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 RFA 20230816
美國《外交事務》雜誌8月4日刊文《不可預測的獨裁者--為甚麼預測威權侵略如此困難》（The Unpredictable Dictators，Why It's So Hard to Forecast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讀後頗有感想。文章由哥倫比亞大學兩位學者Keren Yarhi-Milo and Laura Resnick Samotin撰寫，文中一些觀點和我最近思考的一些問題，有不少重合。
文章開篇指出，拜登政府去年二月初屢次發出警告，指俄羅斯會攻擊烏克蘭，還擺出大量證據表明莫斯科軍隊正在烏克蘭邊境集結，但法國、德國都不相信普京會發動襲擊，就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認為這種說法只是製造恐慌。文章說，這不是官員們第一次錯誤地忽視一個國家將襲擊其鄰國的警告。1973年，以色列決策者否認了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計劃襲擊西奈半島的報道，理由是他的空軍無法深入敵後；1979年，美國總統卡特不相信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可能會入侵越南的警告；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美國一直堅信薩達姆·侯賽因總統不會發動襲擊。後來事實證明，他們都錯了。
兩位作者認為，官員們未能預見到上述不幸事件是有原因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師通常使用「理性行為者模型」來做出預測，該模型認為，政策制定者會在仔細搜索所有可用信息並權衡不同行動的成本後，確定既定目標，然後採取理性行動。但人們很容易犯錯誤，因此這個模型在預測政府將做甚麼時用途有限。特別是在預測獨裁者的行為方面，它做得尤其糟糕，獨裁者可以在不受國內阻力的情況下追求不合邏輯的想法。這兩位作者的這一見解對於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思考如何對抗對手，具有重要意義。
獨裁者的行為很難預測，同樣適用於獨裁者習近平行為的難以預測性，用「理性行為者模型」來預測習會做甚麼不會做甚麼，很難成功。我認為，主要原因有這樣幾個：
第一，習近平在作決策前不會仔細搜索「所有可用信息」。他周圍都是他親手提拔的Yes-men，Yes-men只會說習想聽的話，做習希望他們做的事兒。他們不會披露對習不好的消息。習近平的「東升西降」很有可能就是產生於信息不完整造成的幻覺上。這一點習和普京十分相似。普京入侵烏克蘭，只有少數高級官員知道他的計劃，而且他們都和普京一樣對俄羅斯獲勝的機會抱有同樣的信念。普京和他的將軍們對快速獲勝如此充滿信心，以至於當他們入侵時，士兵們被告知收拾好制服，以便在基輔舉行勝利遊行。
第二，中共體制對習近平獨裁的制衡非常有限，幾乎沒有。習近平的固執與專斷，和毛澤東相比，有得一拼，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習大權獨攬時，中共體制即已失去對他的約束力。《紐約時報》2018年3月刊文評價習取消任期制時說，如今讓習近平變得更強大的東西，可能會在未來讓中國共產黨變得弱小。這幾年實際上變得弱小的中共，顯然已經無法有效地約束為所欲為的習近平。由於習為所欲為，不按常理出牌，因此和習近平打交道，一切都變得不確定。兩位作者告誡說，專家們必須記住，在與獨裁者打交道時，沒有確定性可言，獨裁者領導人並不總是受到冷靜的理性主義的指導。
第三，習近平有不同於理性思維者的成本收益計算。理性行為者要全面衡量成本和收益，如果成本遠大於收益，決策者可能會放棄預定的行動。但習近平只算一筆賬：是不是對他的政權鞏固有利，只要有利，不管收益多小，成本多高，他都會做。比如，習近平摧毀東方之珠香港，殘酷打壓中國民企，都是理性思維難以理解的自傷自毀自殺等高成本行為，但習近平就是做了，使得香港的自由與繁榮去而不返，中國民企至今難以喘過氣來，中國經濟下行的趨勢難以改變。可是習堅信他做出的決策是正確的，對共產黨的統治其實是對他個人的統治有利。而理性思維者會認為，這些都是不合邏輯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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