗议，即官方术语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从1994年的1万余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余起，参加抗议的人数从73万增加到307万，年均增长12%，59 高于同期的国民经济增长率。随着1990年代的物质进步，社会矛盾如此快速、猛烈的加剧，使得中国当局在2003年提出所谓“和谐社会”的计划来平息不满。但奇怪的是，这项“新政”对减低社会不满的增加并无多大作用。抗议事件继续增加，从2004年全国有7.4万件增加至2005年的8.7万件，平均每天240起，涉及人数约500万。60 近几年中，抗议事件年均增长20%，涉及人数年增超过30%。民众抗议的爆发性形势与“社会和谐”的口号完全不符，让领导们极为难堪，以至政府于2005年后不再公布此类数字。但是，社会不满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事实却是无法掩盖的。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在一个威权国家，群众抗议是非常难以组织的，抗议的领导者乃至参与者都可能受到当局的严厉惩罚，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诉诸这类群体行动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不满要比上述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更加严重。社会不满也反映在其他许多方面，如日常反抗、上访、网络行动、以及近来出现的针对官员的个人暴力行为。61
上访是清楚地显示出社会不满加剧的一个例子。相关研究表明，1978至1982年间，由于毛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曾出现过一个上访高峰，这四年内全国法院系统接受来信来访共计83700起。对比之下，二十年后的1998至2002这四年间，这一数字增加至4224万起，是1978-1982高峰数值的近500倍。62 然而，法院系统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上访渠道；各级党和政府都有相应的信访部门，形成所谓信访系统。仅以位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局63为例，2000年接待上访人员数量比1999年增加超过40%，这年的数字已经将近1995年数字的三倍；2001年比2000年又增加将近40%。64 全国人大仅在2004年上半年也接待上访12220次，收到信件42498封，都是表达不满并要求解决问题的。65
有人可能认为，抗议和上访显示了民众相信政府可以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种观点可以为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心作出辩护，但无法解释上述发展趋势。除非人们承认，抗议的减少意味着政府治理的退化和民众信任的下降，否则，就不能说抗议增多显示了政府效率改善和公民信任的提高。当然，抗议与申诉增多，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空间有所扩大，但这种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治理的改善。且不论没有抗议意味着什么，但抗议的出现一定意味着严重的不满。也有人说，各种抗议有利于促进政府责任心，并预防社会不满扩大。但北京一家官方刊物的数字明确显示，只有0.2%的上访者通过信访系统解决了自己的问题。66 研究信访的专家们早已发现了信访系统的尴尬处境，那就是这一系统在帮助上访者解决问题上不起什么作用。67
本文并不认为中国正在走向另一场革命；尽管本文亦不否认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至少到目前为止，虽然社会抗议在增加，但政府的应对能力也在同步提高，首要表现为实行镇压的强制能力在提高，而政府的财政实力也在加强，可以有选择地以此安抚一些抗议者。可以说，无论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镇压社会不满，当今共产党政权都比晚清和国民政府做得更好。所有群体性事件都被成功地限制在地区范围内，没有扩大为全国骚乱。然而，抗议增加的势头并未停止或减缓，只是社会抗议与政府管控在同步发展，冲突的这样两个方面的规模与力度齐头并进，尚未有一方能压倒另一方。想要更好地理解上述这种政权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正是同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在最近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同时也是导致社会不满增长的制度原因。68 就此而言，改革时代的中国与晚清帝国、国民党的民国走的是同一条路，那就是经济现代化在制造社会不满。当然，历史环境改变了，当今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但根本趋势没有改变：全球化也是把双刃剑，它也在中国加剧了全球化的财富与地方化的贫困之间的冲突。69 正如一些资深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既支持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将这个国家拖入了日益严重的内部治理上的欠账。70 政治不满和社会抗议的上升，正是这种治理欠账的负面后果的必然产物。
历史周期、政治瓶颈与经济记忆及其缺失：讨论与总结
在上述三个历史时段，中国走的都是单一方面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结果总是物质财富与社会冲突的同步增长。一直以来，危机下的压力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初推手：在晚清，这是与西方列强遭遇中的无能；在民国，是军阀造成的物质落后；在共产党时代，则是文革所带来的经济灾难。经济贫困、物质停滞、工业与技术落后，始终困扰这个国家，并成为历次循环的启动器。但现代化的启动阶段都非革命，而是政府为重振国家“富强”所发起的改革：晚清有“自强”运动，民国有亲资产阶级的国家重建项目，后毛时代则采行了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紧随而来的是针对经济改革举措的政治争论，并由此引发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质疑。这类政治紧张然后可能爆发为危机，引发保守派领导人对激进政治改革者的镇压，结果便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流亡，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暴力清洗，和1989年对民主示威的天安门军事镇压。
对本文的分析而言，镇压之后的情况最富意味。在所有三个历史案例中，无一例外，镇压都没有（或仅仅是暂时地）减弱政权对经济现代化的追求，而是相反地加快了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和国际化努力。这些改革举措一般来说都成功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物质繁荣，尽管繁荣的程度依历史背景而有不同。但是，财富的增加却进一步刺激社会政治不满，这便构成困扰中国的世纪难题。在前两轮循环中，政治不满最终引发了革命；当下的第三轮循环，前景尚未可知。
中国历史在更早阶段上也不乏财富增长导致社会冲突的例子。比如说，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和孔飞力（Philip Kuhn）就曾讨论过18世纪的经济繁荣如何加剧了晚清的危机。71 他们还明确指出，中国在遭遇西方之后，传统王朝循环被现代化追求所取代。这也同样适用于本文所讨论的三波周期。在19世纪中期与西方列强遭遇之前，中国不存在要在国际竞争中赶超其它国家的压力，所以，传统帝国政府——至少晚清以前——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没有显著作用。所以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晚清以前的危机都是王朝危机，但在遭遇西方之后，就变成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和繁荣的危机。因此，本文所提出的经济成就导致政治抗议这一命题，是过去一百年新出现的特点。
芮玛丽（Mary Wright）曾说同治中兴是“功败垂成”，72 那么，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世纪困境，则可以说是“经济之功垂成，败于社会之灾”。本文的周期分析显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政治制度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追求经济现代化时表现出灵活性和甚至强大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同时拒斥任何促进社会正义的根本性政治制度改革。百年之中，中国从一个少数族群统治的王朝，进入资产阶级共和国，再变为共产主义及而后的修正的共产主义政权。尽管政治制度的变化翻天覆地，但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却一以贯之，即以官商同盟拥抱国际资本。学者们创造了许多词语来从概念上指称这一机制，如“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商业化”、“市场威权主义” 等等，但这些概念的核心要义都是一样的，即：政权垄断国家权力，向国内外商人提供经商特权，换取其政治支持和财政资助，以强化这个政权镇压任何对现有政治垄断的可能挑战的能力。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安排下，经济发展的代价是社会矛盾、阶级不平等扩大、以及政商阶层的权力滥用，最终结果必然是赢家通吃而输家迟早陷入绝望。财富的积累因此必然伴随政治腐败与两极分化，从而加剧社会不公、怨愤和骚动。这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一面是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一面是社会的不幸与灾难。
