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8日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8月，新疆喀什一名戴头巾的女性在市场的小吃摊前。
雷国俊(James Leibold)是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政治学与亚洲研究高级讲师，现居北京。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他最近从西部的新疆访问归来。新疆名义上是中国维吾尔人的自治区。维吾尔人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语言属突厥语族。最近几年，政府对文化和宗教表达的限制在新疆激起了怨恨，不时以流血暴力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我们的采访中，雷国俊谈论了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起源、政府对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的种种控制措施，以及政府提出的穆斯林妇女摘下头巾的要求。
问：中国是从何时开始划分民族的？
- 查看大图Courtesy of James Leibold雷国俊
答：根据语言和文化划分不同群体的做法从帝国时代就开始了。近期对人口进行"科学"划分的尝试始于民国时期游历了中国南方各地的外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这种做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采纳，并与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学理论进行了融合。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这种划分变得更加复杂和制度化，不过还是在反映清朝以来奉行的通过地方习俗来进行统治的政策——承认民族头领，以提供官职和金钱的方式来让他们融入政权。
如今的体系仍然建立在民族收买的基础上。"我们会承认你的少数民族身份，如果你遵守游戏规则，我们就将为你提供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你要抵抗，就等着挨揍吧。"这就是被清朝称作"恩威并施"的民族统治政策，或者也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问：你目前的工作如何体现了这一点？
答：眼下，我正与美国的一名同事共同研究共产党在新疆推行的不戴头巾运动。党为那些摘下头巾的女性提供免费前往上海或乌鲁木齐旅游的机会，把她们树为摘下头巾的典范。但是，那些不摘的人，就会失去一些优惠待遇，或者要受到行政拘留。
这种恩威并施的模式一直是汉族（在中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族）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所采用的政策。改变的只是其复杂性和渗透程度。清朝的时候，山高皇帝远，帝国由大约2万名官员管理。如今，共产党有8600万党员，有能力驻守在中国的每个边远角落，并深入到基层中去。
问：我们可以从目前的政策中看到这一点，对吗？
答：最近，党开展了"群众路线"运动，目的是让官员们深入基层社区。西藏的群众路线是第一个，始于2011年，并于2013年结束，期间共有2万名官员进驻各个村庄。新疆的运动始于今年3月，计划在三年时间里，派20万名官员参加下基层活动。今年，共有将近7.5万名党员被分成五人至七人的小组接受了派遣，其中三分之一去了位于南疆的农村，将在那里驻留一年。他们就是党的耳目，要确保政策在地方的执行。
问：你觉得这种政策的效果如何？
答：需要一名优秀的人类学家前往这些村庄并住在当地，观察发生了什么情况。[描述该政策的]文件谈到了各种具体的安全措施，要求他们不要在铁丝网围起来的区域之外随便活动，除非有武警的护送。这可谈不上什么社区建设，是吧？
在中国，党会开展多种多样的运动，张贴亮闪闪的宣传海报，公开各种"严打"目标，但官员们通常是走走过场，设法熬过这段时间，或是给人塞钱以便回到乌鲁木齐。这种群众路线真的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吗？我很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帝国时期和民国时期相比，政府的力量已经呈几何级数增长。
问：你认为暴力事件与这些运动有关吗？
答：是的，这些政策会带来一种反弹。暴行事件与政府渗透到基层有关。你可以不干涉他们，让他们走自己的路。但如果你将他们逼到角落里，有些人就会进行反抗。
问：共产党是怎么看待那些非汉族的干部呢？
答：在上世纪80年代，共产党提拔了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后来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领导下，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入党。如今，共产党有600万名少数民族成员。但北京方面认为，这中间有很多人可能没在积极推行党的政策。
例如，最近有很多有关根除党员宗教信仰的讨论。我认为，党越来越意识到，虽然八九十年代边疆地区有很多党员，但他们并没有贯彻党的规定。
问：政府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答：没有。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无法承认错误和问题。习近平只是在9月末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表示，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民族关系基本和谐。这几乎与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每条声明一致。但是全球范围内都存在民族问题，你首先必须承认。只有承认缺点，你才能谈论它们，并寻求解决方案。但在中国，连第一步也无法迈出。没有人谈论它。
但是，党的压制工作做得不错。
问：这是否会导致爆炸？
答：我不相信高压锅理论。
问：为什么？
答：就是因为人数太少，问题太遥远。法轮功[一个被取缔的灵修团体]或家庭教会的严重程度要高很多，因为这涉及汉族核心中的大批人员。
同时，共产党还投入了大笔资金用来收买大量少数民族的某种默许。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一些过于激进或边缘化的人或许会这么做，但大多数人只是会继续自己的生活——他们内心或许存在怨恨，但同时也屈从了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
尽管问题肯定难以解决，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谈论此事。民族问题太敏感了。很难让人们畅所欲言。
问：这就是你最近一次去新疆的结论吗？
答：是的。和田[新疆西南部的一个小镇]的情况尤其紧张。和田是汉人营造现代性的一个奇怪的据点——工业化程度很高，而且没有太多特色。那里大约有100名汉族人在中心公共广场上跳舞，旁边还有士兵在保护他们——他们很多人都带着狗。士兵们带着机枪和警棍——有像长矛一样的尖头的。你必须通过一个检查站才能进去。
这是一个奇怪景象：汉族士兵保护着汉族平民，而这座城市将近90％的人都是维吾尔族人。我拍了几张照片，人民武警就拿起了对讲机。当我试图离开时，大约五名警察过来围住我，把我带到了一个警察局。他们不相信我不是记者。一分钟前，他们还告诉我，这里有多么危险，我应该好自为之。然而，当我说我是游客时，他们的反应就变成了："哦……好的……当然，我们欢迎游客。这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欢迎来到和田市！"
但是，对于我拍的那些照片，他们并不开心，还想删了它们。
问：他们很担心。
答：对。但是他们的政策太被动了。自习上台以来，北京、昆明和乌鲁木齐都遭到极具轰动效应的袭击。这些让他们非常尴尬。不过，他们不会采取主动，因为他们没有解决方案。他们不愿意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想想一些可能更有成效的新方法。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它似乎根本无解。我讨厌自己这种听起来很悲观的说法，但是从目前的政权来看，情况似乎的确如此。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2月1日。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王湛、许欣、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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