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四”，与往年有些不同。
美国官员博明先生在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以汉语演讲，以“五四”为切入点，谈论美中关系，以美国视角讨论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直接面向中国民众，回顾胡适、张彭春等张扬五四精神的中国人，阐述以公民社会及公民意识为内涵的五四精神，赞扬做出“大大小小的英勇行为”的“五四”继承人。
“五四运动进入它的第二世纪”，“它的最终遗产”，以及“五四”的民主愿望是否还要“等到下一世纪”──博明先生把这样的问题提到中国人面前。
这引起了震动，得到了反响。
在民间，在能看到、听到这一演讲的人中间，打动了人心。人们感慨，一个美国人，以很有启蒙意义的演讲，帮助中国人重新认识“五四”。特别是博明先生谈到张彭春。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建国之一，国民政府官员参与起草《人权宣言》，有所耳闻，但多数人从未如此具体地了解张先生的贡献。笔者在内，从“一个美国人的口中第一次听说张彭春”，自觉汗颜。
中共那边，反应也正常──它指责博明先生“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也不懂什么是五四精神，因为他对中国抱有强烈偏见”。针对民间的反应，中共如此指责，应该说也是迫不得已，它的意思是，中国乃党国，须以党国视角讨论五四精神，否则就是抱有偏见。对中共而言，五四运动，昔日意义在于所谓“为我党建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今日已是党国天下，其意义在于爱国主义──爱国即为爱国家，爱党国。至于“赛先生”、“德先生”，拿它们作作招牌还算勉强可以，倘若认真起来，深入讨论科学、民主两位“先生”，还要探讨它们与平民主义之关系，那就不可避免会触犯中共自身的利益，那就是抱有偏见了。
中共标榜五四运动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其所谓“彻底”，即在于它看上去与中共的“主义”相联系。然而，实际上，中共掌权七十年，竭力切断五四运动与科学、民主两位“先生”的联系，切断它们与平民主义的联系，压制公民权利，压抑公民社会，使得五四运动百年以来的中国，“反帝反封建”都不能彻底。
反“封建”不彻底，因为貌似反“封建”，同时却纵容独裁专制，党魁崇拜与独裁身披红色外衣，党国专制与时俱进。
反帝不彻底，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足，亚细亚方式的社会基因仍根深蒂固，经“中国梦”呼唤而再度复活、膨胀，与时俱进为新的红色帝国之梦。
由此可以看到，博明先生提起平民主义的话题，确有探讨的必要。
博明先生所谓平民主义，即populism，一般译为民粹主义。它起源于俄国，人们对它的了解，主要是它强调东方亚细亚社会的特殊性，可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向未来社会发展。不过，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同时，经过与马克思学说交锋，民粹主义一度衰落。
最初的俄国民粹主义，为俄国“异议人士”之一支。他们曾与恩格斯讨论，而他们的看法，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所谓“亚细亚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此有所论述。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曾是民粹主义理论家，后转向马克思学说。他所著批评民粹主义的《我们的意见分歧》，恩格斯对它很是推崇。
东方社会未能避开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俄国民粹主义衰落，然而，市场经济在东方社会历经坎坷、曲折，显示出国家与政府控制的背后，亚细亚方式的社会基因仍根深蒂固。其表现之一就是，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划为理论禁区，力图掩盖它敌视西方思想、亲近亚细亚帝国旧梦之本色。
这表明，民粹主义固然经历了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失败，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足而依然存在着，只是在社会发展之中，显现出新的存在方式。中共学着苏联，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东方社会，以相对于苏联更短的“过渡”时间，一跃而入它们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还为此创造出“继续革命”理论，在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发展的中国大反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与当年的俄国民粹主义，也算是殊途同归。其代价是，它自己的所谓“社会主义”弄得不伦不类，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只能是新型的东方专制主义。
这样，回避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失去了意义，但是，近几十年来它再度兴起。博明先生在“五四”之际演讲，突出populism作为平民主义的一面，它支持着“五四”精神，支持着向往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在今天的中国，有其现实意义。
populism，作为一种反抗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以人民为核心，有其革命性，但其崇拜的“人民”是抽象、整体的“人民”，为先天之缺陷。初起时，它以民粹主义出现，与尊崇较为具体个人、以个人自由或个人主义为理念的资本主义，有矛盾或冲突，它追求避开资本主义，也就不奇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且显示出强有力的全球化趋势，而近数十年来，民粹主义仍能复兴，基本上，与全球性的统治者、被统治者之间矛盾尖锐化，而民主政治内在矛盾也很突出，有直接的关系。况且，此时的民粹主义，其独立性较差，各种“主义”林立的环境里，它往往直接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与当年俄国民粹主义之自成一体，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正在成为党国之中当红的“主义”，而民粹主义又有排斥、回避资本主义之天性，它们的结合，也同样引人瞩目。当此之时，强调平民主义，就很有必要了。
当然，这不容易。
正如博明先生所讲述的，在五四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如胡适，如张彭春，就以平民主义呼唤科学、民主，而平民主义，正体现于科学和民主的实践之中。但是，俄国与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专制古国，即使其基本理念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马克思学说，到了这里，也很快就被扭曲为闪烁着崇拜国家、专政、中央集权之类东方智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五四以来的百年，前三十年还很有些竞争的态势，后七十年就干脆重新走向“大一统”。
博明先生在演讲中谈到毛泽东对鲁迅的宽容度的限度。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不久，一个自称“高中生”的人写信指责作家方方，也提到了此事，但是，两人的用意完全相反──博明先生批评共产党人虚伪，反衬“五四”精神继承者的勇敢，而“高中生”，本该“初生牛犊不怕虎”，却匍匐在毛“伟人”脚下，要求“方方阿姨”揣摩毛泽东话里的“意思”，要她收起自己的批判精神。
中国共产党磨灭“五四”精神的批判锋芒，阉割五四的灵魂，几十年间，一盘很大的棋下得有模有样。博明先生看来是不信邪，他对中国人讲述他们已经不大熟悉的中国历史和人物，批判的锋芒又显现出来。这是好事。
——《光》传媒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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