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奈保尔笔下的另类帝国主义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奈保尔。
人们早就认为奈保尔应获诺贝尔奖。据说从1973年开始，他就在考虑名单上。但是西方学院左派强烈反对他的入选，称他是蔑视第三世界的"种族主义者"。今年奈保尔之得奖，恰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后，某些人难免要猜疑：是不是他对伊斯兰的不敬之词迎合了西方目前的政治潮流，学院左派终于挡不住了？
瑞典文学院从来不公布评奖讨论过程，难免给"阴谋"论者留下发挥的空间。人云亦云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奈保尔对伊斯兰到底说了什么独特的话？对愿意思考的人，这才是真正有兴味之处。
得奖后，国人谈论的多是奈保尔的小说。他有两部长篇，《比斯瓦斯先生之屋》和《大河湾》，被蓝灯书屋"当代文库"编辑列入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但世人争论最烈的，却是奈保尔访问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两本游记：《在信仰者中间》和《何以置信》。这四个都是穆斯林国家，但不属于创建了伊斯兰的阿拉伯民族，奈保尔称之为"改教民族"，并将这些国家的当前问题回溯到伊斯兰与本土文化的冲撞。以他自身的多重文化背景，文化角度当是奈保尔的透视强点。
我在图书馆已借不到这两本书。新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也已经脱销；旧书现在售价是原价两倍。幸好笔者今年１月撰写关于阿富汗的《一小搅动四大的圣战》时，曾将《何以置信》（Beyond Belief）借出一阅，现在手头还有几段笔记和一些复印章节，可以作个简单介绍。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奈保尔。
人们早就认为奈保尔应获诺贝尔奖。据说从1973年开始，他就在考虑名单上。但是西方学院左派强烈反对他的入选，称他是蔑视第三世界的"种族主义者"。今年奈保尔之得奖，恰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后，某些人难免要猜疑：是不是他对伊斯兰的不敬之词迎合了西方目前的政治潮流，学院左派终于挡不住了？
瑞典文学院从来不公布评奖讨论过程，难免给"阴谋"论者留下发挥的空间。人云亦云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奈保尔对伊斯兰到底说了什么独特的话？对愿意思考的人，这才是真正有兴味之处。
得奖后，国人谈论的多是奈保尔的小说。他有两部长篇，《比斯瓦斯先生之屋》和《大河湾》，被蓝灯书屋"当代文库"编辑列入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但世人争论最烈的，却是奈保尔访问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两本游记：《在信仰者中间》和《何以置信》。这四个都是穆斯林国家，但不属于创建了伊斯兰的阿拉伯民族，奈保尔称之为"改教民族"，并将这些国家的当前问题回溯到伊斯兰与本土文化的冲撞。以他自身的多重文化背景，文化角度当是奈保尔的透视强点。
我在图书馆已借不到这两本书。新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也已经脱销；旧书现在售价是原价两倍。幸好笔者今年１月撰写关于阿富汗的《一小搅动四大的圣战》时，曾将《何以置信》（Beyond Belief）借出一阅，现在手头还有几段笔记和一些复印章节，可以作个简单介绍。
奈保尔最引起西方争议、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两次去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这四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后所写的两部游记：1981年出版的《在信仰者中间》（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出版的《难以置信》（Beyond Belief）。
奈保尔在1979年和1995年分别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去上述四个国家旅游、考察。他和各种普通人交谈，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尝试去理解为什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那些原本不是穆斯林国家的印度次大陆地区发展那么迅猛。虽然奈保尔的作品完全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松散的游记式的纪实作品，他的确发现了几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其他研究伊斯兰教的著作中没有这些内容的话，那就是奈保尔的独特发现了，仔细归纳起来大概有下列这几条：
首先，奈保尔指出，伊斯兰教的解释者似乎更提倡君主和百姓平等的概念（很像马 克 思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低等级的、贫穷的印度教人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下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国家历来也都是贫穷落后的，所以伊斯兰教显得颇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当然，均贫富、求平等的乌托邦幻想不仅在穷人中，在gc主义社会中，在印度的等级社会中，即使在富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相当有市场的。
