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读过两篇至今难忘的小说——虽然已经记不得作者和出处。
一个是苏联的故事。斯大林时期作家伊万因为几篇不合时宜的小说，被克格勃的特工盯上。为了方便监控，特工甚至直接住进了伊万家里。为了羞辱伊万，特工从住进来的第一天开始，每见到伊万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愿意服从国家的意志吗？
嗅到危险气息的伊万从来没有回答过。他也不再写小说，但表现得十分顺从。每天按时做饭、煮咖啡，把特工当老爷一样供着。特工很满意他的驯服，唯一不满的地方就是伊万从来不说话。
在很多年后，养尊处优的特工死了。伊万把他的尸体和物品裹在毯子里，远远的扔了。临走他对着尸体说：
我不愿。
第二个是西班牙的故事。在弗朗哥军事独裁的年代，很多知识分子为了反抗，投笔从戎，组织了一些游击队进行反抗。
一个叫做胡安的年轻学生领导的队伍浴血奋战，坚持了数年，最后被政府军包围。游击队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伤痕累累的胡安一个人。
有个军官是胡安的朋友，不忍心看着他被打死，就来劝降，说了很多旧时的往事，希望打动胡安。胡安屏住最后一口气，只说了一句：
自由，或者死亡！
这是两个截然相反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殊途同归的故事。前者为了自由而苟活，后者为了自由而牺牲。都是为了自由，但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我不知道儿时不能读懂的故事为什么无法忘记——但它们确实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
在半年前，我在深夜中突然收到某个读者的信息。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因为在渔村街头的举牌表达，出现在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回来后不出所料在看守所呆了半个月。我问他为什么要去，他说希望让世界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并没有完全脑残。
我为他感到无比自豪。但他非常恐惧——从看守所出来后，他问我怎么办。我给他的建议是，立即动身，有多远走多远。你已经做出了力所能及的牺牲，剩下的，是好好活下去。
出于私心我希望这样凤毛麟角的年轻人能够保全自己的气节，避免死磕。虽然在我过往的文章中，写过无数的"天地正气、至大至刚"为了理想而殉道的人，但如果有时光机器，我能成为他们的朋友，可能会给出不一样的建议。
是的，我觉得好人应该比他们的敌人活得更长。这个世界，哪怕死了千万的人渣，也未必就会变好；但只要失去一个好人，就意味着更坏。我们称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但这样的血，不宜多流。它的背后，更多的是亲人的悲恸、同道的锥心，以及人渣们至今都还得意洋洋的蔑视和偷笑。那五分钱的子弹费，是一种永世的难易消解的伤疤。
常态的社会中，往往是9%的逆向人渣，90%的墙头大众，还有1%的正向脊梁。当9%的人渣得势，就会形成逆淘汰的社会机制。等那1%的脊梁被消灭后，即便形势变化，正常的生态也很难恢复。我经常在想如果崖山之战中，那十多万最后华夏菁英没有自杀会是什么结果。宋朝和明朝同样作为汉人主导的王朝，仅仅相隔90年，但却可以说王朝气象完全是天渊之别。一个包容大度、气节卓然；一个特务治国，猥琐内向。90年亡国史足以让一个民族如此转向吗？
一个民族的菁英并不是韭菜，常割常有。他们往往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无数代人缔结出来的菁华。割完一茬，沉沦不知几世。
所以，我永远会欣赏慷慨赴义的胡安，但我更希望有几个苟且偷生的伊万。否则，黎明到来的时候，谁去守望最后的审判？谁又来做最后的救赎？
当年伍子胥的父亲得罪楚平王，即将被杀。楚平王召哥俩，想一起杀掉。哥哥对伍子胥说，作为儿子不能看着父亲死，我去陪父亲死；你好好活着，为我们报仇。伍子胥为此一念，去国15年，最终带领吴师，大破楚国，成为史上第一个快意恩仇，掘坟鞭尸的复仇者。
也许将来我们不需要掘坟鞭尸，但我们依然需要像伍子胥一样为了已经滴过的血好好活着，好好看着，见证复仇者归来的那一天。
2020/5/2
——作者脸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