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是刘宾雁特意推荐给我的。大概一九八七年吧，一次刘宾雁忽然叫我去他家，那时他已被邓小平开除党籍，还威胁要“法办”（投进监狱），可把我们一帮“自由化分子”急坏了，四处寻求律师的帮助，那个节骨眼上，宾雁只要来电话，我一溜烟跑得极快。到了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宾雁指指坐在沙发上的一个人，跟我年纪相仿的（尚未蓄胡），说“他从重庆来，自愿来做我的秘书，你们认识认识吧。”他就是王康。
这些天我又从一本一九八八年的日记上，找到十一月三十日记载：
“今晚四川王康（曾做宾雁秘书）来，谈得颇投机。”
只有这么一句，谈的什么也忘了。
王康跟我同年。我们相识蔓延三十年，却只有头尾相见，中间的一大块时间，互不通音讯，因为我在外面，他在里面。所以能说的交往，也只有两次，恰又跟两位时代性人物有关，有点传奇。话说那次他来我家聊天之后，我不记得再见过他，因为第二年就发生学潮，旋即屠杀，我从此流亡海外。以后三十年间，王康在里面做什么，我不曾闻讯，只听说他搞了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人物长卷，非常轰动，还去台湾展出过。同时也听说，他在文化界非常活跃。
直到2006年底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郑义北明张罗一件事情，即中国学社同仁要送余先生一件贺礼，最后由王康在国内设计、制作，竟是一件银盾，高17公分、宽10公分、厚1公分，配装在汉砖基座上。所以我再跟王康相遇，又是因为余先生的缘故，虽然这第二次相遇，我们没有谋面。
后来他终于也流亡出来，好像是2014年初夏，六四25周年，在华盛顿国会倒影池附近的晚会上，我看到王康出现了，留起了胡须。
两年后，我偶遇从北京来的周孝正，他说暂时住在王康那里，并且告诉我，王康最近查出癌症，刚手术过，“人瘦得只剩几十斤”。我于是开车带上孝正去看王康，他已一头白发，胡须也是白的。他说他正构思一幅巨画，以《共产党宣言》，加上十月革命一百年为题，叫着“审判马克思”，画面构图，分为被告、法官、陪审、受难等八大群，说着又领我到地下室他的画室去看草图，齐墙高的白纸上已经画满人物，惟妙惟肖，这令我想起他的抗战长卷。
我忽然对他说，你应该参考巨幅西洋油画的构图思路，如教堂壁画，引入一点宗教意味，可能会多一点全球性、宇宙性。王康一向迷恋俄罗斯，而俄罗斯绘画、音乐、小说中蕴含的宗教性，极为深沉，构成了所谓“俄罗斯悲怆”，说不定他的“长卷”意识，正是来自俄罗斯呢？
我又顺便向王康谈起患癌去世的傅伟勋教授，他确诊后倾注全副心思著述一本“死亡学”《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获得一种生死洞穿，坦然面对离世的大哉问。我在心里祝愿，王康若能忘情地投入他的第二幅长卷，或能战胜癌症。王康一生被某种精神所困扰与激励，那是一种属于八十年代中国文人的特征，来自生命力的躁动，成就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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