在奈保尔1979年旅行时，正是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刚刚成功，他亲身体验了那种到处充满革命气息的景象。到处是示威、游行，报纸上全是套话。当时在伊朗有两个革命在同时进行：gc主义革命和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霍梅尼同时反对左翼gc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gc主义革命只有穷人基础，却没有宗教基础；所以既有穷人，又有宗教的霍梅尼成功了。但两种革命打的主要旗号都是相同的：均贫富、求平等的乌托邦境界，纯粹被信仰统治的社会。
其次，奈保尔发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都有被西方殖民的历史，因此伊斯兰教非常容易地被他们的领导人用作对抗西方文化、西方价值的武器。所以，伊斯兰教在刺激、煽动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伊斯兰教要求皈依者抹掉他们过去的历史。因为伊斯兰教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所以如果你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穆斯林（所有伊斯兰教徒统称穆斯林），那么你就是一个皈依者。而作为皈依者的马来西亚人、巴基斯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伊朗人，他们都不是原本的穆斯林人。为了使皈依者表现完全的对阿拉伯的忠诚，最终只认阿拉伯，所以伊斯兰教要求皈依者抹去过去祖先的历史。"几乎所有我们这些次大陆穆斯林人都给自己编织出一个阿拉伯祖先出来，"一个被奈保尔采访的人告诉他。
这些皈依者往往比阿拉伯人更极端，更狂热，更容易走向原教旨主义。《纽约时报》记者在911恐怖份子袭击美国后问奈保尔，"在你曾采访过的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和伊朗都有拉登的支持者，你是否吃惊？"他回答："不吃惊。因为他们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坦白地说，这些不是阿拉伯人。这些皈依者最神经质的一部份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就像法国人说的，奴仆必须表现得比国王更支持君主制。"
对于那些皈依者来说，伊斯兰教其实只是一个引进的宗教，但这个宗教则切断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传统，导致他们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他们的历史从阿拉伯开始，好像在伊斯兰教进入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历史。以前的一切都被抹掉了。"
所以，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在进行一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现代社会形式的战争，同时也和当地人民的传统精神发生战争。他说法国人在五百年的罗马统治后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历史，自己祖先的传统。但是伊斯兰教则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历史、忘记传统，最后脑中只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们除了伊斯兰教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回归的传统。所以他说，"伊斯兰是人类迄今最不妥协的、最危险的帝国主义。"
第四，"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人们都是纯洁透明的，整个儿一个空空的接受器皿，等著宗教往里面倒。"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奈保尔说，"这是不可能的，人永远不可能空白到那种地步。"由于现实无法达到宗教所要求的纯洁度，所以，在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奈保尔感觉到有一种既虚无主义，又神经质的东西。他对伊斯兰教让人们自愿地成为"虚无"非常不能容忍。他说，"伊斯兰的帝国主义是非常具摧毁性的，因为它想要的是人的头脑。"这真让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不寒而栗，因为共产主义要的也是人的头脑。两者做的都很成功。
第五，在《难以置信》里，奈保尔写到，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并没有真正解决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回避周围现实生活和宗教冲突的困境。那些宗教的利用者们自己的革命一次次地失败，他们许多似是而非的胡话一次次地破产。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缺陷是从它的根源上来的，这种缺陷在伊斯兰的历史上一直就有:对于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预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义中寻求解释和解决办法的同时，开始把愤怒转向西方。
