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余世存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余世存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90年代初，王康离京多日，在重庆隐居赋闲。其情形如同“呐喊”后的鲁迅。一个千万人“呐喊”过的大剧谢幕了，一夜之间，一切变得萧索、沉闷、滞重、无趣，曾经灿烂地展开其热情、良善、智慧、才华的人们仿佛经霜打冰冻，又成为漠然身外而压抑的一群活物。但鲁迅当年只能“荷戟独彷徨”，已经过了几十年的光阴，历史演绎了太多的内容、积累了太多的经验，何况王康还深知另一个民族俄罗斯近几百年的历史。无论如何曲折，个人、民族和人类的生命是有自己的起点、方向和目的的。前路更何之？在王康那里是极清晰地呈现着，他知道，他也看到了，虽然一切是非现实地存在着。这老大而多灾难的民族，虽然她曾早慧地为人类文明开辟过荣誉和方向，虽然她也很早地与其它民族接触。却迟迟未能进入人类世界的绵延大潮。
一天，王康无所事事地路过街头，经过一家卖书报的地摊，他停了下来，无意地翻开一本叫《花城》的文学杂志。他本来是跟文学有距离的，不仅仅他更多的关怀在民族的现实和价值王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精神涣散上，正像他在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上的即兴发言所说，“杜惟明、霍韬晦和萧 父诸先生辩讨唐君毅师承的道统问题，在我看来是无意义的。古往今来的大哲都是从一个豁口中走来，他们怀着不忍之心，不相信天生人类，只是要他们穷尽苦难或堕落沦丧，岂有它哉”；而且，他“对中国当代诗歌吉普赛式的圈落风尚没有兴趣”，当代的中国文学，在他这样的局外人看来是“自外于当代中国（在一种阴郁乖怜的渠道里与中国毒素深广的虚无传统气息相吹），由称为实验、先锋的诗群领头的大规模的诗歌流亡，他们企图以僭越的步姿尽快跻身于西方诗歌大师之列。”“中国诗人从某日起，突然宣称，诗已穷尽对世界的表达，诗人正式退出‘公众生活’，他的对话起点是尼采、德里达、海德格尔、福柯、博尔赫斯、庄子、禅宗，以及亚当和上帝本人；诗人只满足于一名无所羁傍的隐逸的在语言深处的虚无之宫飘泊的占星方士，等等。”“具有与俄国流亡作家类似的背景的中国流亡诗人，其流亡与其说是一次痛苦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任性和随意地流失或错位，他们的艺术成就，至今未超出对赝品、版式和范本的仿制；他们的被逐，既不是由于任何永恒事物的诱惑，也不是来自帝国的敌意，而仅仅是自身的短气和歧误。他们没有起始，却凭空攀附高处；他们没有过程、对象，却以世界本体自居；他们无力进入人类心灵，却轻易自戴桂冠。由于对基本事物的无知和对永恒事物的隔膜，由于不加节制地无端自恋，乔装超脱，由于对来之不易的诗人权利和有限语言自由的滥用，更由于对诗人使命的背弃，致使他们被正当地拒之于世界诗歌生命循环之外。”鬼使神差，这一天的王康居然在小摊上翻起了文学杂志。
事情当然有例外。幸运的是，王康这样偶然地遇到了这个例外，他在这期（1990年第6期！）《花城》上看到了一首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首短诗使他积郁已久的思想、情感如火山喷发，《俄罗斯的启示》，一部十四万多字的作品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写就。就像大晴天里骤起的风暴一样蔚为壮观，火山喷发也使时空景象变换，人的生存及其环境获得了崭新的内容。不仅是对90年代初那样平庸的日子而言，而且在近百年的中国新文化建设里，《俄罗斯的启示》也是划时代的天地至文。
我在青少年时期读到梁启超谈论自己读龚自珍诗文的感受，说是“如受电击”，后人评说读梁启超的文章，也说是“如受电击”，我那时就一直在想那样的文字该是怎样的奇文，天地间真有那样的文字吗？龚自珍、梁启超的文字我也读到过，但他们的时代离我们太远，我们难得那时的同情、会心和彻悟；虽然在岁月坎坷里我们也逐渐读懂并回味起那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般的文字，但我总怀着期盼，希望看到文明的思想内容在当代的闪电，提升我们生活的质量天空。
1995年冬天，何家栋先生电话里告诉我，有一个人你可以认识一下，这个人叫王康，现在北京搞一部“大统一”的电视片，没有工作，但这个人有学问，文章写得非常美。我那时正在编辑《战略与管理》杂志，我问能约稿吗？何先生说，怕是不行。我放下电话，犹豫了一下，拨通了王康的电话，并没有说明由谁介绍，只是说我是谁，想来拜访，王康也没问，只是说，来吧。我就这样见到了王康。
