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水衝了龍王廟」，今夏居然應驗在中國的兩件事上：一是故宮進水，二是淹涿州保雄安，而我幾乎年年夏天要說洪水，也有點說煩了，此刻忽然生出一個新意象：中共治水失敗，乃是它執政失敗的一個側面，可是中国洪水滔天、瘟疫肆虐，從未成為变天前兆，每次卻是民為魚鱉而已，而對三峡大坝安全隐患的追责，包括1975年河南驻马店板桥水库垮坝，乃「全球科技災害第一名」的追責，這兩項人禍的放任，皆印證中共集權制度反而是大洪水中屹立不倒的一座大壩（中共也是從蘇聯引進「治水高壩」技術），更加形象地印證中國是一個標準的治水社會，而治水必須高度集中，也是兩千年前暴秦「大一統」的理由，這種巧合，竟然跟十五英寸降水線與長城重疊一樣神奇。】
《屠龍年代》引子：垮壩
【20200722 按：当下中国洪水滔天、瘟疫肆虐，是否变天前兆？光传媒今早播出黄观鸿、陈光诚对谈节目“当前中国水灾、三峡大坝安全隐患以及如何追责”，https://youtu.be/-FXuQwLka3I，谈及1975年驻马店板桥水库垮坝，此「全球科技災害第一名」（或稱「人為技術錯誤造成的災害」），恰是我在《屠龙年代》中写到的一幕，七五年至今已四十五年，中国还在洪水之中，南中国尽为泽国，人民还是分分钟“或为鱼鳖”。借此再贴『垮坝』一节，省得遗忘。贴图所示，京广铁路也被冲毁。】
滿街飄蕩的烙餅香味兒，也把一九七五年夏天，烙進我的記憶裡。在河南省會鄭州的大街小巷，人們搭起無數臨時爐灶趕製烙餅，一種救災的全民式動員。七五年尚在文革中，毛澤東又啟用了鄧小平，騷亂將將止息，政府的功能在復甦中。我是省報（《河南日报》）一個跑農村的小記者，從豫北（河南简称豫）清涼的太行山區趕回來談稿子，一進編輯部便聽說南邊有兩座大水庫垮壩了。
省城裡說垮壩，都如談虎色變，說從水庫裡蛟龍般逸出十來米高一個直立如壁的水頭，一路橫掃而去，把京廣鐵路都擰成了麻花；莊戶人都在夢鄉裡淹進澤國。鳳凰網副總裁喬海燕，當年正身處洪河上游「石漫灘水庫」十幾米遠，三十五年後他回憶道：
從水庫裡泄下的洪水，簡直是一頭暴怒的猛獸！四億立方米的水在兩三個鐘頭內全部泄盡，那種驚人的衝擊力和毀滅性，絕非人間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激流先是朝北，順著往下游衝撞，浪頭有十幾米高，一路奔騰咆哮，肆無忌憚的撕裂、吞沒著一切。沖到距舞陽縣不遠的一處高地，旋即掉頭向東，留下一個湍急的漩渦掃蕩四周。掉頭的大水繼續向東狂奔，一直沖到京廣鐵路，與板橋水庫決口的洪水匯合，形成汪洋。幾個老百姓對我形容垮壩那一刻，「像天塌了一樣！」「從來沒有聽過那聲響，大，嚇死了人，滿世界的轟響，響著響著，轟！一聲，啥都不知道了，等你醒過來，在樹窠杈上擔著呢。」
當時有六萬人攀在樹上，堪稱世界奇觀。32個縣、347個公社、1800多萬畝耕地，全在汪洋之中；二百萬人困在壩上、堤上、房上、樹上、筏上……。中央慰問團團長紀登奎（文革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乘一架米—8直升機飛臨災區上空，隨行「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從空中描述：
俯瞰遼闊的豫中平原，往日一片綠油油的莊稼不見了，而今是一片白茫茫，猶如汪洋大海，一眼看不到邊。舞陽、西平、遂平、上蔡、平興、汝南等大部分縣城都已經泡在水中，高大的煙囪大半截露在水面上，地勢較高的地方和沒被完全淹沒的房頂上站著許多人……，村莊的房屋和田野的莊稼幾乎全部被洪水淹沒了，偶爾看到一些大樹枝頭還露在水面上……。（张广友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 2003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相當於一顆小型原子彈
這就猶如一場長江洪峰氾濫到了人口稠密的豫南。汝河上游也垮掉的「板橋水庫」，庫容是五億立方米，潰壩流量達到78200立方米／秒。二十多年後，據水利學家王維洛計算，這流量超過了長江宜昌站實際測到的歷史最大洪水量。另據倖存者憶述，夜幕裡天上一道閃電，一串炸雷，暴漲的水庫陡然萎癟，幾億方庫水滾滾下泄，有一個聲音喊道：「出蛟了！」
那一次豫南垮壩，同時垮掉的共有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庫。紀登奎說：「兩個大型水庫和那麼多的中小型水庫垮壩，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相當於一顆小型原子彈！」在國際上，這事件被統稱為「板橋水庫潰壩事件」，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庫垮壩慘案，更是所謂「全球科技災害第一名」（或稱「人為技術錯誤造成的災害」）。1984年冬的印度博帕爾化工廠泄毒事件和1986年春的蘇聯車諾比核電站爆炸事件，則分別名列第二、第三。大自然與天文氣象導致的洪水威脅，在中國其實是超過六十年安瀾的（？），荒唐卻是「人定勝天」建造的水壩水庫之失控而釀成「人造洪水」，更荒唐還在於中國制度無問責機制，無論死掉多少老百姓都是白死，而且是在閉關鎖國中庾死。
