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來，中國經濟的困境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儘管來自不同角度和背景的報道和評論都佔據了重要的版面，但真正有深度的文字並不多。為甚麼會這樣呢？一方面，是大家都意識到了長達四十年的中國「經濟奇跡」終結，畢竟是一個大事件，而我們正處在見證這個歷史事件的重大時刻。在這個時刻，媒體不能不說點甚麼，但其實又很難說出有份量的東西，不是無關痛癢，就是大而空。
無關痛癢的代表作，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專欄上發表的評論，題目是「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可怕？」基本意思就是中國經濟危機傷害不了美國經濟。讀者容易想到的是，既然如此，拜登為甚麼要說中國是「定時炸彈」呢？我相信克魯格曼的答覆一定是經濟學家常用的邏輯，那就是「假定其他因素不變」，結論成立。問題是，在這樣一個重大的轉折時刻，這種議論有多少意義呢？大而空的代表是《華爾街日報》的一篇綜合報道，「中國40年的經濟繁榮已經結束，接下來會發生甚麼？」 文章以權威的姿態，羅列了中國經濟病入膏肓的基本症狀，強化了這樣一個大家都已經做出的判斷，那就是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已經失靈，然後，文章像讀者一樣，提出了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這兩種議論，其實都迴避了一個當下許多讀者更為關心的問題，那就是人口和經濟規模如此龐大的中國，以災難的方式結束了長達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對世界意味著甚麼？拜登的政治直覺是對的，這將是一場全球性的災難，因為誰也不可能「一切照舊」地做生意、過日子了。
那麼，中國經濟的這場災難，將如何改變世界呢？我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正如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會有全球效應一樣，由這種增長模式帶來的各種嚴重的負面後果，也會產生很大的全球效應，關鍵就是中國人引以為傲的「超大規模」產生的效應。比如說，以中國的超大規模，支持了四十年高速增長的一個基本體制，就是沿海和大城市高度依賴外地勞工，從而造成一種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嚴重不足且無法問責的體制。雖然發達國家在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也有類似問題，但其規模和複雜性完全不可比，由此帶來的嚴重的社會治理和道德難題究竟如何解？中國的權力和知識精英並沒有系統的研考，更沒有可行的方案。多年來一種自欺欺人的理論就是，只要能保增長，不斷把餅做大，就不愁車到山前沒有路。
而事實是，習近平當權十年，中國不但沒有找到出路，反而把經濟搞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這個困境，全世界現在都看到了。有人寄希望於柳暗花明又一村：這麼大的世界，這麼多的中國人，還愁沒人給面子和活路？這是習近平的支持者們為自己辯護最理直氣壯的邏輯，而正是這樣種面對世界的態度，主導了中國主流精英，也主導了龐大底層民眾的思維和行為。近日北京當局拿日本核電站排水問題大做文章，各地鬧劇連連、醜態百出。倘若這場經濟災難也無法讓中國人清醒，中國問題自然會演變成世界問題。當世界不得不像百年前庚子拳亂時那樣，深度捲入解決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深層問題時，中國的經濟災難也就必然會改變世界，原因還是那個「超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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