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歌聲飄過山嶺，我們的歌聲飄過海洋。我們是身處在南海邊的島嶼上，我們的呼吸和祖國憂戚相關。祖國的苦難，我們要分擔，祖國的光榮，我們要分享。昨天我們歌唱團結，歌唱解放；今天我們歌唱民主，歌唱和平⋯⋯」一九四九年時，這首歌在左派團體內十分流行，在學友社的活動中，社友也十分喜歡唱這首歌。
創社初期，共有九十多名成員。我跟游順釗早已認識，我們稱他做「釗記」，他的四哥與阿強，是英華書院的同班好友，我們因而認識。我倆同在油麻地官立學校肄業，我比他高兩級，後來他也升讀皇仁書院。除了他，我還結交了不少新的朋友，如林苑梅、歐陽榮生、李作雄、馮以浤、陳維𡩋等。在學友社的成員中，基本上沒有明顯親共的左派學校學生。幹事會的籌組工作，由培正、培道、培英、嶺英、皇仁、拔萃男校、金文泰、聖約瑟、聖保羅男女校等的學生負責，參與第一屆幹事會的五個人，全來自英文書院：總幹事湛慧蘭，是聖保羅男女校的女同學；我出任副總幹事，就讀皇仁；專管財政的司庫，是遠東航空工程學校的俞臻；來自培英小學六年級的莫楚芳管生活；負責搞康樂活動；而來自金文泰的潘廣炎管聯誼，專門組織活動。
早期參加學友社的年輕人，家境都較富有，在外界眼中，這是一群「書院仔」。左派認為這些學生，都是接受西方殖民主義教育、沒有理想的落後分子。但事實上，他們不辭勞苦，全心投入社內活動，每次開會前，住在九龍區的社員，都提早回社，打掃清潔，連不是社址範圍的樓梯也打掃得乾乾淨淨，有時廁所淤塞了，也自行清理。
學友社的整體運作由幹事會分工，下設舞蹈班、歌詠班、語文班、籃球班、戲劇組，利用這些課外活動，吸引一般的學生參加。入社的手續並不繁複，只要有一名介紹人，經聯誼組通過，便可入社。釗記還常常在社裏「煲糖水」，順道邀請他的同學來參加學友社活動。每逢星期六開一次常會，每次會上，大家都會先合唱進步歌曲，然後以基層小組做骨幹，將所有活動分班、分組進行。釗記領導歌詠班，歐陽榮生負責舞蹈班，我教授語文班。後來，大家認為，若社友只局限參加一個班，彼此認識的機會不多，故在幹事會通過，容許社友參加不同的班，擴闊集體的文娛活動。五十年代，香港學校生活貧乏單調，學生都嚮往參加課外活動，希望有機會認識多些朋友。我們組成的舞蹈、歌詠和語文等活動，甚具吸引力，大受歡迎。我較喜歡唱歌和指揮，兼負責選歌，還常常要謄寫和油印歌曲。記憶中，選唱的歌曲有《黃河大合唱》、《敖包相會》、《讀書郎》，還有蘇聯的《祖國進行曲》、《喀秋莎》等。
舞蹈班是學友社的主要「業務」，集體舞、土風舞、交誼舞、探戈、華爾滋等諸多舞式，豈能難倒我們？除了週末下午的常會後的歌舞節目外，舉凡「歌舞晚會」，也很受同學歡迎，歐陽榮生跳舞了得，經常擔任領舞，帶領大家跳集體舞蹈。我們也同時安排點唱民歌和集體遊戲，釗記尤其喜歡介紹南斯拉夫民歌。社友總是樂而忘返、不願回家休息，以社為家。以上的這些組織架構，都是公開和表面的。在內部，其實還有另一套分工。
我們將社友分為六個小組，按年齡大小、所屬學校的類別，分配到這六個小組中。小組作用是加強思想教育，提高對祖國的認識。六個小組分別以「拖拉機」、「青苗」、「海燕」、「銀燕」等為組名。「拖拉機」組的成員，以官校學生為主，我與釗記、黃河清等皇仁書院的同學都同屬這一組。「青苗」組的成員年紀稍長。「海燕」和「銀燕」組都是年紀較小的社友，海燕組的社友住在港島，銀燕組的住九龍。銀燕組由我直接領導，五弟衛幹是這組的組長，葉炳枝任副組長，組員有葉容枝、譚富強等，號稱「神童組」，曾被大家選為「模範組」。這些小組名稱都有出處，例如拖拉機是源自前蘇聯著名電影《拖拉機手》。那時候流行以「拖拉機手」形容能帶動別人的先進青年；《海燕》是蘇聯作家高爾基的著名散文詩，被形容為「充滿無產階級戰鬥激情的頌歌」，文中的海燕，則象徵着「大智大勇的無產階級革命先驅者形象」；而「銀燕」是在朝鮮戰爭中，大出風頭的米格十五戰機的別稱。
談到神童組，令我想起這個組的兩個組員，一個是葉容枝，他的悲慘遭遇，我留在下文才敘述。另一個組員譚富強，他綽號「好蠢」，是調皮的釗記給他起的。那時釗記正在學習俄語。據他說，俄語「很」字的發音極像廣東話的「好蠢」。有一天，譚富強作了件很笨的事，旁邊的同學就問他：「釗記，好蠢，俄語怎麼說？」釗記只說俄語的「很」字，但忘了「笨」怎樣說，但大家沒發覺，還以為俄語真的就那麼像廣東話的「好蠢」差不多。這個小插曲，很能說明當時學友社那班年輕人，雖然在左派主持下，仍不失他們的活潑和天真。
各小組還有一個功能，就是為中共地下黨培養和吸納新成員，每個小組都另有負責人，發展組員，稱作「上線」發展「下線」，擴大在學生陣地的影響力。所以，在組織組員學習的過程中，要求頗高，必須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著作等等。學友社內部小組的討論氣氛濃厚。在成立之初，社友目睹耳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滿懷憧憬。
由於年少老成，又負責帶領社員學習，故我在學友社裏很受尊重。大家給我起個別號「cooker」，意為煮甚麼你就吃甚麼的，暗示我是幕後領導。一九五零至五一年間，雖然我仍在皇仁就讀，但已全身投入社內工作。課堂上的學科，如物理和數學，在初中已經學過，難不到我，於是我索性上課時、準備社內的事務，如會議議程、小組討論提綱等等，談不上專心學習。還好，我會考成績不俗，九科合格，中文科更取得優異。一九五一年，即轉讀葛量洪師範學院，翌年秋季畢業，任職教師，仍然廢寢忘餐地將業餘時間，放在學友社的工作上，以「社」為家。
