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探讨美国基层选民对AIPAC之类的以色列游说势力的看法，从困惑质疑到围绕产生阴谋论，症状不一而足，那么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Dec 09, 2025
【编者按】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经常被简化成铁杆盟友或宗教情感，但这些说法忽视了两者关系背后复杂的历史结构、意识形态根源与对政治现状的考量。如今，随着美国财政压力不断加剧、国债飙升以及民意转向“美国优先”，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重新平衡定位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本文就此话题做些探讨，抛砖引玉。
讨论这个烫手山芋式的问题，也是因为笔者希望在反犹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之间，能找到理性探讨的角度，帮助理解当下蔓延成保守派内斗分裂的这场困境。
以色列游说力量与美国左翼政治势力之间的联系
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的核心政治力量，未必是平均分布在两党之间。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犹太裔精英社群及盟友，在美国主流媒体、学界、科研机构、金融业等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而他们的政治倾向更多偏向于民主党。
这在教育界表现得尤为明显。犹太裔多产知识圈的豪门人士，诺贝尔奖得主人数远超任何其他人群，但是对于推动美国高校左倾路线发展，尤其是近十多年的加速左倾上，却也脱离不了关系。与此同时，这些群体在二战之后对共产主义威胁认知不足，对社会主义多有朦胧好感。从主导开发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到哈佛前校长Larry Summers，都是典型代表。这对造成美国在全球战略地缘政治上的一系列错判，是有一定责任的。
华尔街的例子同样具有代表性。这两年被保守派熟知的Bill Ackman，以前一直是民主党的大金主，也长期低估中共的威胁，有典型的panda hugger症状。直到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以色列—加沙冲突爆发后，他才在2024年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转而公开支持共和党。这类政治立场转变本身，反映了以色列议题对于亲以的实力派大佬们，在美国党派政治站位上的决定性影响作用。
也就是说，以色列游说力量与美国左派的长期紧密盟友关系，对美国政治文化起着重要影响。
以色列自身有左倾传统，右翼崛起是近几十年的现象
回溯以色列的建国史，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上述情况。以色列早期的建国元老中，有相当部分来自苏联及周边的东欧国家，受到共产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著名的“以色列铁娘子”梅厄夫人等早期领导人，本身多是左派政治人物，国家社会经济制度也带有明显的工社主义特征。
这自然也造成同期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不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追随者。而由于犹太裔高产实力派精英，在发挥强大的社会建设贡献作用的同时，他们出来一大批领军人物。这个成功的过程，同时也是将左翼思潮在美国各行各业强势提升的过程。从美东北藤校为旗舰的教育、到华尔街代表的金融、再到硅谷领军的高科技，这一痕迹无处不体现。如果把左翼在美国的势力上升都归结于某一个族群的力量当然不客观，只是说，聪明的犹太左派非常善于把握人性的弱点，他们在做大民主党基本盘上，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
也必须承认，左在没有显露激进主义本色之前，对相当多的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尤其对于不信耶稣的群体，让他们找到了worship人自己的道德高地的正义感。但是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美国的自由根连着跟自己的基督教传统，而左翼思潮注定要不断挑战这一信仰根基。与此同时，仇恨美国的力量，也在抓住机会，炮制出来一套系统的反犹主义的叙事，包括投放大量的阴谋论，不断诱惑着美国保守派、基督徒，让本身已经错综复杂的问题更加盘根错节。
直到1990年代末，随着拉宾遇刺、内塔尼亚胡首次上台，以色列的右翼力量才逐渐崛起。然而，在数次权力交替之后，以色列内部的technocratic思维、专家治理结构和左翼理念仍然保持强势。疫情期间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推动全民接种疫苗，也体现出该国在治理理念上依旧保留着左派大政府传统。
这些历史背景，使以色列与美国民主党的天然亲近关系长期存在。直到近年，左翼思潮已经大踏步进入激进失控，随着“世界大同、国家体制没有好坏”这些平均主义思潮和以卡塔尔、沙特为代表的中东穆斯林资本渗透美国现象也在日益恶化，让民主党基本盘的反犹主义越演越烈。23-24年美国高校此起彼伏的反以色列抗议发展成反犹校园暴力，大水冲了龙王庙，才对这一联盟产生松动挑战。而川普这位美国政坛不循规蹈矩的人物的出现，也给这层关系带来新鲜的变化因素。