我们都是性格内向的人，话语不多，只能一个一个的话题略显郑重地来过，他让我看了他撰稿拍摄却没有公映的专题片《大道》，我也给他看了我的长诗《众生北辰》。这一无目的的称得上“猝然”的相逢却让我很是服气，然而我们分手时却没有什么约定承诺，像是武侠小说里的两位剑客无意接触后比划了一番分手各奔东西，印证了武功，仍相忘于江湖。虽说我回来后给他寄过杂志也写信叙说过他的才华学识给我留下的印象，他也给我寄过贺年卡，说是要回重庆。我们很快失去了联系，他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听说他的《大统一》已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我找过他，但除了知道他是重庆人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1996年夏天，单正平来北京住在闽西饭店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聊天，还说这里有一个奇人你不可不识。奇人在他身边，听到我的名字说认识，单正平说人家说见过你。我问此人是谁，他说叫王康，他也刚认识一天，我说王康我当然认识。我们就这样再一次联系上。
随后，王康请我参加了几次文化活动。我也对王康的了解多了一些。他居无定所，总是在重庆北京两地跑，以布衣之身而忧国忧民，希望自己的思考、写作和社会文化活动能对民族的进步发展有所助益。王康对我谈论过当今社会的病症，知识分子以及暴富族们的关系，他说暴富族们虽然发展起来了，却不是一个健康的阶层，如果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在80年代中期能够理性地对待那些企业家、老板或大款们，而不是向后者献媚，那么这个阶层也许会对社会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民族的历史总是各个人各个阶层自私自利，一到危机关头，他们要么袖手旁观，要么独力抗击暴恶。因此民族虽历经磨难却长进不大。王康还想对本世纪的民族遗产进行总结，他说他想找一个载体，这个载体能把全体中国人吸附过来，集中全体炎黄子孙的智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这个载体，他认为就是中国的大统一。单正平告诉我，他那一代人已很少有王康这样的还在为理想而生活的人了，包括他自己也变得实际多了。我们那时都没有读过王康的文章，我们只是在交往、言谈中感觉到王康是一个真正有气象的人。
到1996年10月下旬，王康到我处给了我几篇文章，数天后的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近6万字的长文《俄罗斯的启示》，据说这只是部分，全文则有14万之多。我读了不到两页就从床上跳了起来，浑身像通了电一样不由自主，又像受寒流袭击一样颤抖不已。我停下来，生怕是幻觉，我从头读起。就是这样的文字！她原来真的存在，而且就在眼前。我激动不已地一口气读完，我确认这就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文字，是我少年时期的梦想，王康圆了我的梦，那一夜，我仿佛进入了佛家所谓的钧天大乐的境界里。
第二天，我呼叫王康，在电话里我向王康抱歉说晚了几天才读他的文章，我说很感激，这么好的文章，我再努力十年也写不出来。王康说朋友之间说这话做么事，我说是真的，我也许一辈子也写不出来。
这以后，我就时时翻阅，一次次地体验阅读的欢愉。我已不再有少年时那种遇到美好的东西独享秘不示人的心理，也不再有遇人就推销的习惯，生活苦难的历程已教我们明白人的思维的高深和情感的热度是不具有这种高度、深度和热度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高深和热度。对于没有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我将王康的文章复印几份给我认为可以看的人看，一些人征求我的意见，问可以自己再拿去复印吗，这是意料中的事，让我略感遗憾的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无动于衷。
过了一段时间，单正平写信来说，他近日去了一趟重庆，有机会跟王康在一起，了解了王康的一些情况，他说他这个年龄的人已很少佩服人，但他现在视王康为真正的英雄豪杰。他说他在王康那里读到了一篇文章，虽然只有一部分，但他认为已足以改写我们的文学批评史，这说法儿一点也不过分。他说，你一定得看看那篇文章。读到这样的信很是让人感动，在回信中我不免得意地告诉他，你说的文章肯定是指《俄罗斯的启示》，我已经先睹为快了，我们的看法一样，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安慰给我们营养的事也出现在我们身边。