在《在信仰者中间》一书中，奈保尔写道:"处于中世纪状态中的（中东）人被石油和金钱惊醒了，他们在感觉到力量的同时感觉到威胁，同时意识到正在被一个巨大的文明包围。他们感觉到不能左右那个文明，应该拒绝那个文明，但同时他们又感觉到对那个文明（科技）的依赖。"
奈保尔描述到:他们自然地使用电话联系，理所当然地享受著电视，却从没想过这些都是西方文明创造的东西。他们使用西方文明发明创造的现代化设备，用英语出版科技、建筑杂志，用西方建筑学设计伊斯兰城市规划，甚至用西方语言攻击西方。他们感觉到被强大的西方文明包围著，无法左右，必须拒绝。在伊朗的书店里，gc社会接受和推崇的文学，像萧洛霍夫、斯坦贝克、杰克．伦敦等作家的作品，以及英文的马列著作都被醒目地陈列。和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抵抗西方成为支撑穆斯林独裁者的最有力支柱。宗教更把穆斯林人对西方的愤怒神圣化了，使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等各个方面都对西方愤怒。伊斯兰教的解释者告诉他们，伊斯兰是纯洁的、完美的，必须抵抗腐朽、堕落的西方。但是，奈保尔不无讽刺地写道，那些穆斯林人只要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信仰的土地"逃到"金钱的土地"。
在巴基斯坦他目睹了政府的腐败，疯狂的信徒们对自己的国家毫无信心。奈保尔说，巴基斯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制造了"伊斯兰世界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宗教国家"的缩影——"一个只产生皈依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里到处是头脑简单的恶棍，最容易被摧毁，最容易被左右。"
在印尼，奈保尔看到苏哈托利用伊斯兰教扩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创造一种使非穆斯林人恐惧的社会环境。奈保尔强烈抨击印尼的知识份子，他采访的著名印尼知识份子对印尼前景的想法和梁启超、mao相同，那就是必须得先塑造"新人"，然后才能发展社会、发展民主。mao是通过gc主义塑"新人"，印尼则通过伊斯兰塑"新人"。这些印尼知识份子们也似乎明白了，必须和权势联合起来才能成事，所以他们一方面为政府的意识形态服务，一方面要去西方学习。奈保尔说这些印尼知识份子虽然在科技现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时更是苏哈托独 裁政府的帮凶。
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问题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的问题都更严重的问题。"他于《在信仰者中间》写道："伊斯兰的狂热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狂热，对信仰的狂热，政治狂热。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敏感的男人们，他们随时都酝酿著恐怖骚乱。""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就是狂热和仇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靠仇恨喂养的。"他们强调死亡、流血、报复。奈保尔认为西方长期对独 裁的穆斯林世界的容忍迟早要给文明世界带来灾难。
奈保尔对穆斯林世界如此尖刻的批评不仅惹怒穆斯林世界，在西方也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而遭到攻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奈保尔政治观点的人，都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奈保尔长期被诺贝尔奖提名，但一直没有得到，除了他对于非洲第三世界的观点之外，主要是由于他关于伊斯兰教的作品和言论。
注：《难以置信》（Beyond Belief）又译作《超越信仰》。
第四，"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人们都是纯洁透明的，整个儿一个空空的接受器皿，等著宗教往里面倒。"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奈保尔说，"这是不可能的，人永远不可能空白到那种地步。"由于现实无法达到宗教所要求的纯洁度，所以，在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奈保尔感觉到有一种既虚无主义，又神经质的东西。他对伊斯兰教让人们自愿地成为"虚无"非常不能容忍。他说，"伊斯兰的帝国主义是非常具摧毁性的，因为它想要的是人的头脑。"这真让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不寒而栗，因为共产主义要的也是人的头脑。两者做的都很成功。
第五，在《难以置信》里，奈保尔写到，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并没有真正解决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回避周围现实生活和宗教冲突的困境。那些宗教的利用者们自己的革命一次次地失败，他们许多似是而非的胡话一次次地破产。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缺陷是从它的根源上来的，这种缺陷在伊斯兰的历史上一直就有:对于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预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义中寻求解释和解决办法的同时，开始把愤怒转向西方。