一九五一年，我組織了「拖拉機」小組的十多名組員，到元朗新田一位姓文的社友家宿營一周，集體學習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本根據斯大林觀點撰寫蘇聯共產黨歷史的著作，後來證明是歪曲史實，是極左思潮的重要思想來源，但在當時，卻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這批來自官校的學生，在討論到國家何時收回香港的問題時，談到要為「解放」香港提前做好準備，以及在港開展反殖民主義的活動；甚至有人建議，應該提前收回香港。面對這班充滿理想的年輕人，我勸喻他們應積極學習，做好群眾工作，推廣愛國教育，在社內廣泛團結其他來自英文書院的同學、引領他們走上愛國之路，為國家將來接收香港，做好思想準備工作，這才是我們奮鬥的目標。我又認為，現在提出「解放」香港並不合時宜，至少要等十年，才有條件討論回歸問題。不過，我感覺眾社友不大認同我的看法，部分人表示，新中國已經成立了，不願意繼續留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生活，希望返回國内讀書，投身國家建設事業。我知道當時中共的想法，是要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對外的視窗和橋樑，經濟上也可以創匯。這些同學的想法，會被上級認為急進和不切實際，甚至覺得，他們可能會累及學友社的工作。當時，我的心態極為矛盾，一方面，要按上級的指示，説服這班社友，但事實上，我本人也渴望香港早日回歸，甚至跟廣州一位朋友和詩時，於其中一首《無題》七絕，表露了這個願望：「共泛激流不共舟，相思兩地競風流，紅旗插到爐峯日，慷慨同溫少小遊。」
類似的集體學習，學友社並不經常舉辦，因為思想教育的方式，要靈活多變，例如組織一起去看一齣愛國電影，然後由資深社友主持同學討論，透過分析戲中人物和情節，提升同學的思想水平。我們又認為，社友生活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家庭出身也留下不少烙印和影響，所以讓他們與基層密切接觸，產生共鳴，是十分重要的。譬如說，推薦他們看毛澤東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蘇區的講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鼓勵他們走群眾路線，關心群眾切身利益。為了讓社友認識社會的不公平，我們曾將家傳戶曉的民歌《鳳陽花鼓》曲調，另配新詞，諷刺時局，當中有幾句是這樣的：
咁樣嘅世界真係唔公道，
人哋著嘅係美國的原子布，
我哋著到爛到無得補，
人哋食飽就行街兼睇戲，
我哋食飽就做到索晒氣，
人哋住嘅係花園洋樓，
我哋喺街邊幾乎無得踎，
人哋餐餐就美國罐頭，
我哋餐餐白飯撈豉油。
⋯⋯
至於培育年輕社友成長方面，我們向他們介紹高爾基、魯迅等作家，以及蘇聯文學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作品，藉以學習書中主人翁的堅毅性格和獻身精神。回溯當年，在進行年輕學生「思想工作」時，我曾經批評過一位擔任組長的小伙子，指他過早談戀愛，是小資產階級情調，那位女孩的思想水平又不高，不是革命黨人的對象，不配做他的初戀情人。這種生硬的批評，固然不能令人心服，我又再批評那個年輕人是郁達夫式的青年，在搞個人主義和英雄崇拜。
一九五五、五六年，學友社劇藝組連續兩年、參加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的第一屆和第二屆的戲劇展覽，很受歡迎和得到好評。一九五五年的劇目，是四幕古裝劇《林冲夜奔》，由有舞台演出經驗的張懷飾演林冲，歐陽榮生演高衙內，吳嘉淞演花和尚魯智深。一九五六年參展的劇目是五幕歷史古裝劇《高漸離刺秦王》。這兩齣戲的舞台設計都是由胡國雄主理。這回，我們更投入，一方面認真排演，研究劇本，一方面分工合作，例如油印劇本，發動全體社友一齊出動宣傳、賣票。我還記得、舞台上懸掛的劇目橫額，是我書寫的。該劇導演談浩文是從外邊請來的。劇中，張懷飾演高漸離，譚敬堂演秦始皇，陳維𡩋演秦二世胡亥，主題曲本是歌詠班的游順釗唱的，他突然喉嚨沙啞，這首「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主題曲，就改由我頂唱。
學友社選擇《高漸離刺秦王》參展，亦配合了社內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該劇是以郭沫若在一九四二年寫的歷史劇本為藍本，主題是歌頌義士高漸離，為刺暴君秦王不惜犧牲個人性命的英雄氣概，宣揚「除掉暴君」的思想。這在當年有強烈的歷史諷喻味道。郭沫若曾講過，他是用秦始皇來影射蔣介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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