張廣友回憶，當時紀登奎就明令：「中央領導已經決定這次水災不作公開報導，不發消息，特別是災情不僅不作公開報導，而且還要保密。」文革後紀登奎又解釋過一次：「不叫公開報導是怕產生副作用，影響穩定；那個時候正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重病期間，不讓公開報導，也是怕他們受刺激，內部報導也只能選擇極少量給他們看，這種內部報導不會給他們看的……。」
究竟死了多少人？水利部至今謊稱「不超過一萬人」；但是一批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們揭露，「七五八」豫南垮壩，奪命２３萬人，等於另一次唐山大地震——一年後的幽燕陸沉，蒼龍死去（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地震，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去世）乃是驚天動地的，可憐此前中原洪水滔滔，竟被遺忘得無影無蹤。我仍依稀記得，甚至大水過後人們熱衷傳播的一個小道消息，說是鄧小平由紀登奎陪同，坐直升機親臨災區上空，俯視豫南一片澤國，難過得掉眼淚。哪曉得紀登奎的長子紀坡民在2011年爆料的真相卻是如此：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急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報告險情。紀登奎立即趕往副總理李先念辦公室，他們決定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彙報，請求具體指示，因為鄧小平當時除了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外，還擔任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利和能力調集各兵種參與搶險工作，而無需驚動毛澤東和周恩來。
8月7日22時45分左右，李先念給鄧小平家裡打電話。鄧榕接到電話後說鄧小平不舒服，已經入睡。李先念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鄧小平。但鄧榕堅持說鄧小平已經入睡，身體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
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了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里（时任铁道部长）家打麻將，一直打到8日清晨5點左右。
中國老百姓的政治想像力，實在是貧乏得可憐，尤其是關於政治強人的心腸。人們至今也沒有發現，「七五八」豫南垮壩，對日後震動世界的「鄧小平時代」具有某種反諷的象徵性含義——鄧小平的執政，自始至終都頭上頂著一盆水，那盆水猶如達摩克利斯劍，它的傾覆乃是須臾間事。這是後毛時代中國政治永遠的宿命。「垮壩」的概念便從水利學延伸到政治學——以此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政治近二十年來的最高原則是「穩定」。
歷史的詭異又在，「豫南垮壩」雖不像「唐山地震」成為毛時代坍塌的神秘預兆，卻開啟了另一種「洪水恐怖」的水利大事功。當代中國的水利工程，從始至終都是一種政治決策，神州遍野深受其害，禍殃子孫萬代。豫南屬於淮河流域，那裡的一次垮壩，驚動比鄰的黃河流域，再次掀起「江河治理狂熱」，一路挺進到「高峽出平湖」的長江三峽大壩，也洞開了「南水北調」、開發大西北乃至青藏高原的野心，捲起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未曾有過的一股好大喜功——原來，「資源高消耗型」發展的「中國模式」，都可以追溯到「七五八」垮壩。
中國果真是一個「治水社會」
人們回憶，大水退去後，人畜屍體在烈日下蒸騰著腐臭，漯河至信陽的公路兩旁，沿途大樹的樹枝皆彎垂著，趴滿了黑壓壓的蒼蠅。僅打撈出來的屍體就有十萬具。堆積如山的屍體在腐爛，竟騰起一層可怕的「屍霧」，籠罩災區。中原這幅地獄景象，無論當時有多麼慘烈，卻注定被歲月淹沒，沒能產生驚醒的教訓。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催發了又一輪「江河治理狂熱」，黃河長江的治水大事功紛紛上馬；再到兩千年「經濟起飛」後，便要將中國的河流條條蓋座水壩（全國計有八萬多座大壩），直欲建壩到西藏雅魯藏布大峽谷上那個著名的「大拐彎」（落差2200米，在此筑坝对青藏高原生态是毁灭性的）；據說那裡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發電潛能之處。
豫南垮壩，原本就是五○年代那一輪「江河治理狂熱」的惡果。「七五八」垮壩那年，就有專家向紀登奎彙報：垮掉的這兩座壩，都是「大躍進」的劣質產物。淮河治理源於「新四軍」時期，因為那裡有一個學水利的女學生錢正英（主政水利部达四十五年）；五○年代起，共產黨從蘇聯引進「水庫大壩」治河模式，最早拿淮河開刀，也是由她指揮，一口氣在淮河上建造了九座大型水庫（包括石漫灘和板橋），和無數中小型水庫；還稱此為「滿天星」、「葡萄串」。這種狂熱，又是因為修水庫的半軍事化組織形式，直接產生了「人民公社」，深受毛澤東的讚賞。然而水庫節節攔水，阻礙自然水流和河流自淨能力，把個淮河徹底治死（「腸梗阻」）。這位水利部長在全國修建的八萬多座水庫大壩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病庫危壩」，就像埋藏在中國的一大批定時炸彈。
