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權力核心外圍的一些建制派人物，近日紛紛公開表達憂慮，他們深恐《國安法》治港下，政治整肅繼續蔓延，由針對「硬對抗」擴大至仿似無處不在的「軟對抗」，但由此營造的緊張氣氛，將不利社會團結，也有礙香港復常。
他們的批評有兩點切中時弊。一是香港「由亂入治」還是「由亂入亂」，其實說不清，因為真的「由亂入治」，當權者應該一切都滿有把握。香港若非仍處於亂局，中央領導人又怎會說「亂的根源尚未根除」、「時刻警惕街頭暴力捲土重來」等等，而特區官員亦一再明言，有人通過「軟對抗」行為和言論「激化社會大眾」，可見在他們眼中，國安問題仍須努力。經濟方面，疫情過後，增長動力嚴重不足，總產值至今未重返疫前水平，但第二季又再出現經濟倒退，若未來兩季未見改善，香港將再次面對衰退，唯一未確定的只是衰退加通縮，還是衰退加滯脹。講了一段時間的「由治及興」，若非無能為力，起碼依然是遙不可及。
第二點更重要。國安執法行動頻頻，而且高調行事，如今更考慮擴大打擊面，以對付無法清楚界定的「軟對抗」。進一步的擴大，除了象徵社會仍不穩定，生活環境欠祥和，更代表政治緊箍咒將沒完沒了，《港區國安法》之後，又來《基本法》第23條立法，到時管制會比現時多，在去留之間猶疑的香港人將會多一個理由溜走，外資也不願回來，經濟發展又多了塊絆腳石。
其實香港「由亂及治」，歷史上早已有之，北京要打破眼前的僵局，大可借鑑六七年暴動後港英政府的經驗。當年港英成功「由亂及治」，除了打擊左派暴徒深得民心之外，更依循一套管治策略。首先是人事調動，以宣示建設年代的開始。六七年鎮壓暴動的主力人物四人之中，除港督戴麟趾，還有防衛司姫達、華民政務司何禮文和輔政司祈濟時。平亂後，除了姫達，其他三人都於幾年內紛紛引退，姬達則轉至貿易發展局丶工商署任職，五年後才返回政府總部，其後再出任廉政專員。這樣的人事部署一舉兩得，因為他們讓出高位，新任港督麥理浩便可挑選自己的班底，推行新政，同時避免招惹本港左派對鎮壓者的反感，以助修復社會裂痕。
第二是提升香港的發展水平，從而拉近同鄰近地區的距離，建立香港人獨特的身份認同。在超過十年的港督任期中，麥理浩除了維持一個自由的營商環境，保持經濟增長之外，重中之重是建立廉政公署，革除官僚貪污舞弊的不正之風，贏取市民的信任。
與此同時，政府不斷增加公共服務，例如十年建屋計劃、免費教育由六年增至九年丶興建地下鐵路、加強勞工權益保障丶增加社會福利、成立消費者委員會、提升康樂文化設施、發展新市鎮等等，除了多方面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提高市民的知識和能力，也設立渠道讓市民申訴以討回公道（如舉報貪污、勞資審裁署、消費者投訴）。
六七暴動之後，嚴苛惡法如煽動罪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亦備而不用，香港又回復一個自由之都。港英政府間中也有鎭壓公民活動，但並不多見。大部分日子，都讓不同政見通過不同渠道互相交集，或者互不存在。在不同的角落，有人宣傳「四人幫」的無產階級專政，有人闡述三民主義和反攻大陸，有人主張香港獨立，也有雜誌散播無政府主義思潮，或者大談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甚至第四國際負責人香港也可找到，但這一切不礙香港的繁榮安定，反而兼容並包，逐漸成為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再看眼前，新法律鍊成新香港，言論自由的香港已經一去不返。《國安法》下，政治反對派被消音，發表政治異議的媒體被瓦解，工會被迫解散，甚至公民組織上街請願也困難重重，非常態變了常態，香港可以怎樣復常？社會發展方面，不要說公共房屋計劃丶醫療保險融資丶退休保障等等，至今仍無突破，甚至強積金對沖長期服務金也搞得拖泥帶水，香港人如何安身立命，更不要說引以自豪。
身份認同上，一國大兩制小之下，香港逐漸成為大灣區的一個城市，又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超越鄰近地方，或樹立獨特之處，追尋自己與別不同的身份？最後，鐵腕酷吏完成任務不但未見引退，反而官升一級，又如何令人感到香港正重回經濟發展丶追求社會復和及政治溝通的舊常態？
明白麥理浩年代和當今之別，自然也明白香港和復常的距離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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