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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于1957年（陈先泽摄） |
写下这个题目，不是歌颂"反右"。那个公然施行阳谋诡计悍然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把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一巴掌打进专制独裁的深渊，从此国祸民殃，贻祸至今。它的一大特征，就是在全社会施行逆淘汰：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并非某公一时的呓语，而是他培养提拔心灵卑污智商低下之徒、迫害摧残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之士的精心策划，以保证这个史无前例的专制独裁体制长治久安。所以，对于无力回天的个人来说，究竟甘当高贵的奴才，还是屈居卑贱的另类，不得不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型的严肃问题。我得以进入后一卑贱序列，而免去与高贵的同志们为伍，自然也免去和他们一起继续作案，——这就是"幸"了。
1957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对李井泉同志传达今年二月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的报告进行攻击。"李井泉自然属于知名高贵人物，不介绍了。我是他治下的一个小干部，共青团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听了他的传达报告，认为它和毛泽东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有名讲话相抵触：他（李井泉）说大学里多数是地富资本家子弟，他们的老子老于世故藏在后面，由儿子端出反动话来要杀几千几万人；可是毛主席却说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这不是和领袖对着干吗！我哪里知道他传达的正是毛对党内高干讲的私房话，我听到的最高指示却是讲给民主人士听的录音稿，而且不久以后就被大修大改得和前一讲话的精神毫无二致而公开发表了。所以面对批判我只好承认是我污蔑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李井泉；原来他们两位都毫无不折腾人民的意思啊。
那年年末，我所在的机关又承担了李井泉亲自布置的一个任务，组织全市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刚才对付成人的那套阳谋拷贝下来去欺骗孩子们，鼓励他们向党交心，交出来以后将其中让党放心不下者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葬送一生，最轻的惩罚也是在高考材料上注明不得录取，以免进了大学效法右派师兄师姐破坏稳定。如果那时我未成为右派，注定会参加甚至主持这场迫害孩子的阴谋。而且更惊险的是，那些幸好没有坏在我手里的牺牲里，有一个后来竟成为我的亲爱的妻子！读者诸君，你们说险也不险，幸也不幸？
小传 1933年生于北平，祖籍四川。抗战开始前随父母逃难回老家。在学生运动中接受中共争自由争民主的教育，至今念念不忘。1951年奉调从事青年工作，旋被打成右派分子。"改正"以后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当代地方史。八十年代开始写杂文，除地方史著外有杂文集《希望断想录》、《中国人的梦》、《黄一龙阅世美文》和《我的中国胆》以及《中国杂文百部丛书·黄一龙集》和《中国当代杂文精品丛书·老问题闯新世纪》问世。
附录：我的右派档案
"反右派运动"过去六十年了，当年的右派分子死的死了，老的老了，一问案情，都是"错划"。把几十万人都划错了却依然嘴硬，说那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过了五十年都不许人家在出版物上喊声冤枉，事情做得也太过太绝太无人性了。再过十来年右派死绝，那段历史灰飞烟灭，就成全了新承大统的主子们，可以放心地涂改历史，赞美他们祖上"完全（而非个别也非部分）正确和必要"反右派的丰功伟绩了。所以我认为，所有一息尚存的右派分子们，都该把自己当年所经历的真相说出来，把当年的文书公布出来，使祖国大地遍布反右遗迹，土掩不住，火烧不绝，让案犯无所遁形，给后世留下信史。
以下是鄙人当年的一纸处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我的"主要错误"的叙述，今天已经不用作任何说明，就可知道究竟是谁在"犯错误"。而对于其处分意见部分，则有一点说明。
文件上的处分意见，只有免去职务，留党察看，反映了我所在机关的领导和所在支部的同志们对我的依依不舍手下留情。可是上报中共成都市委以后，一直没有下文。到了次年初该把我和"下放干部"一起发配到农村去，大家等着照相告别了，我仍是"妾身未分明"：处分决议如果得到批准呢，就算"下放干部"，就该戴大红花照相；如果不批准，就是右派分子，那就彻底完蛋，更无相照花戴了。可是上面批示就是不来，急得机关反右五人小组人人不安，最后一起面谒市委书记廖井丹。廖书记的一句指示大大地抬举了我，他说："黄一龙不划右派，成都还划哪个？！"这个过程，当然是几十年后我才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鄙人在成都政治生活中居然一度如此显要，原因就在决议中指出的"对李井泉同志传达今年二月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的报告进行攻击"，这就相当于"大不敬"的罪了。于是我就被开除党籍，成了"右派分子"。不过我的"显要地位"也很快消逝，因为过不了几天，中共四川省委就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抓出一批右派，其中赫然有名的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青委书记叶石。有趣的是，他的主要罪名，依然是那条"大不敬"罪："对李井泉同志……进行攻击"！ 而且多年以后，我又知道，当年经那位廖书记"某某不划右派，成都还划哪个"指示而落网的"某某"，成都还有很多，并非我的殊荣呢！
2012年9月25日初稿
2018年1月23日改定
中共团（成都）市委支部关于处分黄一龙的决议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黄一龙，男，现年二十四岁，四川省华阳县人。家庭出身教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二年十月入党，现任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由于黄一龙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入党后又存在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思想上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并且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和立场。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逐渐深入、国际修正主义大肆泛滥、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大肆进攻的时候，黄一龙便失掉立场，逐步倒向了资产阶级右派的阵营，向党进攻。黄一龙的主要错误，是否认了今天阶级斗争的存在，认为阶级观点已经过时。在宣传工作上，对青年的估计和分析完全违背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甚至发展倒对李井泉同志传达今年二月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的报告进行攻击，说"李政委报告有教条主义，应该检查"。错误地强调"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便往往采取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共青团工作上，认为"共青团保证党的领导和代表青年利益有矛盾"，这种观点曾经带到了第三次全国团代表大会上，要求"三大"讨论保证党的领导与代表青年利益有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如何解决此一问题。由于"三大"未接受他的这个错误意见，加上黄一龙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点，便说"三大"不民主，没有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最后大会通过决议时，准备弃权，经其他同志劝阻后，始勉强举了手。并且同意和支持右派分子王亚生向团中央、党中央进攻的《当前全国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的反动文章。在大鸣大放中，在肃反和选派留学生等党的重大政策上黄一龙思想上和右派发生了共鸣，也认为"有问题"、"搞错了"。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黄一龙当时思想上却认为是"群众思想活跃"、"批评空气形成了"、"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形势是正常的"。
根据以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黄一龙是已经完全掉入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但由于黄一龙在运动中还能够主动向党交代自己的问题，检查思想和批判错误，目前对自己的错误也有一定的认识，并愿意决心改造自己，且以往工作一贯表现积极负责，支部委员会认为可以不作为右派分子处理，但为了严肃党纪，教育黄一龙本人，党内应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团市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长职务，降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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