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現況已「臨近深淵」（close to the abyss），北京若以「其他方式」插手干預香港，這只會適得其反，對香港和中國來說都會成為一場「災難」（catastrophe）。——彭定康（Chris Patten）
彭定康與中國的恩怨情仇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BBC電臺訪問時表示，如果香港的抗議不停止而中國政府動用「另外方式」，將適得其反。「對於中國，那將是一場災難，當然也將是香港的災難。」他毫不畏懼地指出，香港亂局的出現，根子在於北京和習近平：「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對不同政見以及持不同政見者實施的打壓處處可見，中共控制了一切。」彭定康說，「事情令人沮喪和憤怒，港府拒絕給出任何合理解釋，這可能引發了更多暴力。……我不信，任何一個在林鄭這個位置上的富有理性思考的人，會反對成立調查委員會。……現在特別需要的是開啟和解程式。這是（讓事件）告一段落從而恢復香港和平與穩定的唯一途徑。」
此時此刻，重讀彭定康的回憶錄《非一般的外交家》，或許可以為香港恢復良治找到智慧和經驗。這本回憶錄記載了彭定康作為外交家的經歷、觀察與思考，擔任香港末代總督期間的作為並不是其描述的重點。不過，彭定康用了寥寥數語來含蓄而幽默地形容北京對他發起的鋪天蓋地的媒體戰：「他們極富想像力地使用了漢語的豐富性來譴責我。很多抨擊大概都受了『殺雞儆猴』的啟發。但是，雞既沒有殺掉，也沒有被叉燒。」
以「半個香港人」自居的彭定康，對香港最大的貢獻，是為香港留下極其寶貴的制度遺產，這些遺產已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成為港人對抗北京專制統治的精神資源，正如彭定康傳記作者強納森・丁伯白所說：「我們可以猜測歷史將會給彭定康什麽樣的評價，我情願相信歷史會證明他是站在正確的一邊。因為他對個人自由的信念，未來香港的下一代甚至是中國的下一代，當他們回頭看這段彭定康為自由奮鬥的歷史時，將會心懷感謝。」
彭定康是最支持民主價值的香港總督。一九九二年十月，他發表了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報告提及政改方案，表示即將改革立法局的選舉制度，除了要「兩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議席，並新增九個功能組別議席，使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中國政府大表不滿，指出改革未曾諮詢中央意見，並聲言將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取消有關改革。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更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那幾年，彭定康似乎成了北京的一個「箭靶」。
短短幾年後，「千古罪人」居然被北京當成座上賓——一九九九年，彭定康出任歐盟對外關係委員，與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索拉納共同負責歐盟外交政策的實施。雖然實權有限，地位卻相當尊貴，少不了要代表歐盟跟中國打交道。中國領導人深味「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的道理，對於身份迥異的彭定康，實行完全不同的待遇，彭定康感嘆說：「從那以後，中國領導人對我極好，就像中國人說的很給『面子』，給我高規格的接待，向我展示了慷慨和友好的一面。」
彭定康身上具有典型的英國紳士氣質，八面玲瓏、綿裡藏針，不會像很多牛仔風格的美國人那樣毫不掩飾心中的好惡，故而對北京的「變臉」坦然受之。在歐盟高官的位置上，彭定康避免直接批評中國的政治體制和人權狀況，長期以來英國政府也是如此——在西方的幾個大國中，英國在關注中國人權上做得最差。
獨裁政府不可能成為好的經濟管理者
彭定康是自由經濟的篤信者，也是堅定的保守黨人，他看到柴契爾夫人對英國福利主義經濟模式大刀闊斧的改造，以及由此帶來的英國的新生。在香港任職期間，他更是在香港這個世界貿易中心看到自由經濟的無窮活力，這種活力甚至讓倫敦望塵莫及。
有趣的是，在這本回憶錄中，彭定康花絮式地談及與幾位中國高官的接觸。江澤民與他聊莎士比亞，彭遂向其推薦莎劇中強調政治穩定的歷史作品，江「饒有興趣地點了點頭」——這一細節完全符合江的個性。江曾特意就莎劇的典故詢問中國「莎學」權威王元化。對於王元化而言，這與漢代文豪賈誼的遭遇差不多——「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彭定康也提及與朱鎔基的交往，他與朱討論死刑問題，朱的看法是他「從來沒有聽過」的。朱的看法究竟是什麼，書中語焉不詳。
