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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月21日港府学联对话现场 |
当前，令中共当局最棘手的，莫过于香港"占中"的民意诉求与威权政治颜面的各自执守。选民意志与中央政府的强硬态度僵持不下，几无回旋妥协的余地。先不论结局如何，"占中"事件表明，中国政治已步入威权政治与民选政治博弈的新阶段。对中央政府来说，如何面对选民与民意机构的诉求，将成为政治运作的新课题；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生态而言，这种博弈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一是指公民政治诉求与政府管理权限之间的博弈，这本身就是民选政治的题中之义；二是"占中"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这既有具体事件上对立的现实原因，也有近代中国政治曲折坎坷的历史影响。这其中，中共建政后的负面影响最大。先有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闭关锁国的停滞、倒退，再有后三十年权力把持如故与开放市场经济的跛脚改革。这两个三十年背景下形成的政府失信、权贵寻租、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万象，正是把持权力、垄断资源、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讲规则的直接后果。
香港市民对民主价值自有他们的认同和理解，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活动"和对香港自由繁荣的精心呵护，足以说明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求。而这种来自内心的信念，则是他们对直选、普选民主权利格外较真的关键。就現代政治而言，公民意識是大陸人最需覺醒的觀念，在公民意识建立之前，未必能理解港人的执着，实则是在行使他们"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权利。更何况，"占中"虽有港人争取自己民主权利的具体诉求，更有对香港及中国未来的预警和担忧的长远眼光。
我们把"占中"一类的民主诉求视为中国政治"新常态"的开端，是基于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历史三峡"，激流险滩的曲折艰难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从"文革"极权政治，到"六四"及其镇压维稳，政治转型始终伴随着艰辛和痛苦。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忽视"东方专制制度"对政治家们的影响，更不能低估斯大林主义在制度中的残余。
"东方专制制度"经"东方发展道路" 转型而引发动荡与革命，此发展路径的阵痛，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无论马克思怎样给社会下错了药方，但他对东方专制社会的剖析却是入木三分的。在马克思笔下，东方专制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政府习惯于将人民视为"传统规则下的奴隶"，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在我们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他由此断言，改变东方专制制度封闭落后的专制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迫使"天朝帝国一旦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死亡的时刻就将迅速来临"。在现代浪潮的冲击下，有着相似的专制政治传统的韩国、日本、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几经周折，终于学会了如何在宪政阳光下与选民和民意机构打交道，不但找到了传统东方社会政治转型的钥匙，同时也避免了革命与动荡。学会和选民和民意机构打交道，是中国政治家需要补上的一课。
政治诉求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对中国政治来说是"新"，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沟通、宽容、妥协的传统。这就需要我们将权力置于宪政的笼中运作，让民意在法治的轨道上表达。那种把和平请愿、示威游行视为不稳定，动辄有镇压维稳的过激反应，其实是对现代政治的无知，这最终将导致一个上访暗流涌动、群体事件频发、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
中国政治从维稳步入维权的"新常态"，除了要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选制度各个环节的整体并行，更需要政治家宽容大度的政治风度；而给政治家们带来真正风险则是把持政治、垄断资源环境下的所谓市场经济，这不仅不能推动社会的转型，还会继续坚持"东方专制制度"，使我们的社会成为贪腐的温床，新权贵们的乐园。这才是我们的一场噩梦。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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