在《在信仰者中间》一书中，奈保尔写道:"处于中世纪状态中的（中东）人被石油和金钱惊醒了，他们在感觉到力量的同时感觉到威胁，同时意识到正在被一个巨大的文明包围。他们感觉到不能左右那个文明，应该拒绝那个文明，但同时他们又感觉到对那个文明（科技）的依赖。"
奈保尔描述到:他们自然地使用电话联系，理所当然地享受著电视，却从没想过这些都是西方文明创造的东西。他们使用西方文明发明创造的现代化设备，用英语出版科技、建筑杂志，用西方建筑学设计伊斯兰城市规划，甚至用西方语言攻击西方。他们感觉到被强大的西方文明包围著，无法左右，必须拒绝。在伊朗的书店里，gc社会接受和推崇的文学，像萧洛霍夫、斯坦贝克、杰克．伦敦等作家的作品，以及英文的马列著作都被醒目地陈列。和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抵抗西方成为支撑穆斯林独裁者的最有力支柱。宗教更把穆斯林人对西方的愤怒神圣化了，使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等各个方面都对西方愤怒。伊斯兰教的解释者告诉他们，伊斯兰是纯洁的、完美的，必须抵抗腐朽、堕落的西方。但是，奈保尔不无讽刺地写道，那些穆斯林人只要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信仰的土地"逃到"金钱的土地"。
在巴基斯坦他目睹了政府的腐败，疯狂的信徒们对自己的国家毫无信心。奈保尔说，巴基斯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制造了"伊斯兰世界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宗教国家"的缩影——"一个只产生皈依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里到处是头脑简单的恶棍，最容易被摧毁，最容易被左右。"
在印尼，奈保尔看到苏哈托利用伊斯兰教扩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创造一种使非穆斯林人恐惧的社会环境。奈保尔强烈抨击印尼的知识份子，他采访的著名印尼知识份子对印尼前景的想法和梁启超、mao相同，那就是必须得先塑造"新人"，然后才能发展社会、发展民主。mao是通过gc主义塑"新人"，印尼则通过伊斯兰塑"新人"。这些印尼知识份子们也似乎明白了，必须和权势联合起来才能成事，所以他们一方面为政府的意识形态服务，一方面要去西方学习。奈保尔说这些印尼知识份子虽然在科技现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时更是苏哈托独 裁政府的帮凶。
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问题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的问题都更严重的问题。"他于《在信仰者中间》写道："伊斯兰的狂热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狂热，对信仰的狂热，政治狂热。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敏感的男人们，他们随时都酝酿著恐怖骚乱。""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就是狂热和仇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靠仇恨喂养的。"他们强调死亡、流血、报复。奈保尔认为西方长期对独 裁的穆斯林世界的容忍迟早要给文明世界带来灾难。
奈保尔对穆斯林世界如此尖刻的批评不仅惹怒穆斯林世界，在西方也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而遭到攻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奈保尔政治观点的人，都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奈保尔长期被诺贝尔奖提名，但一直没有得到，除了他对于非洲第三世界的观点之外，主要是由于他关于伊斯兰教的作品和言论。
注：《难以置信》（Beyond Belief）又译作《超越信仰》。
二、『书里书外』奈保尔的伊斯兰之旅
奈保尔开始伊斯兰之旅的时候，伊斯兰运动正风起云涌。最令人瞩目的事件可能就是霍梅尼领导伊朗革 命获得胜利。流放若干年之后，他终于荣归故里。在伊朗，国王领导之下实行的由不同信仰的外国人主要参与的现代化，就此告终。由一个宗教领袖领导的回到从前的运动，就此大规模开始。类似的革命，后来在阿富汗也发生过，领导革命的，是一帮有信仰的年轻学生，叫做塔利班。这是后话。看这本书，可能有助于理解阿富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革命。
开始伊斯兰之旅时，奈保尔已经将近50岁。在这个年纪，他满腹经书。关于信仰，关于疮痍满目的伊斯兰历史，他很可能已经烂熟于胸。他还没有做的，是还没有在伊斯兰革命最新大规模爆发的地方考察因信仰而发生的革 命，是还没有抵达伊朗，是还没有写关于信仰者言行的书。这样想来，他的伊斯兰旅程，不是发现未知，而是寻找佐证，寻找现代的佐证。他自己不想证明什么，而是想让现代穆斯林自己证明他们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在证明的信 念，以及信念带给他们的希望、彷徨、绝望。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考察结果，与他原来的想法是否一致。也不知道，看完书之后，我是否会找到答案，因为我不知道，在他的旅程尽头，他是否找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伊斯兰自己的学者，是否在冷静地观察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我也不知道，伊斯兰学者自己是否能够以超然的态度来看自己的历史和未来，我不知道，伊斯兰学者身处那种环境，是否能够自 由搏击自 由研究那种信 念。当然，我也不知道，奈保尔对伊斯兰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是否真实的，是否有缺陷，他对信 仰 者的实地观察，是否能佐证他多少的结论，我都不知道。我只大概知道，他对这些问题，已经读过相当多的书，有他自己的想法。我当然没有看到他的读书单。我所能做的，就是跟随他的脚步，跟著他的目光，看他看到的一切。