彭定康在書中讚揚了胡錦濤兩句：「胡錦濤主席在外交方面表現出了遠見卓識，並且對他對農村貧困和環境的關心讓人讚賞。」這是言不由衷的誇獎。在外交界呆久了，他知道「坦率」不是外交家的優點。
彭定康一向喜歡臧否人物，在書中對本國政治人物常常說狠話，但對別國人士多半是優雅的外交辭令，尤其是對氣勢洶洶的中國領導人。中英雙方就香港問題發生爭論時，彭定康曾忍無可忍罵出粗話的往事，書中未曾提及。
彭定康含蓄而善意地勸告西方投資者在中國投資一定要謹慎。儘管許多人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但這種「過度繁榮」讓這位保守派充滿懷疑。他說：「永遠都是這樣。與中國做生意可能帶來的財富總是讓西方人失去理智。」根據他的經驗，「許多偉大的空想家想在中國大幹一場，卻因為忘記了國內的商業標準和常識而遭遇慘敗。」
這裡，彭定康沒有說出的心裡話是：中國是一個獨裁政府，中國的官僚腐敗、忽視智慧財產權等問題，會給投資帶來巨大風險。他在本書中論及某些阿拉伯國家的話，可以原封不動地轉移到中國身上：「獨裁政府不可能成為好的經濟管理者，因為這種政府會包庇腐敗、壓制提高經濟管理透明度的多元主義（比如輿論自由）。……經濟困難，特別是在貧富懸殊的情況下，再加上對不同政見的壓制，就釀成了大麻煩。」
彭定康對中國「偽裝的市場經濟」看得一清二楚。他對中國和印度做了一番比較，對經濟更自由化的印度看法更正面。他特別同意印度工商部長納特的觀點：「中國可能贏得短跑，但印度將在馬拉松中獲勝。」他認為，「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治，從某些方面來說，甚至是最偉大的民主政治。」他藏起了後半句話：這些都是英國殖民時代留下的寶貴遺產。同樣的遺產，他只能留下一半在香港——他只有最後五年的時間。
沒有「英國制度」，香港將成為一潭死水
在印度，「英國制度」被種姓制度、印度教和佛教等傳統文化束縛而大打折扣；在香港，「英國制度」則與勤勞而敢於冒險的廣東海洋文化完美結合，越發風生水起、光彩照人。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彭定康在告別演講中指出：「英國在香港的管治即將終結。我相信我們可以總結說，英國對香港的貢獻，是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完善的架構，使香港人能夠力爭上游，創造美好天地。」他詳細闡述了這套制度的幾個組成部分：「這個架構包括法治精神、廉潔開明的政府、自由社會的價值觀、已具雛型的代議政制和民主社會制度。」顯然，在習近平炫燿的「中國模式」中，這幾個要素都處於缺席狀態。沒有這幾個要素，不可能締造出一個持久的、成功的社會。
彭定康是歷代港督中最親民的一位，他常常微服私訪，到街頭品嘗小吃。他也是最熱愛香港的港督之一，在他心目中，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一個典型的華人社會，而又帶有英國特色。」他在感人至深的告別演講中宣稱：「從來沒有一個屬地，在脫離殖民管治時，能夠像香港這般繁榮昌盛，這般具備文明社會應有的結構和特質，既有各行各業的專才、不同的宗教、眾多的報章雜誌、蓬勃的慈善事業，還有正直忠誠、此志不渝地為市民和社會謀福利的公務員。」香港的首要特徵，並不是作為人種意義上的「華人社會」，而是作為制度意義上的「英國制度」。
在這篇演講中，彭定康說：「我深信，只要香港人堅守他們一向珍視的價值觀，香港的前途必定越來越光明。香港的價值觀正面積極，放諸四海而皆准。這些價值觀也是亞洲以至其他地區未來的價值觀。在明日的世界裡，一個歡迎快樂、民生富足、充滿信心和安定繁榮的社會，必定像今日的香港一樣，是一個能夠恰當地把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加以融合的社會。」換言之，彭定康提醒香港市民，能不能護衛英國留下的制度遺產，是香港能否擁有光明前途的決定性條件。
在彭定康離任前夕，香港浸會大學作了一次民調，顯示有百分之六十二的香港市民滿意他在港督任上的表現。對於他在港督任內的作為，大部分香港人念茲在茲，英國及西方世界亦多為正面評價。《金融時報》評論說，彭定康顯示出英國建制之內，仍然有人關心香港人的意願，和敢於為港人跟北京爭辯，而他亦因此而為香港日後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立下了量度基準。《觀察家報》則形容，彭定康是第一位現代港督，是具有遠見的民主人士。
對比之下，此後之四名香港特首，雖然都是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人，但他們的民調遠遠低於彭定康這個白皮膚、藍眼睛的洋人。是香港人患上「後殖民病」嗎？不是香港人太懷舊，而是董、曾、梁、林鄭這四名特首的施政水準太差。他們將如何討好北大人、如何保住官位看得重於維護香港民眾的基本自由與權益。作家奈保爾早已觀察到，來自於本國或本族人的「自我殖民主義」，往往無比惡劣、野蠻與陰毒。