至此，本文要再次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瓶颈不在于缺乏成功的发展战略，而在政治制度。一百年前，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如严复等以国家富强为梦想，但回望长时段历史，这对中国来说其实相对容易。几代爱国人士所忧虑的物质贫困和经济停滞，并不是阻碍中国进步的难以克服的困难。仅仅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哪怕有着外敌入侵和内战频仍，中国仍然成就了数波经济繁荣。但是，中国迄今未能找到一条防止物质财富的增长加剧社会冲突的道路。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问题并非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本文并不打算全面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循环重复出现，但必须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整个民族缺乏历史意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事实粗暴无视。在晚清的精英们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的物质和技术优势之前，甚至在1979年共产党领导人决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之前，经济“从未在中国历史的剧本里占据舞台中心”。73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尽管经济赶超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叛乱、改革与革命，在民族记忆的建构中，贫困与动乱因此压倒性地掩盖了短命的经济繁荣。
更有甚者，就像共产党政权喜欢做的那样，历史教育总被政治操控来掩盖历史的一些因素而突出另一些因素，目的在于强化现政权的合法性。74 再说，过去的经济繁荣总是容易被忽视和抹煞，部分因为战争和叛乱的破坏，部分因为后来的成就更为耀眼。而且，突出前任的成就也不符合现政权的利益。强调资本主义过去的失败，凸显当今政权的成就，正合共产党统治者的需要。
为了对抗所谓“流行的现实”，一些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就在提醒我们要注意“进步的幻像”。75 汤因比的历史周期论未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形态，但接受他的建议，保持一种历史悲观主义的感悟，从而更加清醒地观察我们的过去，是很有助益的。76 秉持这一精神，本文试图展示历史周期这一概念的持久价值（至少在某些时代和地区），希望以此增加从宏观上审视历史变迁的能力，并通过政权之间、时代之间的比较找出历史变迁的范式。 77 只有借助这样的历史回望，才可能去重审乃至解决那些持续萦绕于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上的诸多问题。
注释：
1.原文为英文，写于2009年10月，见Guoguang Wu, “Protests Against Prosperity: The Recurring Chinese Dilemma of Economic Achievement Versus Political Discontent,” Modern China Studies 22, 2 (March 2015), pp. 47-72.
2.对中国近代史的概述，参阅Jack 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China from the 1800s to 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nd ed.
3.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4.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两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例见：Douglas S. Paauw, “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1928-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 2 (February 1957), 213-20;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 Marie-Claire Bergè,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持这种观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见: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持同样观点的著作，包括：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上海：青年书店，193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
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9.Ting-yee Kuo and Kwang-Ching Liu, “Self-Strengthening: 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91-542.
10.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2nd ed, p. 240.
11.Graham Hutchings, Modern China: A Guide to a Century of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
1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655-6。
13.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p. 141.
14.同上，p. 156。
15.Philip 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 1800-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2.
16.当然，日本大致在这一时期上升到了“Great Power”地位。对这一过程的概述，参见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17.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pp. 206-9.
18.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336-7.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09. 另见Kazushi Ohkawa and Henry Rosovsky,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Trend Acceler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p. 41.
20.同上，p. 43。
21.同上。
22.Albert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pp. 50-3.
23.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p. 45.
24.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政治后果的研究，见：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特别是第四章对铁路建设如何引发地方反抗的讨论。
25.Hutchings, Modern China, p. 4.
26.同上。
27.同上。
28.同上。
29.Marie-Claire Bergè,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37,”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45.
30.同上，p. 746.
31.同上，p. 747.
32.同上
33.同上，p. 748.
34.同上，p. 750.
35.Hutchings, Modern China, p. 8.
36.同上，p. 9.
37.同上。
38. Mank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Introduction,”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ary B. 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8-9.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关于中国的上访，请见下文。有关中国网络活动及其作为政治抗议的途径，例见Merle Goldman,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6. 关于最近针对政府官员个体的暴力行为的增加，参见Guoguang Wu, “China in 2009: Muddling through Crises,” Asian Survey 50, 1 (January/February 2010), pp. 25-39.
74.引自Albert Feuerwerker, “Economic Trends, 1912-49,” in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I, p. 127.
75.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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