以色列对美国军事支持的依赖加深，而美国难以继续承担不断上升的成本
与建国初期相比，以色列如今对美国的军事援助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美国自身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国债已达38万亿美元，每年新增一万亿并且这个时长在不断缩短。人均债务超过十万美元，甚至包括每位新生儿，睁眼看世界的第一天就已经是负债十多万的婴儿。
更严峻的是，美国即将进入仅利息支出就超过整个国防预算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民意迅速转向美国优先，质疑美国为何必须承担其他国家的安全责任的声音，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草根政治力量。
一些细节也反映出以色列长期依赖美国资源的现象。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张平教授提到，内塔尼亚胡访美时会带多套需要干洗的西装，以便在白宫享受免费的外宾洗衣服务。虽是小事，却多少折射了以色列在对外关系中善于节制开支、精于利用资源的文化。
此外，美国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投入巨资研制专门用于摧毁伊朗核设施的钻地弹(MOP)，表明美国安全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将以色列的国防当成自己的要事来办。
然而，今天的以色列国民平均财富水平已经远高于美国人。在美国财政非常吃紧、民众收入增长停滞的背景下，如果美国继续大幅度承担以色列的安全成本，自然会引发国内基层选民的一些反弹。
America First: 盟友也需恢复应有的军事自主性
从America First的原则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的合理方向是：让盟友承担各自应尽的国防义务，而不是让美国无限制地充当安全提供者。
对具有高科技能力、强军事传统、经济富裕的以色列来说，这一逻辑更为适用。
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对长期外援与海外军事投入感到不满，认为本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成了优先照顾外国而不是美国本地民众。这种情绪构成了Trump领导的MAGA运动崛起的部分基础。
Trump尤其在其政治上升的早期，曾以清除外国势力对美国政治影响的姿态动员基层。然而，Trump 2.0到目前，并未显著减少海外军事承诺，或者说，在推动降低外援上至少是达不到基本盘期望的程度。尤其他在爱泼斯坦文档上180度的立场变化，操作规程缺乏政治智慧和手段，导致部分支持者认为其偏离了America First，从而产生反弹。他还因为该事件，而跟受不少保守派青睐的Massie和MTG闹翻，场面难看。
Massie是因为libertarian在财政鹰派上的传统，无差别反对对外军援。他是成功的“美国梦”，从中西部穷乡僻壤进入顶级名校MIT，创业成功，后来从政知名度也一路上升，代表了保守派对merit的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MTG则更有代表以前不关心政治，因为美国民生日趋艰难而开始关注的那类人。她以政治素人身份快速崛起，进入美国政坛核心，其金发碧眼加长相大众化的形象，也具有亲和力和象征性。围绕她的争议，比如有时传播阴谋论，其实也存在这是一种民众在对权威、主流集体失望的阶段，难以克服的现实。他们两位在国会的投票记录，“liberty指数”高达95-100%，跟他们内斗，不会给川普加分，对于26中期选举的影响，也将是负面的。
换句话说，基本盘并没有变，是川普自己政策执行上的摇摆引发了问题。这也是考验川普作为总统的雅量和灵活性协调力的时刻。
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重新定位已经是大势所趋
以上情况导致一个清晰趋势，美国未来不再可能以过去的模式大力支持以色列，包括任何其他盟国，而是必须推动他们重新提升军事自主性，减少对美国安全体系的依赖。
这既是美国财政现实所要求的，也是美国民意变化不可逆转的方向。
在这个新的格局中，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需从美国主要承担，转向更加对等务实的战略合作。保守派也需要抓住亲以色列势力右转的机会，理性结盟，而不是把他们再度推给民主党。但是这个操作不应该是以共和党选民无限牺牲自己的底线、去迎合精英们的诉求为代价，而是应该更多照顾基层的感受。
可惜，目前为止，川普总统还没有灵敏感觉到问题的根源，而是用抨击选民这种民主党犯过的致命错误，来应对。他的白宫幕僚长称，明年中期选举期间川普将在全美举行rally拉票。希望到时候他能快速改变现在与基层失联的状态，就像他在阿拉巴马rally被嘘之后，终于放弃了吹嘘Covid疫苗为政绩的口风。川普总统急需合理理解基本盘对于以色列lobby的困惑——当然这只是他需要应答基本盘的诸多问题之一，并采取相应姿态给MAGA选民重新热情追随他的理由。
简而言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笔者支持以色列；但是以色列跟美国之间，我当然支持America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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