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一个值得注意的朕兆

图：王功权（左）许志永

许志永和王功权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合作，是突破性发展。知识分子、企业家，在推进公民社会的活动中有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语言，而且遭到了同样的迫害。

一个时期以来，网上有不少微博和文章热议许志永、王功权等被拘捕的事件，大家从维护公民权利的角度，对政治权力违宪横行表示了正义的愤慨。明明是对他们推行的"新公民运动"进行镇压，却用"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捕他们。这种愚蠢而幼稚的手法，只能使人嗤之以鼻，增强人们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本质的认识，加重对新的执政当局的失望。

在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和网络严打的高潮里镇压"新公民运动"，把"七不讲"和反宪政的口号付之实践，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不值得奇怪。因为据我理解，"新公民运动"提倡的意识形态和开展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争取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这个中心进行的。而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正是"七不讲"中的两项，讲犹不许，岂容活动？何况，实现公民权利，又是宪政民主的一大内涵。所谓宪政，无非就是依宪行政，既要依照宪法建立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机制，又要根据宪法实现公民应有的各种权利，这正是对专制政体的最大威胁，所以才有提倡宪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断。在这个前提下，进而频频亮剑，违宪施暴，也就不难理解了。遗憾的是，同执政当局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现行体制的主观愿望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反而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稳定，进一步削弱了当局的执政基础。

其实，"新公民运动"也好，宣传宪政民主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进行这些活动的人士，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在拜金主义盛行、肉欲横流的社会里，能够突破物质利益的洪流，冲决政治权力设置的重重障碍，为民族前途和国家的自由民主而呐喊奔走，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里，闪耀着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英雄主义交织的灿烂光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社会的精英，本应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却被当成颠覆国家的敌对势力，滥施镇压。是非颠倒，何等荒唐！

但是，从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的角度来考察，进入2013年之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态，都是这个矛盾与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许志永、王功权遭到拘捕，就是这个逻辑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环节。在这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朕兆：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合作和联盟。也许，这正是许、王等人罹祸的一个更深层的政治背景。

《深圳特区报》今年1月15日发表傅国涌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一文，文章认为："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车轮，一边是知识分子，另一边是企业家。""在这两个新兴社会阶层能够发挥作用的时代，他们还可以对权力构成制衡。"我十分赞成他的观点。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推进现代化的两个车轮，他们既是民主革命的两大动力，也是专制体制的两大威胁。毛泽东是深谙个中三昧的，他在五十年代发动"三大改造"，接着又开展反右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扫除对他的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最大威胁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进入高潮时曾不无得意地宣称：反右派是继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摧毁略具规模的新民主主义、实现专制主义全面复辟的历史大倒退。毛泽东正是通过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威胁，确立并巩固了他的独裁统治。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企业逐步从复苏走向繁荣，出现了日渐强大的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也摆脱了"臭老九"的尴尬地位，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进入新世纪后，这两个阶层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日益扩大，但他们都是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里为社会做出各自的贡献。企业家为社会提供丰富的产品，在积累个人财富的同时，通过纳税和慈善事业等方式，服务社会；知识分子的影响和贡献主要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其先进一翼则投入争取自由、民主和维权等活动，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两者各行其是，很少接触、交锋，更谈不上合作和联合。即使有也限于商业或文化领域，没有涉及政治领域。

许志永和王功权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合作，使我们看到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性发展。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企业家，在争取公民权利、推进公民社会的活动中有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语言，而且遭到了同样的迫害。这就使这一事件超出了他们个人的意义，而成为具有象征性的政治事件。

在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的中坚。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劳动创造，传道授业，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为社会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知识使他们知古通今，眼界开阔，从而有可能建立起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感，推进民族复兴的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具有这个特征，他们中的先进群体，才成为近现代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先锋。"六四"之后，知识分子在专制权力的高压下集体失声，但严酷的政治环境也促使他们反思。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不少知识分子通过对六十多年的经验教训的反思，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认识历史，也重新认识自己，浴火重生，回归自我，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许志永正是他们的出色代表。

企业家是现代中国最年轻的阶级。民营企业滥觞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个体户和乡镇企业，发展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经过二十多年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站稳脚跟的民营企业家逐渐形成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共同处境的社会群体。他们由于处在不良的政治环境和半市场的经济形势之下，不能不承受无法无天的政治权力的压榨和垄断经济的排挤，以致许多人被迫屈服于恶劣的客观条件，用行贿等不法手段同官府勾结，来保持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谋取更大的利益。但也有一些企业家不齿于此，他们从企业活动的实践中认识到，民营企业的艰难处境，总的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因此，要改善民营企业的发展条件，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机制。这也是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必然会有一些企业家挺身而出，投入呼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列。王功权已经开了先例，定将后继有人。

许王被拘捕事件使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联手活动的范例。他们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合作，预告着这两个阶层（或阶级）的联盟的未来。

我在1995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知识分子"下海"和中产阶层的兴起》。在这篇文章里，我分析了"六四"后大量知识分子下海和新生中产阶层的特点，并且指出："中产阶层同知识阶层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这两个阶层的联盟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事过18年后的今天，终于出现了这个联盟的朕兆，这是值得高兴的。

2013年10月4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