20世纪最后十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如戏如剧又悲苦莫名无助的十年。在这之前，一场运动事件解构了中国各阶层之间松散的结盟，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世物质主义号召和“全民皆商”运动则消解了各阶层内部和职业分工中特有的品格。中国成为“沙聚之国”。“中国”一词对中国人来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一种恒定的现实，而是一种经验和现象的奇特结合，是要变易的过渡型态，自然地，中国人也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信仰何为？”“人生何在？”等等无可解答的安身立命的正名内容导致了中国人精神的溃败。
精神的溃败在行为上表现为人们的正义感和道德意识的淡化，在思维和写作的层面表现为人们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的淡化。中国人的写作，也就成为一门职业写作，在这一写作里，找不到语言和存在的血肉联系，找不到诗和存在的性情关系，找不到写作者个人在语言中的位置，找不到写作在历史延续中的意义。这样指责汉语写作并不全面。因为任何时代的主流写作或说中心写作少有不是如此空洞、庸凡和劣化的。只有那些在边缘写作中以坚忍的心智辛勤劳作的人才有可能参与语言的生命创造，才可能成就有益于民族现实和未来的写作。所有民族和人类中最重大的声音、呼告，都是在遥远的极地，从这些生命起始传到人们耳际的。这些“精神烈士”，这些先知，都以其酷烈的人生际遇，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荣耀了民族的名。我们唯有对比历史和其他民族的实践，我们才明白健全的人性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王康在《俄罗斯的启示》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精神的溃败是不能以客观现实作为充分借口的。任何个体，置身在生命的精神历程中都在时刻经受着拷问、锻炼，人们可以说今天消费主义的世俗观念深入人心，然而，龚自珍时代的人们也多在“为稻粱谋”；人们可以说市场经济、大众文化有助于消解意识形态霸权，然而，东亚一些经济繁荣国家仍没有摆脱封建的阴影（从而也仍没有摆脱政治和经济大滑坡的威胁，即黑金政治和泡沫经济）。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余年间，我指的是1840年至1949年，中国人也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中国人牢牢抓住了历史给予的命题，即解答外来的国耻和内在的强权，那时巨人辈出，猖介狂放，群葩争艳，性格万千，并出现了孙中山这样天下为公的民族英雄和鲁迅这样凝聚民族灵魂提升民族性格的伟大作家。
因而，精神在精神溃败年代里也在等待人性的闪光，汉语写作也就是这样在文字、信息爆炸般的生产年代里等待着烈士的鲜血。作为一种最悠久的文明语言，作为由孔子、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以血祭过的语言，理应在历史的巨变关头找到新的人格形式，理应在民族的新生旅途中获得新的存在状态。因为被纳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社会，其声音、言语，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绝非幸运的丰富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具有人类意义的中国命运的个人承担状态，只不过有人顺应，有人反抗，有人漠然，有人以个人的存在体现了一种关联无限的道理和性情。王康在《俄罗斯的启示》里，把自己的精神、信念和才情完美地表达出来，从而获得了与历史和域外那些最深刻的人类写作等量齐观的意义和效果。像单正平一样，我乐意向人们介绍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愿意向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表达一个写作者的敬意。
（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写于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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