七五年夏太平洋三號颱風在淮河流域豫南形成暴雨中心，三天的降雨量超過1600毫米，各大水庫紛紛蓄水以備抗旱，及至發現洩洪閘打不開，已為時晚矣。這個細節，反映了共產黨的水利事功，早期只是一種「澆灌農業」。錢鋼（《唐山大地震》作者）的〈文革時期河南駐馬店水庫垮壩大慘劇〉一文提到，五八年「大躍進」期間，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到河南視察，便歸納出「以蓄為主，以小型為主，以社隊自辦為主」的水庫方針。水利專家陳惺當時就反對，指出平原修壩重蓄輕排，使地表積水過多，會造成澇災，也令土地鹼化。然而，當「澆灌農業」終於「現代化」到了「控制洪水」、「向江河要電」這一步，中國的環境就更加遭殃了，這才是黃河長江上那些大壩的真實含義。
中國人今天開始追問五九至六〇年的「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也開始反思毛澤東的「大躍進」決策，包括「放衛星」、大食堂、反右傾、高徵購等等。但是很少有人追問「江河治理狂熱」的惡果。實際上，毛澤東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想像力「趕英超美」，乃是他最土最「封建」、也最「適合國情」的地方，其中尤以大興水利事功最為「亞細亞」。
馬克思概括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不過是他讀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古代社會》時獲得的一點靈感而已。他有一位同為猶太裔的德國晚輩卡爾．魏特夫（Karl．Wittfogel），極度發揮此說，提出整套「治水社會」理論，一度影響巨大，甚至被人認為超越了他的兩位理論前輩馬克思和韋伯。魏特夫將中國作為一個典範，納入這個體系，九○年代在中國也曾引起爭論。我在海外孤陋寡聞，偶然見到黃仁宇教授〈五百年無此奇遇〉一文介紹此說，他雖不敢恭維，但還是引「齊桓公葵丘會盟」、秦始皇「決通防川」，替魏氏補證，肯定「中國的中央集權確與防洪有關」。我則覺得若補上四九後的「江河治理狂熱」，魏氏「治水社會」之說就有了更堅強的支撐。五○年代西方曾頗驚異毛澤東解決了中國四億人的「吃飯問題」，這跟大修水庫搞灌溉分不開，只是他們不曉得毛澤東搞過了火，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楊繼繩數字）（《墓碑》）。
國內學界人士似乎不贊成「水利社會」這個概念。但是，如果仔細研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巨大的怪物，就會發現它們的端倪，都出現在「興修水庫」的運動中。香港歷史學家馮客（Frank．Dikotter）考證：「『大躍進』這個詞，首次出現在1957年底興修水庫的群眾運動中。……在1957年10月，約有三千萬人被徵募。到了一月份，中國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挖地。當年年底，超過五億八千萬立方米的岩石和土壤搬了家。」楊繼繩考證「人民公社」的起源也發現：
人民公社還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覺行動，而是按中央的意願，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它起源於中央領導集團的共產主義情結，也起源於極權制度的需要。不過，它的興起卻借助了全民大辦水利的契機。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號召和推動下，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都在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這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要求在大面積的土地上統一規劃，修建長達十幾公里甚至更長的灌溉渠系。這種較大工程需要大量勞力和資金，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這種事，只能通過調整農業合作社的規模甚至調整行政區劃來解決問題。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改變農村基層結構的思想。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易興大事功也易生大災難，應是「治水社會」衍生的一個特徵，未知魏特夫窺見及此。我倒是從美國生物學家賈德戴蒙著《崩潰》一書中，看到非常貼近的描述；他分析道：中國海岸線平直，無大型半島，主要河流由西向東、平行排列，利於「大一統」，因此早在西元前221年，核心疆域的統一局面就壓倒分裂，這也使得統治者可以在廣大的疆域內，隨意改弦更張，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須臾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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