彭定康在書中不經意地透露出一些對回歸後的香港狀況的看法。在香港回歸十年之後，彭回到香港發現：「在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強大的職業技能以及廉潔高效的政府的支撐下，香港依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繁榮城市。」在他談及的香港的優勢當中，沒有一項與北京有關。與印度一樣，香港的優勢都是英國人遺留下來的。由此可見，一九八零年代末，劉曉波路過香港時發出的「中國的現代化必須經過三百年殖民地」之感歎，看似激憤，實則說出了常識。
然而，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之後，北京越來越明目張膽地毀壞英國留下的制度遺產。很多喪失安全感的香港人憤怒地喊出「中國人滾回中國去」、打出港英米字旗。對此，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中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陳佐洱表示「深感痛心」。陳佐洱以及他的主子習近平不願傾聽港人的心聲：對於很多香港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出生時英國和中國已就香港的未來達成協議，他們無法改變這一歷史，但他們不會輕易放棄香港的自由與法治的價值。香港民主派政治家、律師吳靄儀指出，香港代表著機會、包容、寬容、開放。這些價值跟中國無關，顯而易見，香港在中國歷史中沒有根，香港的根在歐洲。
一名英國和歐洲的保守黨人的世界觀
關於自己的價值立場，彭定康清晰地闡述道：「作為一個英國人，確切地說作為英國和歐洲的保守黨人，我信奉市場、個體企業、限制政府角色、參與式多元主義、個人責任、家庭的重要性和法治。我是一個天主教徒，我也是一個愛國者。」在左翼占絕對上風的歐洲政界和知識界，這是「政治不正確」。
二戰以後，英美兩國在政治格局、生活方式、信仰狀況等方面已存在巨大差異。在此背景下即可發現，彭定康的保守主義與美國的保守主義之間仍有相當之差別——他對美國川普政府的猛烈抨擊，表明在國際事務中，作為英國保守黨人的彭定康，其立場比美國民主黨人更「左」，更不用說與美國共和黨人相比了。
彭定康對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的軟弱無能感到恥辱，尤其是南斯拉夫的血腥內戰，僅波士尼亞就有二十二萬人遭到屠殺，「集中營又重回到了其起源地歐洲大陸」，而「我們讓保護平民的軍隊處於漠視強姦和謀殺這樣令人無法忍受的道德境地」。在關鍵時刻，還得由美國主導的北約出面解開這團亂麻。然而，彭定康又批評美國「不受約束」，建議在聯合國的框架下解決問題——即便他承認聯合國是一個腐敗和低能的國際機構。
與大部分歐洲政治家一樣，彭定康不敢對非民主的伊斯蘭世界說一個「不」字，因為穆斯林不僅是近在咫尺的「鄰居」，更是已鑲嵌進歐洲肌體的龐大的移民群體——僅僅在西歐，便有近兩千萬穆罕默德的信徒，在英國有兩百多萬。在這些穆斯林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願融入歐洲的文化、政治、經濟和生活方式。歐洲政客一味遷就之，一廂情願地倡議「文化多元」與「和平共處」。比如，在巴以衝突中，彭定康對巴方頗為同情，卻隻字不提巴解前領導人阿拉法特之貪污腐敗和巴勒斯坦當局內部的專制獨裁。
彭定康對英國在二戰後地位的迅速下降有清醒的認識，大英帝國不得不成為美國這個昔日殖民地的「小兄弟」，儘管心有不甘，他亦坦然承認「英國實際上是別在美國翻領上的一個多邊主義徽章。」他也是歐洲少有的「親美派」政治人物。他的父親是一名銷售美國唱片的商人，他是聽著美國的歌曲、浸淫著美國文化長大的。從青年時代第一次訪美之後，他就一直對美國印象良好。在歐盟最高層任職多年後，他承認，歐盟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足以成為抗衡美國的力量，但他希望歐盟與美國找到一種更好的合作方式，共同對世界發揮更大、更良性的影響。在美國獨大是既成事實的世界上，歐盟可以擔任「幫助者」角色。
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頁，彭定康盛讚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是全世界的學校——給每個民族、每個大陸、每個文明以教育。美國是其他國家實現願望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和典範，是其他國家效仿的對象。……二十一世紀的主題將是美國歷史堅持的、美國領導真正集中體現和維護的價值觀：民主、多元主義、進取心和法治。」
彭定康的自由和法治理念，在香港已生根發芽；但他篤信的英美保守主義價值，在香港卻宛如空谷回音、知音寥寥。
——关键评论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