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呜！国士接踵远行！
昨天又从好友吴敏处闻噩耗，2023年3月12日零时20分，杜光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5岁。
我们和杜光先生相识于2002年，介绍人是郑海天先生。郑、杜两先生是党校的右派难友。我们和郑先生是经常来往的邻居。一天，郑先生给了我们一篇十万言铅印长文，题为《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作者杜光。我们读后，感到颇有份量。于是向李锐老推荐。李锐看后，十分兴奋，又要了九份，作为他建言的附件，直送中枢。从此，李锐和杜光成为知交。
杜光对马、恩、列、斯的著作十分熟悉，六经注我，成为行文习惯。丁东却不揣冒昧，向杜光先生建议，讨论中国的现实，与其引经据典，不如用当代语言，有话直说，或许为一般读者喜见乐闻，更能为青年一代所接受。杜光先生比我们年长20多岁，立马接受了建议，调整了自己行文的语境。十年后，他设宴邀请朋友，邀丁东参加，当面感谢这个建议。晚年的杜光先生，与时俱进，文思泉涌，先开博客，又尝试微博、微信，经常对国内外时事热点发表评论，兼写人生回忆和理论研讨。他长短文章超过千篇，共计数百万字，直言谠论，受到老中青几代读者的欢迎。《炎黄春秋》邀请他出任编委，多次发表他的力作。2016年，杂志突被易手，他连写数文，仗义执言，作狮子吼。我作为老炎黄编辑部成员，十分感动。
2008年，我们还曾对杜光先生进行口述采访。12月16日，他来到郑海天先生家中，用半天时间，向我们夫妇和鲁利玲，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重点是1980年代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的往事。
杜光先生是浙江人，生于1928年，原名林道茂。他1946年考上北京大学先修班，1947年入史学系。1948年8月底，因参加学生运动，离开北大。为了躲避国民党检查，把学生证的名字改为杜国光，后来觉得"国"字写起来很麻烦，就改成杜光，这个名字用到终生。
离开北大后，他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工作。1948年9月，进华北局党校直属班。3个多月后，北平和平易手，华北局党校改组成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从1949年开始，他给革大教育长侯维煜当秘书。1952年3月，侯维煜出任华北局秘书长，杜光也跟到华北局。1953年4月，侯维煜被任命为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杜又跟他到了马列学院。1955年8月1日起，马列学院改为中央高级党校，侯维煜任副校长。1954年清理中层内层。因为杜光父母信基督教，杜光也曾信教，哥哥在美国，上级要求不能担任领导的秘书。但侯维煜信赖他，校务会议和党委会的记录、整理，对上面的报告等等，都由他起草，这些工作离不开他。侯维煜只好另外找了一个秘书，而让杜光担任秘书组组长，秘书科副科长，仍做原来那些工作。
1958年初，杜光被划成右派，到山西太谷农村劳动改造一年多。1959年夏，中共高级党校恢复招生，杨献珍把党校26名右派中12个比较年轻的调回中央党校，杜光在其中。1963年，林枫当了校长，杨献珍降为副校长。杜光等摘帽右派留在中央党校工作，成了杨献珍组织路线不纯的错误。1964年，杜光被下放杭州第七中学工作、劳动。1979年，杜光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回到中央党校。先后担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1981年，中央党校招研究生，杜光负责招生工作。有一个考生，成绩不错，他所在的学校却不同意中央党校录取，说这个人自由化。于是，杜光派人调查，调查的人回来告诉说，这个考生参加过竞选，在西北发表了一些文章。杜光说："这样能独立思考的人，我们应该录取。"他报的是历史专业。当时历史专业的导师马鸿模已经按计划录取了两个人，杜光就和马鸿模说："这个人成绩不错，你再加一个吧。"马答应了，结果带了3个研究生。
1985年春，中央党校理论部的研究生成立了政治改革研究小组。十分活跃。杜光当时身为科研办公室主任，管理科研规划、科研经费，对这些研究生十分支持，用科研经费印了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查报告、资料和译著，在党校系统内部发行，营造了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气氛。
1986年9月，中央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中央党校也成立了由副校长陈维仁，副秘书长史维国和杜光组成的三人小组，实际工作主要由杜光承担。根据政改办的建议，中央研讨小组成立了7个专题研究组，分别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中央党校也成立了7个平行的专题组。在研讨过程中，党校研讨小组和各专题组分别参加了中央研讨小组的各专题组向政改办的汇报和讨论。杜光身居党校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一线，全情投入，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报告，编辑出版了一大批书籍和资料。1988年，成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杜光出任干事长。当年创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杜光出任主编。杜光向我们讲述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再现了一批向往政治文明的志士仁人，在那个火热年代的卓越努力。如今，这些志士仁人有的离世，有的老去。杜光先生也魂归道山，想起来不胜唏嘘。
杜光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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