当然，他不会知道，我在他的文字中旅行时，想到的是，另外一种信念，在另外一个国度，曾经被奉为圭皋。几乎是所有的人，如那些穆斯林一样，曾经狂热相信，信念或者信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生活中一切的一切，必须按照先知的规定来实施，来规范。一切都可以牺牲，必须牺牲。甚至可以屠杀，甚至可以杀戮，以信仰的名义。这些事情，并非穆 斯林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发生在其他地方。但一大不同是，我所在的民族，虽然曾经因为某种信仰而狂热，应为狂热而发生类似我上面所说的事情，但是，我所在的民族，从文化和传统上说，不是一个有疯 狂宗教信仰的民族。那种由于有目的的故意误导而产生的狂热信仰，在灾难发生之后，在无数痛苦之后，已经在解 放思想的旗帜下，失去了原来的神圣光辉。甚至那些曾经致力于误 导的人，也可能深刻怀疑那种信仰。事实是，没有那种信仰，我们也活著，而且比有那种方式的信仰，活得更好。或者说，我们不用那么狂热，也可以活著，也可以活得更好。没有疯狂的非理性的信仰，也许是我们民族得以生存五千年的秘诀之一。只有这样的民族，才会不断检讨得失，才会说实事求是，才会说解放思想。也许我是错的，但我绝不相信，一个有疯 狂信 仰的民族，会有胆量说实事求是，会有勇气说解放思想。一个有这样传统的民族，我相信，可以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走得远一些，走的比较顺畅一些，留下一些更为辉煌的东西。由此引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可以在文明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有些民族最多就是贡献一个信仰，贡献一块地毯，以及一堆死亡的思想。而另外一些民族，贡献哈勃望远镜，贡献计算机，贡献莎士比亚，贡献托尔斯泰，贡献李白。不同的贡献，来自不同的文化，这不是偶然的。不同的民族，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不同的物种，或者相同的物种，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国家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国家，是一个长达多少万年的选择过程，或者长达几百年的选择过程。这些过程并没有完结。物竞天择，我相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一直是存在的，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虽然，是否应当存在，是否合乎被很多人致力于发展弘扬的道德，是否合乎千奇百怪的法律，是否合乎被很多人疯狂持有而被另一部分人利用的信仰，是另外一说。
当然，我所想到的，只是一个很大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方面。我没有能力阐述这么严肃的题目，也不想阐述。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看的时候，也没有将一闪而过的想法记录下来，只是信马由缰看来，让我的想法和作者的想法随风而逝。我也不想将书中一些我感兴趣的细节，或者说法，摘录下来。我只是将记得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来。对书中很多事情，我很可能误读误解，而我自己的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奈保尔开始伊斯兰之旅的时候，伊斯兰运动正风起云涌。最令人瞩目的事件可能就是霍梅尼领导伊朗革 命获得胜利。流放若干年之后，他终于荣归故里。在伊朗，国王领导之下实行的由不同信仰的外国人主要参与的现代化，就此告终。由一个宗教领袖领导的回到从前的运动，就此大规模开始。类似的革命，后来在阿富汗也发生过，领导革命的，是一帮有信仰的年轻学生，叫做塔利班。这是后话。看这本书，可能有助于理解阿富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革命。
开始伊斯兰之旅时，奈保尔已经将近50岁。在这个年纪，他满腹经书。关于信仰，关于疮痍满目的伊斯兰历史，他很可能已经烂熟于胸。他还没有做的，是还没有在伊斯兰革命最新大规模爆发的地方考察因信仰而发生的革 命，是还没有抵达伊朗，是还没有写关于信仰者言行的书。这样想来，他的伊斯兰旅程，不是发现未知，而是寻找佐证，寻找现代的佐证。他自己不想证明什么，而是想让现代穆斯林自己证明他们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在证明的信 念，以及信念带给他们的希望、彷徨、绝望。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考察结果，与他原来的想法是否一致。也不知道，看完书之后，我是否会找到答案，因为我不知道，在他的旅程尽头，他是否找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伊斯兰自己的学者，是否在冷静地观察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我也不知道，伊斯兰学者自己是否能够以超然的态度来看自己的历史和未来，我不知道，伊斯兰学者身处那种环境，是否能够自 由搏击自 由研究那种信 念。当然，我也不知道，奈保尔对伊斯兰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是否真实的，是否有缺陷，他对信 仰 者的实地观察，是否能佐证他多少的结论，我都不知道。我只大概知道，他对这些问题，已经读过相当多的书，有他自己的想法。我当然没有看到他的读书单。我所能做的，就是跟随他的脚步，跟著他的目光，看他看到的一切。
