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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束星北 |
古代中國之所以落後，其根本原因是皇帝壟斷了真理，一言九鼎。只要堅持壟斷真理，就會把一切不符合宇宙真理的思想都禁錮起來，於是創新力就被扼殺了。
報載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主辦的"2013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上，2006年經濟學獎得主艾德蒙•菲爾普斯忠告道：中國的許多企業"創新力還是零"是因為"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都擠著想去做公務員，這是一種嚴重的浪費。"他認爲"聰明的年輕人"應該到西部、南部、北部去開公司。因為他認為"政府機構不是給年輕人的，這是低估了他們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費了社會花在他們身上的教育成本。"
無疑這是金玉良言,然而在官本位的國度裏，官場對"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來説吸引力遠遠超過商界、學界、企業等一切非官場機構。政府機關需要的固然是循規蹈矩的吏，而不是勇於創新的人，否則海歸前輩周樹人先生不會離開公務員崗位去南方，成了聞名全國的魯迅，愛因斯坦也不會放棄他在瑞士的公務員生涯，而潛心研究相對論；然而，在思想受到禁錮的制度下，官場之外的學界商界研究所工廠農村真的有創新的土壤嗎？
他曾不屈從任何權威和權貴
束星北教授的一生也許能回答这个問題。這位民國時代著名物理學家，在相對論和電磁學方面的研究中成果迭出；他擅長實驗，中國第一台雷達就出於他之手。他的研究生、兩彈元勳、國防科工委核子試驗基地副司令兼研究所所長程開甲院士認為像他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界是罕見的"。但是束教授桀驁不馴，他質疑過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也在大庭廣眾中當面指責過蔣委員長，因為他不認為需要屈從任何權威和權貴。在他看來，爭論正是磨礪思想、生產靈感的良方，因此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玻爾1937年訪華，在杭州期間，年方而立的束博士尋找一切機會與玻爾爭論，甚至冒著傾盆大雨，"只為了能多爭論幾句"，這引起了玻爾之子的注意，在日記上記下了前面引述的那句話。至於他與王淦昌這兩位在浙江大學同系任教的大師更是爭論不休。甚至專門開設"物理討論"課程，在學生面前公開提問相詰，有時還爭得面紅耳赤，成了浙大的一道風景。這種爭論不但沒有使他們成為"敵人"，反而兩人的學術水準都在爭論中相得益彰。束教授喜歡爭論，但憎惡暴力，聞國民黨政府槍殺浙大學生于子三，他倡議罷教以示抗議。這種特立獨行的性格自然會對束教授的人生帶來不少坎坷，然而不得不承認束教授從1931年學成回國之後，其創新力蓬勃發展的時期正是他在民國時期浙江大學那段學術生涯。
他的創新力歸宿于專政威力
1949年解放軍進入杭州，束教授既沒有逃離也沒有上街歡迎，而是在屋裡研讀《新民主主義論》和解放軍的入城佈告。他相信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對於任何一個政權都是有益無害的。他選擇與新政權合作。沒有參加過任何黨團和特務組織的他主動去"反動黨團特務組織成員登記處"交出了抗戰期間得到的一支手槍，如實填寫自己的履歷，宣示對新政權的歸順。開始似乎一切如常，沒有人故意找他麻煩，甚至他還可以仗義執言為蒙冤的蘇步青教授辯護，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也可以拒寫自我侮辱人格的"悔過書"。然而形勢比人強，該來的總要來的。學蘇聯，理工分家，於是浙大被肢解成工科大學，理科必須分出去，束教授去了山東大學。山大校長是著名的馬列主義哲學家，具有高度的理論自信，堅信在如此美妙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下，依靠手中掌握的宇宙真理，一定能改造這個舊知識份子，令其走上光明的道路。然而，雖經多次談話、規勸、批評，告誡他馬列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可以管物理、化學乃至一切。束某人卻不服管，竟然在大會上公開頂撞校長，叫囂"自然科學第一，馬列哲學第二"。如此一來，縱然叔叔可忍，嬸嬸們也不可忍，矛盾性質轉化了，先是將束某人逐出物理系不准上講臺，進而戴上極右分子帽子，最後經刑事判決定為反革命分子，交專政機關實施管制。證據充分：抗戰期間，束某曾在國民政府軍令部任技術室副主任從事指導研製收發報機、雷達等"罪惡活動"（系刑事判決書原話，不敢更改），薪水相當於兩個少將，根據公安部的條例，在國軍中任上尉連長以上者即為反革命分子，更何況兩個少將！雖然束某在抗戰一結束就離開了那個技術室，那是枝節問題。於是束教授結束教授生涯。（順便提一下，那位掌握了宇宙真理的哲學家的處境比束某更慘：就在束某被逐出物理系的那年，哲學家直接被投入監獄，罪名也是反革命！罪狀之一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束某，然而束某僅被判管制3年而哲學家卻是徒刑13年外加剝奪政治權利7年，於1972年在獄中病逝，直到1980年才平反昭雪。嗚呼！宇宙真理真成了咒語！管住了一切！）他想去技術部門而不允，卻被發配到月子口水庫工地，在勞改隊裡被評為"較壞隊員"，水庫完工後又到醫學院去當清潔工繼續接受管制共8年，在那裏他的創新力終於有了歸宿：用於研究便池的結垢問題。這就是人民專政的巨大威力。
学术生涯50年一半被驱离讲台
轉機出現是因為束先生的學生李政道獲准訪華。諾獎得主1972年向國家領導人提出要求見恩師一面，雖未如願，但使束先生得到了"一批二用"的機會。經安排，他參加了粘結劑的物理測試、修理雷達等技術工作。真正允許他重新執鞭走上物理講臺是在1978年。從此各種頭銜紛至遝來，然而七十有三的老人又能剩下多少創新力呢？1982，他去世的前一年，中國物理學會給他頒發榮譽證表彰他為物理科研教學辛勤工作50年。可是實際上其中近一半時間，而且本應是學術的結果期，他被驅離物理講臺，在辛勤地挖土方和"洗涮茅房"。
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曾說過，造成蘇共亡党的根本原因是壟斷真理。其實不光是一個政黨，任何民族都是這樣。中世紀的西方真理也曾經被壟斷，異端邪說的歸宿是綁上火刑柱，伽利略被迫承認錯誤，然而地球並不因伽利略認了錯就聽從教會的命令停止旋轉。幸好後來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打破了這種壟斷，才有近代西方科技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古代中國之所以落後，其根本原因是皇帝壟斷了真理，一言九鼎。老皇朝垮臺了，新皇朝取而代之卻又重蹈覆轍，周而復始，墮入輪回。只要堅持壟斷真理，就會把一切不符合宇宙真理的思想都禁錮起來，於是創新力就被扼殺了。就算有充滿創新力的天才，就算那位天才原本從事著能發揮其創新力的事業，但是在禁錮思想自由的同時，也把創新力擊得粉碎，一切歸零。束星北就是千萬個例證中的一則。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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