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六月以來，香港政府推動的《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又稱逃犯條例)修正草案引起香港居民恐慌，進而引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特別是，香港多年來受國際承認的「獨立關稅區」（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地位，也受到質疑。在獨立關稅區地位的保障下，儘管中國可直接管理外交及國防事務，但是，在經貿事務方面，香港則可以自行與其他國家商討雙邊合作。同時，由於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被明確寫入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香港得以豁免於美中貿易衝突之外。
然而，在中國政府對於香港逃犯條例修正草案的強硬態度下，香港是否可以有足夠的自治權力或對於其自身經貿政策享有完全的自主性，可能將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此時，香港的金融自由度也可能因中國政府的介入而被預期將大幅降低，這對在中國或香港投資的外國投資人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1997後的香港面對大量中國人的移民，對中國觀光客的倚賴漸增，與中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也大幅提高，特別是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逐漸受到上海、北京與深圳等後起城市的競爭，儘管這些中國城市的金融自由度仍無法與香港比擬，但香港的金融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替代是不可否認的。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經濟逐漸下滑並不令人意外。在核心競爭力受到部分替代，以及對於中國觀光客的倚賴增加，使得香港經濟對中國政府政策的影響也就愈來愈高，但香港人似乎沒有變得更快樂。特別是從「反送中」的事件來看，多數的香港人面對中國是有極大危機感的，這與台灣許多地方首長對於與中國合作的樂觀期待形成極大的反差。
鑒於香港的例子，台灣如何降低與中國經濟的相互依純關係已非常急迫。降低與中國的相互依存度，會被許多人誤解為切斷與中國經濟的關係，平心而論，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特別是在產業高度垂直分工的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廠商都可能在產業供應鏈中具有顯著的比較利益，這樣按照經濟邏輯的分工是不可逆的。這也是為何美中貿易衝突以及日韓貿易衝突以來，分散市場與讓關鍵零組件國產化的議題會不斷被討論的原因。
台灣如何降低與中國經濟的相互依純關係已非常急迫。(圖片擷取自Youtube／中天新聞)
分散市場與增加談判話語權應該是一個企業經營者該具備的基本常識，可惜的是，我們較少看到具代表性的工商團體對此有較大的著墨。特別是工業總會每年都會對於政府的施政提出政策建言，政策建言應該是要可以提高廠商的競爭力乃至於國家競爭力；但是，廠商每年提出的政策建言並無太大新意，當然，廠商也可以說政府都沒有解決問題。然而，想想美中貿易衝突後所誘發的台商回台投資設廠可知，是政府沒有解決上述問題，還是某些廠商的競爭力有更大改進空間，甚至許多企業應該要問的問題是「為何別人可以回去 我卻回不去」。
便宜的土地、水、電與人力是過去中國吸引外人投資的重要原因，台灣與中國間的貿易依存度也因而持續增加。但是，在紅色供應鏈崛起後，沒有進行產業升級或與中國廠商技術差距小的台灣廠商受到的衝擊也愈大，更不可能升級。因此，在此波貿易戰後可以離開中國的廠商有幾個可能，一種是有能力且受生產要素價格大而離開中國的，另一種是因應品牌廠商需求而離開中國的，第二種也是最可能回台灣設廠的廠商。
如果台商可以及早降低對中國的倚賴，早點分散生產基地，他們所需付出的設廠成本一定較現在為低，面對的經濟不確定性也較目前小。如何降低中國因素對企業利潤與國家經濟的干擾，一直是許多對中國倚賴甚深的廠商與國家必須面對的棘手的問題。在反送中事件後，中國政府的態度只會讓上述問題更難處理。
※作者為淡江大學產業經濟與經濟學系合聘教授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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