当然，他不会知道，我在他的文字中旅行时，想到的是，另外一种信念，在另外一个国度，曾经被奉为圭皋。几乎是所有的人，如那些穆斯林一样，曾经狂热相信，信念或者信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生活中一切的一切，必须按照先知的规定来实施，来规范。一切都可以牺牲，必须牺牲。甚至可以屠杀，甚至可以杀戮，以信仰的名义。这些事情，并非穆 斯林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发生在其他地方。但一大不同是，我所在的民族，虽然曾经因为某种信仰而狂热，应为狂热而发生类似我上面所说的事情，但是，我所在的民族，从文化和传统上说，不是一个有疯 狂宗教信仰的民族。那种由于有目的的故意误导而产生的狂热信仰，在灾难发生之后，在无数痛苦之后，已经在解 放思想的旗帜下，失去了原来的神圣光辉。甚至那些曾经致力于误 导的人，也可能深刻怀疑那种信仰。事实是，没有那种信仰，我们也活著，而且比有那种方式的信仰，活得更好。或者说，我们不用那么狂热，也可以活著，也可以活得更好。没有疯狂的非理性的信仰，也许是我们民族得以生存五千年的秘诀之一。只有这样的民族，才会不断检讨得失，才会说实事求是，才会说解放思想。也许我是错的，但我绝不相信，一个有疯 狂信 仰的民族，会有胆量说实事求是，会有勇气说解放思想。一个有这样传统的民族，我相信，可以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走得远一些，走的比较顺畅一些，留下一些更为辉煌的东西。由此引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可以在文明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有些民族最多就是贡献一个信仰，贡献一块地毯，以及一堆死亡的思想。而另外一些民族，贡献哈勃望远镜，贡献计算机，贡献莎士比亚，贡献托尔斯泰，贡献李白。不同的贡献，来自不同的文化，这不是偶然的。不同的民族，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不同的物种，或者相同的物种，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国家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国家，是一个长达多少万年的选择过程，或者长达几百年的选择过程。这些过程并没有完结。物竞天择，我相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一直是存在的，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虽然，是否应当存在，是否合乎被很多人致力于发展弘扬的道德，是否合乎千奇百怪的法律，是否合乎被很多人疯狂持有而被另一部分人利用的信仰，是另外一说。
当然，我所想到的，只是一个很大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方面。我没有能力阐述这么严肃的题目，也不想阐述。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看的时候，也没有将一闪而过的想法记录下来，只是信马由缰看来，让我的想法和作者的想法随风而逝。我也不想将书中一些我感兴趣的细节，或者说法，摘录下来。我只是将记得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来。对书中很多事情，我很可能误读误解，而我自己的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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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V. S. Naipaul | |
|---|---|
 | |
| 出生 | 1932年8月17日 查瓜納斯, 千里達及托巴哥 |
| 職業 | 小說家, 散文家 |
| 國籍 |  千里達及托巴哥 英國 |
| 體裁 | 小說, 隨筆 |
| 獎項 | 布克獎 1971 諾貝爾文學獎 2001 |
| 配偶 |
Patricia Ann Hale Naipaul (1955–96)
Nadira Khannum Alvi Naipaul (1996–現任) |
維迪亞德哈爾·蘇拉易普拉薩德·奈波爾爵士，Kt.，TC（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簡稱V. S. Naipaul，1932年8月17日－），又譯為奈波尔，印度裔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祖籍印度，生於千里達，1950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畢業後，遷居倫敦，曾任職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他的作品以小說和遊記居多，《紐約時報》書評曾稱讚他為「世界作家、語言大師、眼光獨到的小說奇才。」他的小說作品《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列入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之一。旅遊文學「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及《印度：百萬叛亂的今天》是他在遊記方面的最著名作品。
1990年被英國女王封為下級勳位爵士。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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