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6日 BY 陶傑
中國悍然在香港引入「國家安全法」，並設立專門機構，行將不受基本法 22 條規管，直接執法，將林鄭月娥的特區政府和警隊一腳踢開，並建立秘密警察。
亮出此一底牌，是中國認定西方國際資本捨不得香港這個賭場與中國的龐大市場，不會就此翻臉離席。
這豪賭是鴉片戰爭未了的「中西文化衝突」。中國一貫認為遭到「西方列強」的不公平對待，即使收回香港主權，中國能直接控制的只有林鄭月娥的行政機構，包括警隊 。連立法會也未從心所欲操縱。
中國無法控制的，還有英國普通法建立的司法制度，以及以英國司法理性思維掌控審案文化的各級大法官。
雖然中國早向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下手，釜底抽薪，開除被認為是培養英式思維新梯隊的法學院院長陳文敏，並大量滲透律師公會，但對於上層建築的大律師與高院以上的裁判官，滲透與改造的成績極為有限。
第三就是銀行金融界。這一塊領土則幾乎完全由美國控制。不但聯繫匯率要乞求美元掛鉤，各銀行的存款與資金流動，全部受制於美國制訂的反洗錢條例，中國除了以由美國得到的 IT 技術滲入各銀行的大數據，對於美國人定下的全球金融規矩，未能撼動於分毫。這一點其實有損民族尊嚴。
因此中國在 1997 年「收回」的香港主權，實際上不足 3 分 1。
林鄭月娥等歷屆特首，雖然在台前時而面黑、時而張牙舞爪，但似乎香港的下一代對於林鄭「行政主導」的班子，仍然離心劇烈。
面對 9 月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國認為有重大危機：若容許泛民與一些學者倡導的 35+，即奪取立法會過半席位，則特區政府預算案無法通過。
若預算案中對警方增加撥款，則立法會否決整個預算案，由新的財政年度開始，政府無法用公帑經營各機構，如同行政完全癱瘓。
此一漏洞，當年的所謂基本法草委，包括中國代表沒有看出來。因為當年「草委」都相信鄧小平的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連魯平在 1993 年也在「人民日報」明確重申：將來香港的事，完全由你們管，中國只管國防外交。
其時雙方的接納是基於一個假設：鄧小平答應的「一國兩制」不會改變，而且視泛民為「愛國」。因此英國基於此一承諾，97 年之前鋪定半節路軌，以為英中合作，通車之後，香港可以儘快普選。
若香港普選早能起步，反對黨和政府之間，會懂得在議會內妥協，會明白如何「顧全大局」，因為此一「大局」，會由香港人範圍內不同的持份者，以辯論和選舉的正常方式化解衝突。每四、五年一次，這是處理社會政治衝突唯一最好的辦法。
但是紅色中國的意識基因天生與此價值觀相沖。年老的鄧小平不是不知道，就是那時故作糊塗。二十年來，鄧小平死後的中國與香港的衝突不斷，終於演變為今日不可調和的攬炒局面。
香港這個灰姑娘的神話，其實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已經終局，只不過太多人不相信已經打烊，還要多跳兩輪圓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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